冯德传余柏静杨如涨冯长标孙如冲①
慈溪市范市镇（原属镇海县）的太平闸村党支部，是1943年春建立的。在抗日战争的4年中，他们高举红旗支援新四军浙东纵队，踊跃参军参干，组织民兵协同作战，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成为三北地区红色堡垒村之一。1945年10月上旬，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分批北撤，太平闸村党支部，继续团结一致，高举红旗，凭借机智的合法的方式，坚持在原地斗争，直至解放。
一、送走亲人新四军，救护伤员归队去
抗战胜利了，太平闸村党员、民兵和人民群众都兴高采烈。9月底，大批新四军到了古窑浦海边，要从这里乘船北撤。
村党支部的党员岑祥纪、戚瑞林、冯德传等为新四军转运物资，看着亲人乘船渡海，心里非常难过。他们是眼看三五支队从浦东渡海过来的，当时三北一带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国民党的游击队根本不抗日，反而扰民游劫。三五支队一过来，就打日本鬼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太平闸村青年纷纷参军，部队也一天一天壮大起来，日本鬼子和伪军都龟缩到据点中去了。如今迎来了抗战胜利，可是亲人却要走了，乌云要遮拢来了。
这时，准备渡海的五支队首长派人找到了村党支部，说：有一批伤员大约25人左右，是在周巷战斗中受伤的。国民党的九十八军一二三师一个团勾结伪军妄图把抗日的新四军消灭，五支队被迫自卫反击，击毙顽军团长1名，俘虏200余人，缴获轻机枪20余挺，长短枪200余支。五支队派来的人说：“这25个伤员，有5个是重伤，其他是轻伤，一时无法乘船北撤，太平闸村是老区的堡垒村，我们只得把这批伤员托付给太平闸村老乡，希望村党支部救护他们。部队首长准备拨出4000斤大米，作为伤病员医治和生活之用。”党支部同志满口答应，立即把25位伤病员分别抬送到村民家里。由村里的民兵、妇女会成员负责救护。当时太平闸村根本不具备救治的条件，连懂医的人也没有，全凭村民的一片热忱。他们为伤员清洗伤口，喂粥，喂茶水，洗血衣、纱布。新四军大部队北撤了，国民党的乡公所立即挂出牌子，传说国民党的军队已到了三北，开始抓人杀人。村党支部觉得伤员再住在村子里不安全，顽军一到，这么几十户人家一个小村子，25个伤员，马上就暴露，一定要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大家商议再三，决定把伤员分批抬到海边王家路、戎家等三处管理排水的闸屋里，那里离村子有几里路远，又是海边，即使顽军到了村里，只要保守秘密，外边人是不会知道的，饭和茶水，每餐派人送去。因最起码救生条件都没有，5个重伤员不幸死去。党支部和民兵只好含泪把他们埋在海塘边。经过20天救治，10多个伤员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他们是外地人，无家可归，党员岑祥纪和戚瑞林，就联系了一只哨船，把这10余位战士送到苏北去，岑和戚两人也随船北撤了。不久，另外七八个伤员也基本恢复健康，党支部就询问他们是哪村人，有一个伤员是白沙河角那边人，党支部就派他的同乡黄金贵摇了一条小船，装着500斤大米，把他送回老家，其他也都送回家投亲靠友了。
二、团结一致拒登记，“只有民夫没有民兵”
在新四军北撤时，镇海县龙山区委的组织委员许梅生给党支
部开过会，估计到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乡镇政权会卷土重来，要预先做好准备，派党员冯德传为保长，姚春堂为副保长以应变。
范市乡公所的乡队副张达果然在新四军大部队北撤不久，来到了太平闸村，张达一来，立即布置了两件事：一是要民兵登记；二是要查找沈宏康的下落。
党支部早已有了准备，统一了口径说：
“我们村里没有民兵，只有民夫。”
“什么，太平闸会没有民兵队？”
众口一致：“民兵没有，为三五支队挑挑东西做民夫是有的，国军不是也常抓民夫吗？”张达无法，又问：“沈宏康在哪里？”
党支部和沈宏康的父亲沈长福也早已商定，张达逼问时都回答：“沈宏康是长福嬷带来的儿子，不是长福伯亲生的，他早不在村里了，我们根本不晓得他在哪里。”
长福伯的回答也是一样：“宏康是我老婆带来的，不是我亲生。我早已与他脱离关系，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大约是1945年年底，冯德传正同胡玉麟、孙永山两位留下的同志在岑银康家里谈话，娘来叫他说：“阿传，家里有两个人叫你去。”冯回到家里一看是两个陌生人，一个戴大帽穿长衫，一个戴吕宋帽穿短打。感到吃惊，穿长衫的先问：“你是冯德传吗？”冯回答：“是”。那个穿短打的拿出手枪顶住冯，穿长衫的立即拿出手铐把冯德传铐住，说：“我们是古窑浦来的叫你去一趟。”推推搡搡押去古窑浦。一路上又是打耳光，又是脚踢，还对冯德传骂骂咧咧：“你私通土匪，给土匪做事！”这两个人所说的“土匪”，就是指“三五支队”。冯德传心里暗想：三五支队爱护老百姓，怎么会是土匪？你们倒真是土匪，分明是来敲竹杠的。这两个家伙又问：“教书先生你认识吗？”
冯德传回答：“认识。”
“她是不是三五支队？”
“我怎么知道！”
押到古窑浦保长家里，德传的父亲连忙同余祥荣来找古窑浦开明士绅虞家芝。请两个家伙吃饭。这两个家伙开口了：要用钱来交保。
德传的爹回到村里，找党支部和民兵们想办法。太平闸村只有棉花，出售棉花换口粮吃。于是你拿出5斤棉花，他拿出10斤棉花，也有一个党员拿出30斤棉花的。棉花折合钱，一共有32个党员、民兵和群众凑集了480斤棉花，折合成一笔巨款，送到古窑浦这两个家伙那里，把冯德传保了出来。
三、新四军北撤了，共产党的旗帜还在
新四军北撤后，一时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党支部怎么活动？支委水荣、阿银、德传三个人商量：新四军北撤了，但是我们要继续保持党的旗帜，支部公开不能活动了，是不是用两个办法：一是利用三五支队刚来时组织弟兄会形式结拜兄弟，把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一是学习南泥湾精神开荒发展生产。
于是在1946年正月十五，先由两个党员与比较接近的4个青年结为6兄弟，大家宣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这六兄弟结拜的消息一传出，接着岑水荣就举行十结拜，后来又有余祥兴的八结拜，几个党员把民兵积极分子20多人都团结在一起，拧成了一股绳。
1945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长福爸偷偷跑到冯德传家来通知：“宏康回来了，在家里，叫你去我家，他有事。”沈宏康是 1945年10月初由慈镇县工委布置秘密坚持在庄市区的，因为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同志在新四军北撤不到半月就牺牲了，他也正为着找不到上级关系而焦急。但是他还是记得在家乡他亲自发展的几个党员，他要把这些党员联系接上。
冯德传汇报了党支部如何抗拒国民党乡公所强迫民兵们登记，如何用结拜兄弟形式抱成一团……
沈宏康说：“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新四军北撤了，但是我们党还在，我们党员要高举红旗。当然，我们不能冒冒失失，要注意隐蔽，保存自己，等待时机。”沈宏康又个别找了岑水荣等同志交谈。
水荣谈到余柏静从四明山回家来打埋伏。余柏静是1943年由沈宏康介绍入党的，由组织上送到梁弄四明行政公署参加革命工作。沈说：你叫她到我家来。余柏静正在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发愁。她一听沈宏康叫她，马上拿了介绍信到宏康家里，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她说：组织上叫我们在家乡打埋伏，把组织关系转到三北特办，可是三北特办在哪里呢？我真急死了。她恭恭敬敬把介绍信交给了沈宏康。沈宏康布置她：可以用抗日战争时期姐妹会形式用结拜姐妹方法串连几个妇女积极分子，把妇女团结起来。他问余柏静：你比较要好的有哪几个妇女积极分子？余柏静说出了三个人：一是她的阿姨，出身贫苦；一个是蔡阿月；一个是岑银花。抗日战争时期都是积极分子，与她也很谈得来。沈宏康说：你可以找她们用结拜姐妹形式。将来看她们表现，可以发展为党员。你的关系，归我单线领导。后来这3个妇女积极分子都秘密入了党。
太平闸支部，在新四军北撤后，留下6个党员。1947年在结拜兄弟中发展了5个，1948年又发展了5个，解放战争中一共有16个党员。另外还有余柏静等4名妇女党员。
四、开荒无罪，种田有理；反攻倒算，教师遭害
党支部除了用结拜兄弟形式抱成一团外，平日主要活动是开荒。大家讨论：现在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提学习南泥湾口号目标太暴露。还是提出不影响海塘开荒，自开、自种、自收。如果有人干涉，起码得自种、自收3年免税，3年后打算交租。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共开了16亩荒地，种上豆子、棉花，长势喜人。这件事引起了范市乡乡长范道伦的注意，他传下话来：太平闸村刁民乱开荒，破坏生产，要写一个报告上来。村里没有人会起草报告，就请村校的教师周勤达（周尧连）来写。周勤达在三五支队里当过文化教员，思想进步，很有正义感。他写了一份报告，义正词严地说：开荒无罪，种田有理……范道伦看了报告，大吃一惊：太平闸村都是红脚梗，没有人会舞文弄墨，而且写出来的话，全是共产党为穷人说话那一套。仔细一查，知道是太平闸村村校教师周勤达写的。于是他在范市大开祠堂门，敲锣集合人：凡16岁以上男丁，携带钉耙、铁锨、锄头，大约有200来人。此事发生在 1947年7月23日上午，大队人马气势汹汹赶到太平闸村，岑水荣正在理发，头还只理了一半，就被抓住，还有吴开顺也被抓住。范市这些人在范道伦挑动下，下落不问，用铁锨、钉耙就行起凶来。水荣和开顺凭着力气大，分开众人逃了出来。范市的另一部分人就把大批棉花横倒。还有一伙人说要烧村校草舍，把草舍拉倒。周勤达站出来说：“你们这样把棉花横掉，这是破坏生产，至于要烧掉学校更是不对的，学生要读书。”行凶的暴徒想：正要找你这个四只眼先生呢，一拳打过来，把周先生的眼镜打掉了，又上来几个人，把周先生拖到新塘头芦苇塘壕沟洞里，范小龙两兄弟为首把周先生活活用铁锨打死。
打死了人，这批被煽动起来的人也有点心寒（害怕），就匆匆回去。太平闸村青壮年一边派人把周先生的尸体保护好，一边集合人马要找范市人算账。那些肇事的范市人回去后，范道伦又派人敲锣，开祠堂门，恶言挑拨：太平闸村人要来报仇，凡16岁以上青壮年组织两个队，守住村庄。
太平闸村党支部成员虽然报仇心切，经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是范道伦煽动宗族情绪，让受欺骗群众出来“打大阵”，目的是反攻倒算，因为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和三五支队领导太平闸农民实行减租减息，范道伦见现在新四军三五支队北撤了，是他的天下了，他想杀害仗义执言的周先生；如果我们上了当，也去“打大阵”，双方受到伤害的都是群众。现在首要的是通知周先生家属，通过合法斗争形式，向镇海县农会转县政府去控告。可是在当时，政权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县长周力山以“周先生曾是‘共匪’，作‘通匪’论处”，不了了之。一直到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时，人民政府才将范道伦和凶手范小龙兄弟公审后镇压。
五、太平闸人民心向党，出钱出人支持武装
1947年正月初一，沈宏康又秘密回到了老家。他找党支部成员传达华中局 1946年9月20日的指示，党员们记住三句话：放手发动群众，重新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发展浙东游击根据地。这是沈宏康在11月间与中共鄞慈特派员兼慈镇特派员陈爱中接上了关系后，陈爱中向他传达了华中局重要指示，并要其广泛向党员传达。1947年1月，赵士炘从山东被派回来，任慈镇县特派员。赵和沈两人从山南到山北，趁春节之间，以访友走亲眷为名，向党员传达上级要重新建立武装的指示。太平闸党支部成员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个个摩拳擦掌。沈宏康又受赵的派遣，到上海联络北撤后隐蔽在沪的许多同志，如郑侠虎、孙永山、宓文海、施阿林等等。他把第一次去上海带回来的孙永山等人送到四明山去受短期训练，自己回到慈镇地区准备在甸山乡窖湖地方缴乡公所的武器，成立武工队。当时赵、沈两人是赤手空拳，要缴枪成立武工队。要人，已经从上海等地联络了一部分同志，是没问题的；但人要吃饭，这就要钱，钱从哪里来？沈宏康想到：只好向太平闸老乡们筹集了。老赵为难地说：“太平闸村很穷困，全年吃杂粮，难得收起棉花，还要缴租、缴税，剩下几斤是作为春耕生产的吃饭本钿的。”可是沈宏康给太平闸村支部成员一说，冯德传、水荣就和保长阿银的爹商量（这个保长也是共产党组织安排的）。阿银爹说：“只要三五支队重新拉武装，我们忍饥挨饿也愿意。”于是挨家挨户动员，这一家拿出5斤棉花皮，那一家拿出10斤，很快筹集了500斤棉花的钱，让武工队有了立足之本。
窖湖缴枪成功，慈镇县成立县大队，有兵源、有干部，各区积极开展工作，太平闸村这个只有60几名青壮年的小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军、参干。首先是党员余柏静，她不顾家人反对，动员了自己家里的3个雇工参军。沈宏康说：“春耕开始，你家雇工都走了，会不会影响你家生产，你爸会不会骂你？”余柏静义无反顾地说：“让他们跟你走！”太平闸村在抗战期间不到3年中有22人参军、参干，3年解放战争中陆续又有33人参军、参干，其中有4人牺牲。详见下表：
六、保守秘密，宁折不弯；掩护干部，万死不变
1947年10月，慈镇县中区区工委成立，太平闸党支部第一个恢复了活动。由于太平闸村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坚强有力，太平闸村群众觉悟很高，县工委决定在村里成立一个联络站，由姚春堂负责。县工委、中区区工委、武工队经常以太平闸村为基点开会、筹划、商议革命斗争大事。在太平闸村党支部领导下，全村老小不但动员亲人参军、参干，而且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掩护部队、干部的活动。
余柏静在还未脱产工作前，就动员妇女支部的几个党员，秘密为部队做军鞋。当时部队还没有公开，村里一部分老婆婆封建思想还很浓厚，青年姑娘做男人穿的鞋子容易引来议论，暴露目标，所以余柏静她们只能偷偷地做，一共做了10双军鞋，送给了部队，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认为这比买来的力士鞋还要宝贵。
太平闸村又重新发挥了红色堡垒村的作用。因生孩子而未北撤的民运干部屠剑秋（张志飞妻子）隐蔽在太平闸村小学教书，落脚在叶浩昌家，叶妈妈待她如亲人。1947年7月一个晚上，屠剑秋起来小便，叶妈妈为她点了灯，这灯光被埋伏在附近的国民党保警队看到了，破门而入，前来查问。叶妈妈不慌不忙说：“这是我上海回来的大女儿。”屠剑秋也连声喊“妈”。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就将屠手上戴的一只金戒指抢走，扬长而去。
同年上半年，原抗日时期海防大队战士王阿月有任务来三北，住在岑银芳嫂家里。那天正好镇海保警队来“清乡”，他们抓了七八十人押到晒场上，要全村人一个个去认，有人认识就放了。后来只剩下两个人了，其中就有王阿月。银芳嫂心急如焚。与老伴和女儿商量，决心不顾个人安危，当场去认亲。银芳嫂向敌人说：“阿月是我上海来的侄子，所以大家不认识他。”叶浩昌当时也帮银芳嫂说话，敌人只得把阿月放了。王阿月和银芳嫂从此结成深厚的友谊，解放后成了她的女婿。王阿月就像儿子一样孝敬她。
当中区区工委负责同志林之山胃病发作，住在太平闸村崔松海家“打埋伏”时，松海的妹妹像服侍兄长一样服侍老林。有一次敌人来了，松海就背着林之山去别处隐蔽。解放后，松海的妹妹一直与林之山兄妹相称，像亲戚一样往来。
1947年6月底，沈宏康奉命在太平闸陈家路一带接应浦东渡海过来的张凡部队。部队登岸后，遭到敌人袭击，幸亏太平闸村党员事先在淞浦河上准备好4条小船，使部队顺利突围。可是有3担子弹掉入陈家路附近河中。冯德传等党员、积极分子花了两个晚上，潜水把子弹打捞上来，又秘密放到瓜田里晾燥，全部送上四明山，解了主力部队缺少子弹的燃眉之急。9月7日，大雨滂沱，慈镇县工委在太平闸召开部分区工委书记、武工队队长会议。半夜，敌百余人突来包围。武工队员陈其昌发现敌情鸣枪报警，县工委领导人分头突围，敌人迁怒于群众，抓去姚春棠、叶浩昌、岑尧芳、叶松元、沈世湾、范厉祥、沈长福等7人，严刑逼供，还抢去一部分款子。被捕群众不畏强暴，未暴露丝毫革命秘密，后共凑齐2500斤棉花价的款子保释出狱。3年解放战争中，敌人8次共捕去了太平闸村群众21人次。男的被捕，表现坚强，家属毫无怨言，虽然，经济上蒙受损失，但始终保守革命秘密。
共产党与群众血肉相连，使这个红色堡垒村更加巩固，越来越坚强。1947年10月，陈其昌舍身救全村就是一个典型。陈其昌原是太平闸村雇工，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北撤时因左脚负伤留下。1947年3月参加县武工队，10月因患病住沈孝仁家休养。深夜听到狗吠声，陈其昌立即出来，与敌人相遇，终因身患重病，在跳河时被捕。敌人还捕去胡荣水、胡仁龙、胡张浩等人，和陈一起关押在范市乡公所。敌人妄图从陈其昌身上打开缺口，摧毁红色堡垒村。警察所长声称：“只要有人来认，你就可以保释。”陈早就识破敌人的阴谋，坚持说不认识太平闸村任何人，并悄悄对胡荣水说：“你们一定要讲不认识我，否则太平闸村保不牢，要赶快设法转告太平闸村男女老少。”一个星期之后，敌人押陈到太平闸村，说：“你这个人，只要有认识的人，还可以保释。”可是陈坚持说不认识人。趁敌人不备，还悄悄关照小店余耕新：“公公，你千万不要叫我，告诉所有人不要叫我，否则太平闸村保勿牢。”陈其昌后来为全村群众的安全英勇就义。全村人民亲手掩埋了烈士。解放后，还给他建造了一座碑亭，每逢清明节，众多群众前去悼念。
①冯德传、余柏静都是抗日战争中入党的老党员；杨如涨、冯长标、孙如冲系解放战争中入党的老党员，都年逾古稀，1998年12月在范市镇政府聚会纪念宁波解放50周年时座谈回忆，整理成文。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