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我是 1941年9月在海甸戎家参加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队的。在这以前，我在余姚搞地下党工作，任姚北中河支部书记，后任四明山南岚区委组织委员。7月，余姚县委搞武装斗争失败，县委组织部长王益生于7月21日牺牲。县委书记张光派我去四明山区了解情况，不幸被捕，后来在一天晚上设法逃了出来。当时县委机关住在天元市，我也就回了天元。那时我感到，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要有两种武器：一是马列主义；二是革命武装。当时我对党、对新四军非常向往。因此，我向县委书记张光要求参加新四军。他同意了。我于9月份就到了“五支四大”，当时部队住在海甸戎家高巷那里，蔡群帆是部队政委（对外称教官）。他接待了我，要我去建立三北总办事处。行政上我任总办主任，薛诚同志任副主任，又担任部队副官，党的工作由薛诚同志负责。那时地方党员归地方党过组织生活，部队党员归部队党过组织生活。最早到“五支四大”去了解情况的是钱忆群和陈裕康，当时去部队的有我、薛诚、蔡平、罗如年等，共9个党员，除了薛诚、我、蔡平曾经开过一次碰头会外，其余都是单线联系的。参加总办的部队党员的政治领导及总办的行政领导，按顺序由“五支四大”的大队副林有璋、五支队政委蔡群帆、四大队政治指导员夏治行负责。1942年3月方式改变，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到部队来。杨思一、蔡群帆向我介绍了王仲良。后我又领他们到龙头场小学里宁属特派员王平的住处，在那里开了会。会后决定由王仲良来领导我们总办事处的工作。蔡群帆向我介绍了王仲良的一些情况。不久，我们（我、罗澄宇、薛诚、王仲良）在海甸戎家方达家中楼上开了一个会议。会后，成立了三北总办事处总支，由我任书记，罗澄宇任组织委员，薛诚任宣传委员，兼负责部队里的地方党员工作（当时部队里已有不少地方党员了）。从 1942年3月至8月的时间内，党员增加了29名，加上我去时的9人，共有38名党员。
3月，总办事处总支成立后，根据王仲良指示，开展了群众工作。在古窑浦、直落浦、方家浦、三江口组织贫雇农参加弟兄会，发动了一次以撤田和“二五”减租为中心内容的斗争。那时“五支四大”和“三北总办”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从逍林到东面澥浦止。这一片狭长地带，大片棉地都是由贫苦农民开垦出来的，在那里开垦的大多数是余姚人。由于过去土地出租者买了去，上海“八一三”后，这些在外经商的小土地出租者纷纷逃难回乡，收回了土地，或把土地高价出售。因此，很多地方出现了撤田情况。古窑浦这个地方贫雇农较多，所以受影响也较大。当时王仲良指示我们，发出请帖，叫弟兄会的会员把小土地出租者请来开会，会上讲“二五”减租的条例和农民有永佃权的道理，强调抗日期间，必须减租减息，使农民能够生活。然后，形成决议，请他们签字。我们根据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使斗争取得了胜利。之后，宓家埭、海甸戎家、东山头、鸣鹤场等地的贫雇农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的弟兄会，估计三北参加弟兄会的会员约有1000人。
6月，在弟兄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总办警卫中队，由我任中队长，兼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吴铁锋任中队副，下辖3个班，有战士40多名。因为我接受了余姚第一次搞武装斗争的“血的教训”，所以在这个民兵性质的中队里，配备的骨干都是可靠的党员同志，战士都是弟兄会里挑选出来的年轻雇农，部队的成分极为纯洁。当时，我把精力放在这个部队里与战士同生活共学习。每夜行军，教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星光映着杭州湾……”“抗战到了新阶段”等革命歌曲。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学习，经常在慈北海滨活动。每到一个村庄，就发动群众，组织弟兄会（因为那时我们党的活动尚未公开，也不能打出“农抗”或“农协”招牌）。后来在我去姚山前，把这个中队移交给“总办”军事股长沈光中领导，成为组成“三北自卫总队”的基本部分。
8月，“总办”改组，由王耀中（王仲良）任主任，金如山、潘林儒任副主任，我任民运股长。我同李时韵、翁惠珍曾举办过一次民运工作训练班，结业后，组织了民运工作队。队长是祝歧根、韩凌志。
祝歧根他们的工作队住在沈师桥（兼负责古窑浦工作）。一次，我带了韩凌志一个队七八个人，同慈北观城区委书记项耿一道去东山头锦堂师范开农民大会，成立了农民协会（即农会）。后鬼子来“扫荡”，我们撤出了东山头。
9月，我离开了“总办”，去姚山工作队。当时“总办”下设5个分办：
第一分办在古窑浦，主任胡克明（胡杏棠，已牺牲），后为郑天民，干部孙明儒、高明、方志芬、贾平。
第二分办在海甸戎家，主任蔡平，后是吴济用，干部有边昆木、魏炳文。
第三分办在龙头场，主任陈少弱，后为吴济用，副主任兼会计范刚，干部熊毓秀等。
第四分办在澥浦，主任蔡鹤鸣，后为陈少弱，干部有胡锋、钟芬兰（钟逸人，已牺牲）、张林生。
第五分办在沈师桥（后迁到洞桥虞家），主任王庆荣（王新之）。后为罗如年，干部有海刚等。
办事处和税卡的建立过程，先要谈敌伪和土顽方面的情况。当时，鬼子兵力少，曾在观城设过据点，但不稳定，于 1942年4月撤走了。另外，澥浦方面开始有姚华康的国民党镇海县第三警察大队，一次和我们争夺东埠头、河头市，后投敌。慈溪县城（现慈城）被敌伪占领，慈东有国民党宋清云部队。第二个就是国民兵团钱绍增、方伟一个大队。第三个是杨锋十三中队。这个中队与姚华康、宋清云部都有争夺和矛盾。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狗咬狗，互相争夺地盘，各立税卡，闹得不可开交，却不抗日。占据着古窑浦港口的是慈溪县国民兵团，我们部队要开辟古窑浦到浦东的海上交通就必须控制这个港口。为此，蔡群帆、林有璋就派出周才荣（周明）带一个区队，去古窑浦西侧淞浦，后来又在教导队里抽出盛坤（改名盛海）等同志建立海防中队，并派薛诚以副官身份去和割据在古窑浦的国民兵团钱绍增大队（据周瑞荣回忆是张季丰部）进行交涉，借着我们部队在相公殿打鬼子的军威，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就建立了第一分办（古窑浦办事处），由胡克明负责，并在方家浦、直落浦设立税卡，分别由贾平、郑克明负责。
我们部队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于 1941年9月进行了武装游行。在施公山、龙头场、澥浦一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开展街头宣传，呼吁他们停止内战、团结抗战。这样，扩大了我们部队的政治军事影响，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
9月18日，我们在龙头场召开了团结抗战会议。我们去的有蔡群帆、林有璋和我，以及林有璋的警卫员岑尧水，同时还邀请了龙山区士绅朱祖燮、镇海县龙山区指导员戚铭渠（地下党员）、江北办事处张志飞。会议不仅调解了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主任汪立本和镇海县警察第三大队大队长姚华康之间的冲突，而且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扩大了部队的军事政治影响。结果我们和姚华康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意我们在澥浦设立税卡。
各分办设立税卡的有：
古窑浦办事处：方家浦、直落浦。
龙头场办事处：龙山、田央黄、南门凉亭。
海甸戎家办事处：内河岸上一家同昌祥绸缎店里。
沈师桥办事处：洋塘里、观海卫。
税卡收的主要是货物税。1942年2月，姚华康投敌翻了脸，把我们钟芳兰等几个税收员抓了起来，后来通过我和姚华康交涉后，才放了出来。于是，我们在2月底觉渡寺重建了税卡与办事处。
关于统战工作，当时龙山士绅朱祖燮、古窑浦的虞家芝、洞桥虞家的虞在章，这3个人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还有洞桥虞家的一位保长，龙头场的蔡阿之，三七市的叶志康等都有统战关系。我们办事处迁到觉渡寺后，与姚的关系才激化为敌我矛盾。
总办的通讯联络及情报工作，蔡群帆曾有过这样一段比喻：蜗牛有触角，很灵敏，我们办事处是部队的触角，要求对情报工作十分敏感。同时他亲自负责通信情报工作。当时从西往东，从东至西都有通讯员传送情报。这样沟通了“暂三纵”与五支队和地方党与部队党的联系。部队党的文件到了总办后，由我亲自送到宁属特派员王平那里去，或者送到庄黄小学谢仁安那里去。
办事处就像现在部队的疗养院、招待所，王平、张大鹏等许多同志亦来住过，金华特委党训班的同志也来过“总办”办学习班。我曾介绍与安排约30个同志的住所，选择了比较安全的姚山、戚家大山和铜林茅山。
部队办事处开辟了税卡、建立了分办事处后，由我和薛诚经常到各分办税卡巡回检查，以解决具体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但我们的办事处首先是为部队服务的。我们部队在相公殿许家村打了“浙东抗日第一枪”后，余上人民爱称的“暂三纵”，活动于新浦沿、逍林到虞北沥海所雀嘴一线；“五支四大”则活动于自逍林到东西澥浦一带，又先后在相公殿、登州街、十里亭、长河市、梅河、梅园丘等处伏击、打击日寇伪军及土匪，军事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至 1941年11月，日寇调集千余人兵力对三北进行“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有“江南挺进队”等反动武装来“围剿”我们。鉴此情况，部队领导蔡群帆、林有璋作出“坚持慈溪、镇海两县和山南地区及准备自卫战”的决定。
此时，适有中共镇海县委的戚铭渠、谢仁安带镇海县江南“独中”来与我们“五支四大”会合。当时党与部队面目尚未公开，为保密起见，在潘岙附近以“假缴枪”形式，将“独中”改编成“五支四大”新四中。由原教导队副队长钱俊（杨文焕）任中队长，龙头场分办主任陈少弱也抽调去负责，海防中队长盛坤、“独中”田大胜都编入“新四中”，分任中队长、指导员，林有璋亲自率领。蔡群帆则带主力一部分挺进慈南山区，临出发前布置我们办事处：一、依靠群众，摆“空城计”，坚持原地隐蔽收税；二、总办要把人员财物转移到靠近沿山地区来领导各分办和税卡工作。为此，总办时而隐蔽到海甸戎家北面塘坝后的海鹤庵，时而隐蔽到龙头场南西山村里，流动办公。
1942年2月，我们在龙头场过了旧历年。姚华康投敌，把我们税卡同志扣了起来，后林有璋给我写信，要我赶到龙山士绅朱祖燮处，再由朱写信给姚华康。我拿了他的信向姚华康交涉，带回被姚部扣留的澥浦分办税卡同志钟芳兰等几个人。他们回来后，跟着总办一道行动，当晚和总办几个同志悄悄移动到田央黄一幢楼房宿营，因为蔡群帆率领部队驻在施公山邻近。我认为田央黄宿营地靠近施公山是安全的，谁知翌日拂晓，“砰！砰！砰！”3声枪声凌空飞过，我们判断：准是日寇打的枪。接着机枪声、掷弹筒声越响越紧，我们因为只有一二支短枪，同时情况也不清，不能参战，只好向东撤到龙头场。后来才知道我们部队打了一阵后就撤走了。接着鬼子同“江南挺进队”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江南挺进队”从此就被打得无影无踪了。这次施公山战斗，我们海防中队班长王天龙（浦东同志）被活活烧死，一位排长在受伤后牺牲了，这使我们很悲痛。
总办、分办同海防中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古窑浦第一分办的建立，是靠海防中队打先锋，把港口从国民兵团手里夺过来的；另外，伏龙山是虞洽卿的家乡，虞成了“赤脚财神”之后，曾在1913年建过码头，办过三北轮埠公司，交通的基础仍然存在着。加上帆船本易停泊，所以这个码头，也是我们建立税卡的对象。淞浦、观城、澥浦收的是进出口货物税，都同海运有关。我们的海防中队大体从逍林四乡及附海、观城、淞浦到东面澥浦为止的洋面上，经常由中队长带队出海巡逻，保护正常商船、渔船，打击海盗和敌伪，因此运输商民对三五支队的反映好，也乐于向我们缴税。
我和薛诚跟着部队白天行军从观城、逍林、浒山到庵东，扩大了影响，但逍林、浒山、庵东，都是我们出生之地，这样下去更会暴露政治面目，经过商讨，我们两人去向领导要求回慈镇。
在庵东的晚上，薛诚和第一（古窑浦）分办主任胡克明同志谈话，薛代表总办支部向胡宣布了支部批准他的入党申请的通知。因此从庵东去慈北的快船上，胡克明特别高兴，不知讲了多少笑话，唱了几只歌曲。他卧在快船的舱板上，在接近观城的时候，顺手拿起快船铜锣敲打起来。这只快船是到掌起桥去的，不到终点埠头的时候，船上的同志们都要求早点跳上岸，我和薛诚决定“顺乎人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也是我警惕性不高，思想上麻痹大意，一上岸就集队步行，没带别的衣物行李，只有几个主要干部各背着一串串雨伞袋装满了作开办费的钞票，路过掌起桥上街后，到吴作谟（锦堂）大房子宿营。本来洞桥虞家分办同志和女同志分别住在虞阿范家里和一家药店里，到了深夜三四点钟，大房子的四周响起了枪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胡克明同志猛然醒来，走出集体寝室想跑出去，一颗罪恶的手榴弹丢进墙内，打得一只空水缸四散纷飞，爆裂开来的弹片打中了胡克明的胸膛，他喊了几声，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周小恪手掌被步枪子弹打穿，我同榻的陈少弱同志背部被弹片擦伤，厚厚的花玻璃门窗都被洞穿。密集的枪弹还在打着，朝南的大墙门被撞破，敌人冲进来，把我们赶到屋外时，天已亮了。敌人把我们赶过洞桥，到街上站着时，我以身体掩护许耀东从我身后的弄堂逃走，叫他急去部队送信。墙门被撞破时岑永福也越屋走了。我派郑天民去与敌人交涉，郑被匪徒拳打脚踢，皮鞭抽打，还用枪威胁他，要他跪在洞桥边。郑毫无惧色，绝不屈服。我们忍无可忍，发出了一阵愤怒的吼声，呼口号抗议。他们查点我们的人数，发觉已走漏了风声。这时，天已大亮，在两旁偷看的群众都知道他们是国民兵团的，他们就吹哨子收拢队伍向东南方向走掉了。后来我们知道，国民兵团钱绍曾部有个密探在掌起桥，见我们身上背的钞票起了歹心，就向他主子报告。怀有顽固政治成见的慈溪国民兵团，派约一个中队半夜包围我们，准备抢掠钞票，杀人灭口。钞票虽被抢到了手，但他们的狰狞面目已经暴露，不敢再杀害我们，就夹起尾巴走了。
我和薛诚等同志再回到吴氏大房子，把胡克明同志的遗体抬出来，拭净了血迹，含着眼泪，呼着口号，静默志哀，把他埋葬了。胡克明同志又名胡杏荣，余姚县乌山人，1918年生，学徒出身，余姚县政工队员。1941年8月参加“五支四大”，牺牲时年仅24岁。
部队领导蔡群帆、林有璋闻讯后立即派周迪道去国民兵团交涉。由于没有结果，蔡、林两同志率队将国民兵团一个大队歼灭于宓家埭。匪首躲避在一所房子的暗壁中，由群众揭发出来才被擒住。全部俘虏带到洞桥虞家，改编为新国民兵团，派周迪道任大队长，原大队副方伟被争取过来后，仍任原职。
改编好国民兵团，时间已是5月，我和薛诚还在洞桥虞家召开了办事处干部会议，又经上级组织批准，委派郑天民为第一（古窑浦）分办主任，接替胡克明的工作。接着，我们去古窑浦，部队派徐子达率一个排随行，在古窑浦的大草舍里，四五百军民开了追悼胡克明同志及海防中队阵亡排长、班长大会，会议由徐子达司仪，薛诚和我主祭，献了花圈，追述了胡克明同志的一生，对当地群众有很大教育意义。悼歌有“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他们为了社会民族付出了生命……”以后，我在古窑浦弟兄会基础上组织了地方武装——总办警卫队。薛诚同志请示过王仲良同志后带通讯员王桂生（独臂，浦东同志）及总办警卫队几个同志去姚北庵东区发动群众，时已6月。庵东日寇又恢复了据点，但是我们就在据点北面崔陈路、水路湾、张家路等港口建立了税卡，税卡主任有沈一民、沈静耀等同志。
当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派谭启龙同志来浙东，我是从王仲良同志那里先听到消息的。不久，我奉命去龙头场南面一个山村里，集中觉渡寺、龙头场等处税卡的税款。记得有五六麻袋，大约五六十万元，分作三担，由我押送到掌起桥附近部队驻地。王仲良同志已在那里，慈溪县县委书记金如山同志也于这天赶到。谭启龙同志召集我们三人在他的临时寝室内开会，中心内容是开辟税卡，扩大税收，开源节流，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三北总办的改组问题。我们总结汇报了总办工作后，谭启龙同志表扬了办事处的工作。
7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何克希等十几个领导干部来浙东，是从浦东乘海船到古窑浦上岸来三北总办的。这时，总办搬到海甸戎家西首一个村庄里办公，前面有条河，天气很热，何克希同志等十几个干部在总办的大房子堂前八仙桌和长凳上午睡后，跳进河里游泳洗澡。然后，在我的办公桌上写了一张条子，并对我说：“叫部队来。”要我亲自把他的条子送到部队。我和来总办办事的龙头场分办副主任范刚一道送去，半路上就碰到蔡群帆等同志，一轮红日还悬在西边上空。
过了几天，我跟随王仲良同志带总办警卫队等武装去附海乡，在该乡一个庙里（据说是海晏庙）开干部会议，与会的除“五支四大”排以上干部外，还有四明山南岚区的地方干部姚享尧（顺照），以及别县的地方党干部等，后在四明山作战牺牲的余旭同志也参加了，大约有六七十个干部。会议由顾德欢（张瑞昌）同志作《目前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由于下着倾盆大雨，当时没有扩音器，顾德欢是坐在神佛面前的供桌上做报告的。他非常虚心，报告结束后，就问我会议的反映怎么样？
会后，我返总办，随即去海甸戎家第二分办。海甸戎家东首庄黄村济众医院的医务人员俞叔平一定要来参军，我鉴于她一片热诚，谈话后介绍她去部队。1943年冬，我去三北地委与总办王仲良、黄知真同志处，看到俞叔平在张席珍同志率领的部队里当卫生员，她是我们部队里较早的一个护士。
早在2月间，与我的弟弟陈阜及胡涨朝、翁厚新（解放战争时改名吕公羽）同来参加总办的小蔡（由敬仰蔡教官改名小蔡，原名许耀东），这时已入党，由组织抽调去陈静之同志担任社长的《时事简讯》社的印刷所里工作。
隐蔽在彭桥开葆康堂药店作掩护的老党员陈文运，作我们的义务情报员，工作得很好。并先后介绍过徐善根、徐大昌等参加办事处工作。七八月间慈溪地方党同志和抗日进步青年来参军和参加办事处工作的也不少，如陆松姑，镇海大碶头人，参军前在田央黄村一所小学教书，与谢仁安同志同一个党小组，入伍后分配至田央黄、邱王等税卡工作。邱王，我们没设过税卡，最早的收税员是吴铁峰同志，姚华康部也在那里设税卡，收税员是邱奇，这个女青年后来也参加了我们部队。
8月，总办改组后，在沈师桥附近一所寺庙里办民运工作训练班，参加的有韩凌志、祝歧根、刘英、方志芬、高明、胡培民等。正在此时，从姚北方面来参军的劳志德、陆维达、徐桂影、杨雪影、朱志豪也参加了。以后，我帮助祝歧根带的工作队在沈师桥开展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发动青年参军。这里参加办事处工作的有叶靳、马英、谢昌（即宋里归）。
顽“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步步向我进犯，盘踞坎墩，四支队于相公殿六灶将其击溃。
徐桂影、杨雪英都是党员，即由潘林儒同志调余上县委时带去。9月，王仲良同志在逍林区召开过一次党员大会，主要是慈姚县、余上县划分组织。讨论时，我同张光、柴挹清、陈文运等同志在一个小组，决定将我调至姚山工作队。在消灭了艾庆璋“忠义救国军”进攻后，我即奉命调去余上县委。
（选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