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铭渠谢仁安
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第四大队两个中队，在蔡群帆、林有璋率领下，于 1941年6月16日在余姚相公殿登陆，后在“灰色隐蔽”的方针下，活动于“三北”地区时，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部队一到宿营地，领导干部或派专人与当地中上层人士交朋友。龙山区的就有范秋涛、黄大祖、华达凡、黄廷梁、朱祖燮等人，都是爱国、抗日民主人士，尤以朱祖燮最著名、有影响，领导便亲自做工作。即使宿营在小村庄时，也与保长交朋友。各地设立的军队办事处，统战工作也是重要任务。浙东统战工作是成功的，收获很大，慈镇县也不例外。现就其原因与情况分述如下：
一、我军坚决抗击日伪军，不怕牺牲，不断获胜的实际行动，符合中上层人士的爱国要求与愿望，保护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因此他们拥护我们。
“五支四大”初到姚北，6月18日至25日，就连续伏击日军于相公殿，使敌人溃逃。胜利消息不久传到镇北，如黑夜见了一束晨光，给镇北人民带来了抗日激情与希望。龙山镇著名士绅朱祖燮，原在上海经商，抗战开始后回老家组织抗日救亡团，后来当了镇长，有爱国心，比较开明，他知道了“五支四大”这支部队的抗日行动和群众纪律后，就两次派人去联络，当“五支四大”到邱王村（现属慈溪）驻营时，蔡、林两同志邀请他会面，他就赠送橡胶跑鞋三四担，药棉、纱布若干，作为慰劳，并在联欢大会上讲了话。由于朱祖燮的表态，带动了当地一批中上层人士靠拢我们。范市镇士绅范秋涛，他的父亲被日机炸死，商店全毁，他发誓不与敌伪接触，即使敌伪相逼，要烧他的住宅也在所不惜。他把父亲珍藏的一只名贵外国金表送给林有璋，作抗日之用。这只表除能看出日、月、星期、时分秒之外，还能看出月亮盈亏，是军用表。
二、我军良好的群众纪律，平等的官兵关系，较高的政治觉悟，以及领导同志待人接物的民主作风，备受中上层人士的赞扬，他们敢与我们接近，并愿意送他们的子弟参加我方工作，认为这是光荣。
“五支四大”第一次到镇北时的驻地是筋竹岙，当地保长黄永炳，是年老回家的商店职工。蔡群帆、林有璋同志亲切地与他谈话，还称他“老保长”，他很高兴。部队群众纪律很好，与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送蔡、林两同志20只鸡蛋，作为慰劳品。蔡、林辞谢不了，就交给炊事员做成蛋花汤给战士同吃。这两件事，使他深受感动，以后他逢人就夸奖“五支四大”我军以及地方政府成员都很注意群众纪律，中上层人士不但毫不担心财产会受损失，而且表现亲近。我军与地方各级领导同志以及一般干部都严肃认真，艰苦朴素，奉公守法，不向地方要私人需索。朱祖燮的弟弟与他闹矛盾，朱甚至希望我们领导同志帮助教育他的弟弟。我军战士与地方工作人员都向群众做了宣传工作，地方人士认为我军是一支抗日的有教养的部队，他们的子女参了军可以放心。朱祖燮的独生子朱贻瑾在 1945年1月参军，当时不过十六七岁。其他士绅之子弟参军的还有多人，这样又加深了我党我军与他们的关系。
三、我军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同样坚持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但国民党政府人员中有的坚持反共，有的甚至去当伪军来反共，我们根据其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1941年七、八月间，“五支四大”在邱王村宿营时，正好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的机关部队也驻在那里。林有璋、蔡群帆与办事处主任汪立本会了面，向他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与愿望。第二天，相互宴请，又举行联欢大会。两个部队一比，就觉得汪立本的部队是何等落后。这时“五支四大”还是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灰色隐蔽的番号，讲话也注意分寸。可是汪立本在“五支四大”离开邱王村后，竟凶相毕露，关照部属说：“这是共产党部队，要注意，不要接近，当心上当。”没有一句说到学习人家好处的话。后来汪与他的第三大队大队长姚华康（原国民党一九四师连长），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汪却阴谋利用“五支四大”去打姚华康，“五支四大”当然不答应，由他们打来打去。中上层人士非常不满和痛心，吁请“五支四大”出面调解。汪、姚迫于舆论，也同意调解。1941年11月，蔡、林主持召开了著名的龙头场“团结抗战会议”，双方都表示接受调解条件，化干戈为玉帛，当地人民很满意。我军和双方都交了朋友。这次调解会议宣传了我们的正确主张，与会士绅一致赞扬，大大提高了“五支四大”的政治威信。可是一个多月后，汪立本以2万元（国民党老法币）的代价，雇用国民党挺进团去打姚华康部，还恩将仇报，唆使挺进团消灭姚部后再打“五支四大”，他想收一箭双雕之利，好稳坐江北。结果，姚部没有被消灭，打“五支四大”也不成功。挺进队走了，姚华康借兵又反扑过来，汪立本卷巨款逃回安徽老家去了。他的部队溃散，有的去当了伪军，就翻脸不断破坏我们，我们就坚决予以打击。
四、我党我军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国民党则祸国殃民，自绝于人民。上层人士在现实生活对比之下，逐渐增强了对我政治上的信赖，感情上的接近。
在汪立本垮台逃跑以后，镇海县政府又委任翁楠森（化名孟力军）为警察大队长，黄毅为副大队长。他们到镇北以后，搜罗一批地痞流氓，盘踞在甸山乡黄泥岙（今属慈溪），抽头聚赌，砍树锯板，杀牛卖肉，搞得鸡犬不宁。原甸山乡乡长华达凡，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学过法律，当时年已60多岁。蔡群帆、林有璋率部队到施公山时，就与他交朋友，称他“老乡长”。华看到翁楠森等情况，就邀集一批本乡的中上层分子，联名向林有璋告状。林了解后即派部队去缴枪，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翁、黄两人。华召集了一批居民，带了锄头铁耙扁担来，自己在主席台上控诉翁、黄罪行，并带头举手要求枪毙他们。居民大声高呼：“不枪毙他们，我们自己来杀。”林有璋为缩小打击面，只枪毙首恶者黄毅，翁具结交保释放。由于军事政治威信与统战工作的成功，使华达凡这样的老士绅，为维护地方利益，甘冒与国民党对立的风险，依靠我党我军来解除人民的痛苦。以后华还以甸山乡的枪支支援我龙山自卫队。
又如1943年秋，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派便衣队，从江南乘海船到龙山，秘密将朱祖燮绑架而去，罪名是亲共，勒索赎费5000元（伪币）。我们安慰其家属，并立即借给5000元去赎回来，朱全家及亲友感激不尽。士绅们设宴为朱压惊时，都骂国民党无耻，竟堕落为绑匪，而对我们则更为接近。
五、我们对国民党政府中的左派以及进步人士采取积极团结争取的方针。
汪立本在 1941年12月逃跑后，1942年5月，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派张志飞来任江北办事处主任。张原在外国轮船上工作，武汉沦陷后，出于爱国心，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因某种机缘在镇海县政府任建设科长，为人正直廉洁，生活艰苦朴素，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无能，很不满意。他自许，要做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员，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941年夏天他代表县政府来视察汪立本的江北办事处时，曾访问“五支四大”，与蔡群帆、林有璋会谈过，也找戚铭渠、虞天石了解情况，彼此都有较好印象。他这次刚到龙山区，就碰到“五支四大”处理翁楠森、黄毅问题。林有璋为了尊重地方政府，邀请他参加公审大会，这对他来说是个难题和考验。但张在公审大会上表示县政府任用非人，代表县政府向地方认错、赔礼，态度是好的。会后，张对林说初到江北，没有开办费，林当场借给他5000元（老法币），这说明我军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团结抗战的诚意。我们隐蔽在江北办事处的中共党员李长来（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虞天石（办事处指导员）、戚铭渠（龙山区区长），经常对张作分析研究，认为张是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虽然他还有正统合法观念与顾虑。我们尽量在自己的言论、工作与生活中影响他，特别是李长来同志在一些革命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上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们常为这些问题争论到半夜。林有璋、王仲良、连柏生、何克希等领导同志有机会行军到镇北时，就与张作个别谈话，给他很多鼓励，办事处的一些进步措施，如办小学教师训练班，设立凤湖中学，成立农会辅导队，发动减租减息，成立农会，建立抗日武装龙山自卫队，调整乡镇长等，总是经过集体讨论，征求他的同意后才实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很好的，但是浙江省第六专员派到办事处来的4名特务，认为张容共投“匪”，阴谋杀害张未成，逃回内地去挑拨是非，给张很大的刺激，但他没有动摇。后来逃到宁海的镇海县长黄大梁，要张回去一次，张就把电台和密码本交给李长来同志。张从宁海来信说：“遇到你们就如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大意）。黄大梁因定海县长苏本善盘踞镇海江南，把黄驱逐到宁海，黄向省府告状，省府限令苏本善 1943年2月21日前撤到象山县去，否则由镇海县政府剿办。黄无兵力，要张从江北出兵到镇海江南去接收。张从宁海赶回到镇北，他积极主张出兵江南。中共慈镇县工委开会研究，也认为这是向镇海江南发展抗日革命力量的一个好机会，但手头兵力不足，这时正好“五支一中”队在慈镇地区打游击，临时归慈镇县工委指挥，决定调五支一中加龙山自卫队一个排，组成一个加强中队去镇海江南。不料苏本善根本不想撤走，2月20日，我部进入柴桥镇，即遭苏部优势兵力包围，经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杀出重围，又在次晨击退苏本善部的奔袭，回到江北。李长来同志就在柴桥牺牲。苏本善向省府告状，“北办”被撤销，张志飞被通缉。我们安慰与鼓励了他，并派包雪浪去宁海，秘密把他的家属从黄大梁住处附近接到龙山区。自此，张在国共两党对比中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后来他被我军安排在“三北”总办事处工作，这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调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任浙东行政公署民政处副处长。
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我们的统一战线范围越来越壮大，基础越来越扎实，我们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同时得到当地开明士绅、上层人物对我们各方面的拥护和支援。他们在经济上援助，保障我党政军人员的给养。尽管我们曾通过征收抗日粮和税收来解决经济问题，但是这两部分收入还是较少，可我们又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浙东的经费问题还依靠开明士绅和上层人物的支援来解决。他们不但自己拿出钱，而且通过上海等地有钱的资本家向我们提供援助，如虞家芝就通过上海的陈承伦、施隆然，观海卫渔行老板沈嘉士等。洪魏洪华良的舅舅吴锦堂是一个有钱的华侨，抗战前就在家乡办了一所锦堂师范，洪华良就通过这些在外面的亲友为我们提供经费，有的还购买药品送给我们。
他们竭尽全力掩护我们的工作同志。最明显的是敌人“扫荡”时，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想尽办法把我们工作同志掩护起来。如“三北”地委谢飞同志有一次在镇海庄黄工作时，恰巧遇到日军“扫荡”，当地士绅黄大祖就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好了，敌人来了你们就住在我太太房里，我会掩护你们的。又如朱祖燮为我们保释了被伪军捕去的黄玉平等4人。
他们还在支援武器，弹药，输送情报，动员青壮年和子女参军等方面作出贡献。
（选自《林达纪念文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