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铭渠
1941年浙东沦陷，6月间我与天石同志隐蔽在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龙山区署当指导员。8月，中共宁属特派员秘书陈明华来找我，要我安排王文祥同志的长期住处及职业掩护。当时就由虞天石利用我们公开的身份与社会关系把陈明华安排在田央黄蓬山小学当校长，在离小学不远的弄堂中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特派员工作机关。9月，王文祥同志带了交通员岑永福前来。当时，文祥同志时时咳嗽，面庞清瘦，我就觉察他有肺病。为了便于联系活动，陈明华当作我的表妹，文祥同志是表妹夫，跑单帮的。
文祥同志到后首先抓的大事，正要我们汇报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到达姚北、慈北、镇北后的情况。我就把过去所调查观察到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认为这是一支进步的抗日部队。但他们立场到底如何，还没有确实证据。文祥同志要我们赶快查清。恰遇五支四大到龙头场宿营，虞天石是当地人，乘四大去野外演习时，利用社会关系，潜入宿营的民房中冒险去摸战士的背包，弄到了他们的政治课本、文化课本、唱歌教材。文祥同志看过后，断定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就直接去找四大领导人蔡群帆、林有璋同志。他们到浙东后也正在找地方党，由此建立了横的联系，并报告各自的上级领导。这对部队、对地方党都有重大意义。
文祥同志来后龙山区的党组织就归他直接领导。当时龙山区由国民党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统治着，主任汪立本，有一个大队，另外又收编原一九四师退伍连长姚华康招集的游勇散兵一个大队。汪、姚有矛盾，曾两次交战。汪决心要消灭姚，调我去做情报组长，专门侦察姚部的动向。这时我想，国民党自相残杀，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汪、姚都非好人，但当时汪更反动。我向文祥同志请示，他说我们既无法制止，就只有采取中立态度，看事态发展吧。这样，我提供给汪立本有关姚部的情报，就不积极，有准确，有含糊。同时恰把了解到的汪立本要打五支四大的阴谋告诉了四大。后来汪立本花钱去雇佣国民党军挺进团去打姚部时，只打了个击溃战，没有歼灭姚部的实力，姚也借兵反扑过来，汪就刮了一批钱逃到上海去了，部队全部垮掉。在镇北拔掉了一只反共的钉子，这对五支四大活动有利。后来姚华康投敌当了伪军，就公开反共，但他是伪军，人们的看法就两样了。文祥同志正确掌握方针政策，由此可见。
1942年4月间，日寇突然从姚北、慈北的乡镇据点撤退，余姚、慈溪等地县城也减少兵力，扬言“要撤出浙东”，当时因不了解日寇的真实意图，估计日寇有可能因兵力不足而放弃浙东。五支四大及各地办事处在古窑浦及洞桥虞家集结待命，以作万一要回浦东去的准备。文祥同志得知消息，要我陪他到伏龙山顶伏龙寺去找蔡群帆同志（蔡带少数部队及电台在伏龙寺），问他对形势的看法如何。蔡说敌军的真实意图还不清楚，现在作渡海准备，看局势发展；同时发电报向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报告请示。我们看到山下海边已泊着20多条海船。回来后，文祥同志找我去，要我到宁海县城去找镇海县长黄大梁，争取当龙山区区长。他说汪立本逃跑后，黄大梁没有干部派到镇北来，你如果当了龙山区区长，日寇不撤退，你可以用国民党的招牌做抗日革命工作，敌人如果真的撤退了，你是收复失地的区长，今后可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这是作两手打算。我当时对到国民党政府中去活动当区长，能否成功没有把握，同时对当国民党的区长也没兴趣。文祥同志鼓励我，说成功的可能性大。并说浙东敌后对国民党政府还有一定的合法观念，以灰色面目出现比较方便，需要隐蔽到最后一天，五支四大就是以第三战区淞沪游击司令部部队的面目出现在浙东的。干革命要按工作需要，不能讲个人兴趣。这样我请龙山区著名士绅朱祖燮写了介绍信到宁海去见了黄大梁。黄大梁正好委派张志飞出任江北办事处主任，也就任命我为龙山区区长、李长来（侠民，共产党员）为副主任，后又兼庄市区区长，虞天石为“北办”指导员。文祥同志还向我介绍了张志飞是抗日爱国人士，可以团结合作。李长来参加“北办”，也是文祥同志的主意。这样由张志飞任主任的“北办”就在 1942年5月下旬成立。张志飞与我们合作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我们成立了龙山自卫队，办了小学教师训练班（带有干部训练班性质），成立凤湖中学，推行“二五减租”，建立农会，恢复与调整了乡镇机构人员等。与五支四大（这时已改称三北游击司令部第三支队）的关系也很密切，龙山自卫队的枪支、干部是他们给的，连“北办”的开办经费5000元（老法币）也是他们提供的。秋季，“北办”还与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共同征收军粮、公款。“北办”到 1943年2月下旬，由于进军镇海江南，暴露了我们的政治面目而被撤销，但存在的八九个月中工作是有成绩的。当时三北地区的国民党县、区政权机构都还存在，并公开活动，扰民以外，对我军起监视、阻挠、破坏作用，只有镇海江北不同，“北办”无阻力而有助力。这是文祥同志设计出来的模式。
1942年7月，文祥同志调任四明地委书记，镇海江北党的组织，在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归中共三北工委（不久改为三北地委）领导。
1944年2月初，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来通知我，说文祥同志在慈北养病，被观海卫伪中警团逮捕，同时被捕的有陈明华、吴文韵两同志，要我全力以赴设法营救。我大吃一惊，马上托当地士绅去想办法。过了几天，经过各方面的营救，文祥同志被释放出来，他坐了脚划船来到龙山区庄黄，我扶他上岸，到了住处，我问他受伤情况，他撩开上衣给我看，胸前、背上，棍伤条条，血痕斑斑，尚未敷药包扎。像他这样肺病严重的身体，经这样的摧残后大伤元气，我不禁心酸，马上与当地医院联系治疗。他与我谈被捕受刑经过，虽然很吃力，但满腔怒火，坚强刚毅的精神可见。后来又转移到海甸戎家海鹤庵去休养。前两年初夏他曾在这庵里住过，与该庵和尚关系很好。不久陈明华同志来信，说她与吴文韵被余姚伪县府“驱逐出境”，到了上海，后来她们就回到浙东。文祥同志在海鹤庵休养期间，浙东区党委、浙东纵队、三北地委的领导同志都来看望过他。冬天，他调浙东任区党委城工委书记。
1945年1月下旬，我到梁弄参加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月底返回到镇北时，在陆家埠南面的梅岭过夜，知道城工委机关就在这里，我马上去看望文祥同志，他卧床不能起来，由于久咳，喉音已经沙哑，我知道他疾病严重，已有不祥的预感，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问起三北的形势和我的工作情况。那天，他坚留我吃晚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文祥同志对形势常有正确的估计。在宁属特委时，1940年7月，日寇一度在镇海登陆，占领县城五六天。下半年，特委指示说敌军可能再次登陆，并长期占领，各级党组织要作敌后武装斗争的准备。当时我在龙山思敬小学任支委，根据这一指示，支部决定在大资本家虞洽卿家里的保卫团中发展班长邱焕高为共产党员，同时思敬支部积极收集长短枪支、弹药（后来供给镇海江南独立中队）。次年4月浙东沦陷后，在邱焕高同志的内应下，我们顺利地收缴了保卫团的枪到慈北去组织游击队。尽管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方向是正确的。
文祥同志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我曾知道他批评一位同志很严格，但以理服人，使同志口服心服。他对党的干部很爱护，1941年7月间，我慈东党组织负责人梁涛与我慈东中队负责人吕名锵、周瑞清等同志为慈溪县国民兵团十三中队捕去，通过地方人士保释，对方坚持要慈东中队的一挺轻机枪去交换，否则杀害。数次往返交涉无效，文祥同志决定舍枪保人，同志们都很感动。
文祥同志找我去谈工作，总叫我先汇报，提出见解，然后他提问题，作指示，理论联系实际。布置工作，从实际出发，又提高一步，使被领导同志对工作感到有信心。
文祥同志肺病严重，经常咳嗽，咯血、发烧，但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浙东部队北撤，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活上一直很刻苦，衣服破旧不计，菜肴淡薄。这是他的优良作风，但他若能适当注意自己的健康，可能延长寿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文祥同志不幸于 1945年12月22日病逝于上海，年仅39岁。他为党的革命事业带病奋斗到死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这位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的老同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敬崇！
文祥同志永垂不朽！
写于文祥同志逝世41周年纪念日
198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