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的特点
与宁波、上海、杭州相近，交通方便，历来经商者较多，农民也往往重商轻农，托人送其子弟去学生意，做商人。因此，有不少大、中、小商人差不多各个乡都有，有的还很有些名气。民族资产阶级不多，或多或少受到日帝侵略战争影响，有的子弟不得不回乡守业。
土地不多，却较肥沃。有的人家农商兼之，所以中农较多，富农也不少，雇农外来者居多。
土地集中程度不高，上百亩的就算大地主了，也不多。不少是工商业兼地主，中小地主较多，发财主要靠工商业。
近蒋介石老家，沦陷后，国民党统治较强，乡镇长大都是地方上层分子（士绅、中产阶级等），或其代理人。
这些情况，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队领导都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
二、策略和方法
1941年4月，浙东沦陷。不久，浦东抗日武装南渡杭州湾到达浙东。秋，“五支四大”自余姚、慈溪南进到镇北龙山区。当时，龙山区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在镇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主任汪立本，有一个警察大队，驻于龙山区山北雁门乡邱王村一带。在龙山区山南一带有一个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师的散兵游勇聚集起来的“游击队”，首领是该师的溃逃连长姚华康。起先，姚部依附于汪立本，汪给姚一个中队长名义，姚不满，汪为拉拢姚，又封姚为镇海县警察第三大队大队长。后来姚独霸山南，独吞赋税和海口税收，不服从汪命令，于是汪姚交恶，互相火拼，结果，姚胜汪败，汪北退到龙山镇的龙头场，后又北逃到田央乡的田央黄。这两个部队都是不抗日只扰民的部队，老百姓称之为“游吃队”（游游吃吃）。“五支四大”到达后，汪立本既对姚华康不甘心，又对“五支四大”不放心（当时，“五支四大”虽用国民党名义，但汪立本也感觉到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制定了一个阴谋。汪以“政府”名义怂恿“五支四大”打姚，自己“坐山观虎斗”，待姚消灭后，再伺机吃掉“五支四大”，以便“一统山河”。“五支四大”得到了地方党送去的情报后，胸有成竹，既不受利用，也不放弃机会。乃应地方人士要求，以“和事佬”身份，和双方交朋友，搞统战，进行调停。汪、姚慑于“五支四大”的威望（打过日寇）与力量（机枪比他们多），不得不暂时缓和下来。“五支四大”也由此扩大影响。设卡收税，站住脚跟，开展群众工作。这是我军以灰色名义，通过统战工作而开辟新区的一个成功例子。
1942年5月，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委派张志飞来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担任主任（汪立本卷款逃走）。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抗日意识较浓，艰苦朴素。6月李长来任“北办”副主任，他是中共党员。为便于开展工作，在“北办”内部成立了支部，李长来任书记。大家认为要打开镇北局面，争取和团结张志飞很重要。从张的言行和作风中看，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于是李长来同志针对张的思想（为正统观念，犹疑心理等），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帮助，有时彻夜争论，不知疲倦。在工作上，尊重他，有行动尽量取得他的同意（他也从未反对过，有时还一起干）。由于他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十分不满，有倾向抗日、倾向进步的内在因素。所以经过李长来同志的工作，思想认识提高得很快，对党的抗日宣传、抗日措施更加支持、合作和主动。对我党我军更加接近。有时，我们在宿营地居民家印刷党内小册子，他突然闯进来看见了，也一笑了之。他带来的人中，隐藏了一个特务，这家伙见张与我党我军接近，想暗害他，幸被发现。这件事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谁要抗日，谁要破坏抗日。在我党的领导下和张的合作下，镇北局面很快打开，各项工作（特别龙山区）蓬勃开展起来。张最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争取和团结当时当地的重要人物，在统战中是十分重要的。
龙山区有一批少壮派绅士式人物，如龙山镇的朱祖燮、田央乡的黄廷梁、甸山乡的黄大祖、范市的范秋涛等等。大都守父业兼做生意，对乡政也有较大影响力（有的本人过去就做过乡镇长），他们之间互有交往（有的是亲戚）。他们中间也有个中心人物，这就是朱祖燮。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自上海回乡守业的，父是资本家，也购有土地，叫朱庆澜。朱祖燮回乡后，搞过抗日救亡工作团，也当过国民党政权的镇长（龙山镇），也较开明（我们曾帮助过他），后来也做生意，为人精明能干，交友颇广，他在四乡颇有些小名气，我们和他常有往来，是重要的统战对象之一。我们创办凤湖中学时，请他出面当校董，凡有重要会议常请他出席，做生意给他方便。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起了一些作用，并带动了其他少壮派绅士们与我们的关系。在交往中，我们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提高了他们的抗日意识，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至少不反对、不阻挠），在某些方面（如征收公粮、掩护同志、购运物资、发行抗币等）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一支持，有些人也就跟上来了。所以，争取和团结少壮派绅士的中心人物，可以影响和带动另一批人，这在统战工作中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党整个统战策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对敌斗争胜负的因素之一。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类别的中间势力——地方上层分子。龙山区由于工商业资本家较多，这方面的上层分子（及其子弟）也就比较多（当然也有工商地主、中小地主、士绅等），对于稍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广交朋友（这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如开会、吃饭、借宿等），在交谈中进行工作，上级这样做，我们也都这样做。甸山乡施公山有一个士绅华达凡（有土地也有商业），“五支四大”在该村驻营时，大队部常设在他家，林有璋、蔡群帆等同志把他作为一个统战对象，访问谈话，关系较好，华也在谈话中受到教益。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的警察大队在汪立本逃走（大队长王之汕，也一起逃走了）。张志飞初来之时，由孟力军（翁楠森）、黄毅负责带领，他们到处胡作非为，乡民敢怒不敢言，华达凡为首写报告给林有璋同志（当时林是第三支队长）要求我军除害。林有璋同志派部队将警察大队全部缴械，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孟力军和黄毅。华达凡在主席台上历诉孟、黄罪行，要求枪毙孟、黄。最后把罪恶最大的黄毅枪毙了，孟力军交保释放。缴来的枪支交给戚铭渠同志成立龙山区自卫队（当时戚铭渠同志任龙山区区长）。由于这批枪大都是蹩脚货，不能用，华达凡把甸山乡的公私长短枪都集中起来交给龙山自卫队使用。一天晚上龙山自卫队宿营于田央乡的跳山庙里，伪军姚华康拂晓向我偷袭，我军急起一面抵抗，一面转移。华达凡听到枪声，知道出事，立即叫起有猎枪的乡民向跳山庙方向放枪，以作声援。姚部偷袭未成，恐天亮不利，旋即退了回去。我无损失。后来华达凡闻悉姚伪要报复他，就搬到别处去住了。林有璋同志和戚铭渠同志继续把他作为统战对象访问过他。这是争取和团结上层人士比较成功的又一例子。此外对于地方上层分子——中间势力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也适当照顾，他们的正统观念逐步消除，减租不超过“二五”，减息则保障其合理利率（同时也要求农民交租交息），增加工资也使之有利可图；赋税则地主与农民合理负担，其他除做上层分子本人工作外，也注意做他们的家属工作。如动员朱祖燮的妻子黄静娟、黄廷梁妻子方阿斐出来担任龙山区妇女会理事；鼓励朱祖燮儿子朱贻瑾、蒉允芳（澥浦镇）的儿子蒉国龙、蒉国标兄弟参军，介绍虞锦湘的儿子虞顺澂、澥浦镇镇长胡诈民的儿子胡汉庭参加工作（后都入了党）。别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如慈北区动员虞才璋的女儿担任妇女会长，鼓励虞家芝的儿子参军等等。这就使这些上层分子的家庭利益和抗日民族利益连在一起了，和我党我军的利益连在一起了。
乡镇政权在没有改造之前有比较开明的乡镇长和比较顽固的乡镇长。一般说前者的偏见和正统观念较少；后者则反之，偏见深，正统观念重。我们的策略是争取和团结前者，孤立后者，反动时则予以适当打击。前者如龙山镇的虞锦湘、郑振英，田央乡的黄如生等，他们对我党的乡镇措施和任务一般都能支持和完成。后者如范市镇范道伦，此人表现一贯不好。1942年10月，我党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在范市试点，他竟又跳出来带头代表范氏宗祠反对减租，叫嚷“不交租就收田”，态度恶劣。初战务求必胜，农会辅导队组织佃农群众与之进行面对面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的镇长也当不下去了。
龙山区小学比较普遍，每个大村差不多都有学校。当时校长和教师在农民中是比较受尊敬的，他们的话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分量。敌伪妄图占领教育阵地，姚华康强迫凤湖中学迁到据点附近去，就是一例。因此，我们很注意对教师们的教育和团结工作。暑假和寒假我们举办了四期小教训练班、进修班或研究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安排党员教师或积极分子到点线学校、中心小学或后进学校去当校长或教员，成为团结核心，开展工作。对个人也注意做团结争取工作。如龙山镇龙山小学校长虞金迅同志，他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抗战初期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也做过乡镇事务员工作，我们一直把他作为团结对象。“凤中”创办，请他当兼课教员；教育会成立，选他为理事，有时还请他出席地方会议，1945年后又直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整个抗日战争，没有离开过抗日，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又如担任教师多年的朱一靖，在龙山区山南各乡教师中很有声望，也参加过抗日救亡工作，也是我党团结对象，后来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做了不少事情，被吸收入党。整个龙山区的学校和教师（包括敌伪据点内）基本上都在我党领导下（公开的或秘密的），不少中青年教师经过教育、培养、锻炼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也有个别“党棍”校长和顽固教师，我们就把他们孤立起来。如龙城镇演进小学校长魏约平，原是国民党龙山区分部书记，人们称之为“党棍”，学生称之为“眼药瓶”。还有一个林世堂是演进小学教师，因他一切都要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办事，学生称他为“部颁先生”。这两个人在“凤中”创办时，为了统战，也请他们任教。魏约平在讲授他的三民主义党义课中还放厥词，反对共产党和“三五支队”，宣扬“一个领袖一个党”的正统观念。林世堂则主张关门读书，不问时事，顽固地反对学生参加任何抗日活动。两人一吹一唱，互相呼应。“凤中”党员教师和进步师生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办学，林世堂不得不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辞职离去。魏约平感到孤立无援，最后也不来上党义课了。第二学期学校成立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进步教师，加强对学生的抗日教育，学校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也推动了其他小学的抗日教育和抗日活动。
龙山区濒海，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各个乡镇都有一些工商业，海边有渔业，所以，保护工商渔业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肃清盗匪，清除扰民的“游吃队”，安定地方。鼓励和帮助中心区内外贸易，流通商品。海上武装保护渔业生产，保护自由经销，鼓励开荒，允许种植，办手工业。合理收税，取消苛杂，使工商渔业者有利可图，有所发展，这对于争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是很必要的。那时有很多做单帮的商人，只要他们不干不利抗日的事，我们加以保护。其中有些是我们的贸易关系户，通过他们把根据地产品给销出去，把我们需要的物资购运进来，就给以较高的“风险利润”。龙城镇有个单帮商人王永芳，沦陷前，与我们关系就较好，我们帮助他妻子提高思想觉悟和抗日意识，他们也帮助我们解决往来地下人员的住宿和掩护工作（当然不是公开的）。沦陷后，成了我军一个较好的贸易关系点，帮助购运物资、输送干部。抗日战争胜利，我军北撤时，有一些不宜随军行动的负责同志的家属和孕妇，随他乘机帆船到上海，有几个人还住在他亲戚家多日，然后安全转往苏北根据地没出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作为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一个可靠的贸易关系，不断购办运输物资和护送往来干部，也从未出过一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外贸工作。争取、团结、帮助、提高工商业者，这是结合当时当地的特点所需要的。
在抗日民主政权人员中，也有不少非党员同志，有小资产阶级，也有上层人士。有一任龙山区区长就是民主人士赵鹤九（鸣皋）同志（首任镇海县民教馆馆长）。乡镇机构中就更多了，至于民意机关，也注意推选非党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代表参加，如上述的赵鹤九、龙山士绅朱祖燮等都曾参加过慈镇姚虞抗建工作推进委员会，统战工作不应忽略这方面问题。
龙山区普遍组织农会、妇女会、教育会等，根本目的就是发展抗日进步势力，这是统战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方面力量（在农村，主要是劳动农民的力量）在斗争中得到锻炼，逐步强大起来，才能更好地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各种群众组织中，广泛吸收同情分子参加（如妇女会中吸收上层人士的妻女参加就是一例）。这对于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在这方面工作中，特别要注意青年工作（包括青年农民、学生、青年店员、青年教师、地方青年以及地富资本家青年等），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个统战问题。因为青年最富有正义感、有朝气、有抗日意识、有进步要求，有最少的保守思想，最少的正统观念，也最少有家庭顾虑，把他们组织到各种群众团体中去，便可以大大壮大统一战线新鲜力量，并可以影响和推动其他人物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当时，在党员中，在部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各种群众组织中，青年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有不少成了领导骨干。至于吸收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当文化教员，则各地都有。
对于顽固分子，只要他后来不顽固了，不公开反动了即使是短期合作，我们也尽量团结他们，以利抗日。如那个“党棍”魏约平，在我们办教师训练班（进修班）时，仍请他参加，成立教育会时也选他为理事；开反内战大会也请他参加，我们对顽固分子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决不无故斗人家，斗的面不广，人也不多，更不是斗得人家无法生活。魏约平仍当他的校长；范道伦仍过他的绅士生活，并未找他们的麻烦。
对于那些坚决与我为敌的“铁杆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则要坚决予以打击，这对争取和稳定中间势力也是十分必要的。镇北姚华康伪军、慈溪宋清云伪军，我们攻其据点，毁其税卡，袭其行动，一有机会就予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以反共为目的的所谓龙山、庄市区长，一有活动，就坚决打击，迫使他们不得不缩在姚伪据点内，在伪军卵翼下讨生活，表演着伪顽合流的耻剧，使人民越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
敌我交叉的游击区有一个革命两面派的问题（这和中心区有所不同），这就是“内红外白”，对我真心，对敌人假意。我们有条件地允许乡保长应付敌人（但要向我报告情况），如有需索，按我方规定办事。这样可免不必要损失，有利于争取中间分子，也使我方随时掌握敌人动态，决定对策。如果这方面我们一点不考虑、不照顾，反而会吓退中间人士，不利团结对敌。
敌占区的统战工作有其特殊性，它又是隐蔽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澥浦镇是姚伪军的团部所在地，我们通过朱祖燮介绍乐子禾（化名乐礼，中共党员，作为朱的失业亲戚）到伪区公所（也在澥浦镇上）做事，并与伪区长的儿子胡汉庭（地下党员）联系，开展交朋友工作，又设法与姚伪军下层官兵接触，配合其他地下同志的活动，探取情报，争取同情分子，开展敌内部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和关系分别转给“秘密系统”和敌工部门）。又通过关系安插地下党员郑若谷到伪“凤中”任教，开展统战工作，破坏伪化教育，很有成效，使姚华康虽花了钱，却毫无收获。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利于抗日斗争，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策略总原则。
三、效果和体会
自浙东沦陷、建设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险恶的环境，但内外敌人勾结，地富上层分子反水，使我党政军民组织和人员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与捕杀尚未发生过。个别干部被伪军逮捕我们还通过地方上层分子的关系设法营救保释。如民运干部李炯等两人，在回家途中被澥浦岭上姚伪军扣留，我们通过朱祖燮花了一笔钱把他们保释出来。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又如某些贸易关系的商品物资被伪军扣住，经上层人士以商人名义说情花钱获得放行。
由于地方人士往往既是地主又搞商业，在工商界和地富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关系搞好了，对于设立税卡，实行税律，建立粮政，组织金融，发展商品流通等方面可以减少阻力（有的可成助手），有利于对敌经济斗争和根据地（中心区）军民生活。这一点基本上达到了，到抗日战争胜利，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抗拒税粮、破坏经济等事情。
这些地方上层分子人数虽不多，能量却不能低估。龙山地区国民党政权统治较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的上层人士原来就是乡镇保长，有的则是乡镇保长的后台（乡镇保长是他们的代理人）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和影响的人，因此，争取了上层分子就有利于争取和掌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初期），有利于在适当时候改造旧政权，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并使之巩固和发展（如龙山镇争取了朱祖燮，田央乡争取了黄廷梁就是这样的）。龙山中心区政权建设一般经历下述过程：先控制，后改造，最后巩固；先由年纪较大的非党人士（地方士绅或其代理人），后由年纪较轻的积极分子或党员掌权。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争夺权力和破坏行政等事情。
在新区、开辟区或接敌区，通过统战方法，以地方人士或国民党政权名义办学校、办进修班等，以教育和培养抗日干部是可取的。凤湖中学、教师训练班（进修班）等，就是这样办起来和达到目的的，许多青年由此参加革命，参加我军，参加我党。
与地方上层分子的关系搞好了，对于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孤立反共顽固分子也是有好处的。这是因为龙山地区工商业者、中小地主比较多，上层分子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以上层分子的“风向”为自己的风向，争取了地方上层分子，许多人就跟着来了。而那些反共顽固分子则往往混迹于地方上层分子之中，争取了上层分子，顽固分子就孤立了（在龙山镇争取了朱祖燮，就孤立了魏约平；范市争取了范秋涛，孤立了范道伦，就是这样的）。争取了地方上层分子，才能孤立反共顽固分子，孤立了反共顽固分子，才更便于团结和争取地方上层分子，这是又团结又斗争的一个方面。对于上层分子和顽固分子（两个当然有区别），只要他们不投敌不反共，我们就团结他们，而当他们投敌了，反共了，我们就和他们斗争，这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对魏约平、范道伦就是这样的）。
在统战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提高统战对象的思想认识，这条搞好了（这是经常起作用的），其他也就好办了，效果也就巩固了（对张志飞同志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统一战线是一个法宝，用好了各项工作都会起作用，都会有影响。但是，还必须要有其他两个法宝配合，没有强大的党和英明决策，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斗争的胜利，没有这两条，统一战线也是搞不好的（当然，没有统一战线，则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也会受到影响）。历史实践证明：哪里的党和武装力量强大，哪里的统战就搞得好，收效就大；反之就难搞，收效就小。今天强大了，今天就好搞，明天弱了，明天就难搞；当然，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得正确，作用也是有的，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统战工作既要全面注意，也要有重点。重点地区、重点人物、就要特别着重进行。团结争取一个，就能够带动一片。我们争取了朱祖燮，把黄廷梁、黄大祖等等带动起来了。对统战人物，不能要求太严、太苛，太严、太苛了也就没有统战对象了。
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因人而异：朱祖燮是地方上层人士兼商人，我们多照顾他的名利，虞金迅同志是较年轻进步的小学校长，我们就帮助他，跟上抗日形势；张志飞同志则是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官员的热情的爱国者，对镇北工作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就采取更为积极慎重的态度，着重于对他在政治思想认识方面的帮助和提高。
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搞统战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才能有所成就，威力也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一切统战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与策略，也就没有统战工作。
由于我们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中，还不够自觉，也不够全面，所以也存在不少问题。县的领导着重注意了少数上层人士的统战，对中下层注意不够。对统战人物有意识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较差，因此，有的统战对象还带有较多的两面性（如朱祖燮在姚华康强迫“凤中”迁到姚伪据点附近去的问题上表现不好），个别的在我军北撤后就反动起来了（如范秋涛，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了）。对有的统战对象团结有余，斗争不足。在政权机构中有计划地贯彻“三三制”不够。在主观上，对统战工作还带有一种随意性，方式方法也还有不妥之处等等。
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是一门科学，内容十分丰富。龙山地区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开创了新局面，推进了各项工作，完成了各种抗日任务，除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之外，统战工作也起了较好的作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并有必要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可惜我们在实践中还缺乏经验，而在理论上又没有水平，只好写些琐碎的回忆和粗浅的见解，有些记忆和看法还可能是错误的（缺乏核实），只作为个人提供的参考罢了。
1985年5月
（摘选自慈溪市档案局档案资料，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