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我还没有完全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开展起来的捷共党内讨论中调整过来，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尔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到布拉格去，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想和我讨论，“我相信我们能谈好的”，他强调指出。
这样，我到了中央第一书记的椭圆形办公室，位于今天的商业银行的在帕西柯倍街（Na P íkopech）的大楼里。经过互相的衷心问候，立刻进入了正题。第一书记建议我担任主管农业、林业、和水利的部长。根据他的话：现任部长巴库拉（Bakula）完成不了任务，更换是必要的。我引证说，对于这个职位，我没有受过相应的专业教育。诺沃提尔拒绝了我的看法，他说他知道我，长期观察我，多次和我个别地分析南捷克的形势，他确信我能够在这个复杂的岗位上做好工作。他没有谈到目前在农业上存在的问题。
我考虑第一书记认为我在南捷克有十年的工作经验是合适的，在捷克的农业方面存在着没有彻底解决的重大系统问题。很难以解释的是：统一农业生产合作社（JZD）是由原来独立的经营农业、成绩很好的农民组成，他们也的确都是自愿参加到合作社中来的。为什么合作社的经营现在往往亏损呢？各种产品的收益干脆是负的。诺沃提尔不是非常相信，但出于礼貌他那时没有提出异议。
他问我，州里的局势怎么样？我有点避开他的这个问题而回答说：“党员们批评中央委员会关于二十大之后开展讨论的做法”。诺沃提尔对此反应说：“你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你将会知道所有那些导致我们去肯定已经的进程的一切。他对我生动地描述了一番。谈话结束后，他说下星期一我们在城堡（中央所在地）再见面。随后，女秘书告诉我：星期一上午10点钟，要我到政府总理威亷·西罗基的办公室去。”
我睁大眼睛驾车离开了烟雾笼罩的布拉格，经过曹玛耶罗瓦（Tho-mayerová）医院回到了阳光灿烂的南捷克。我仔细思索，我对谁做了些什么，他们现在信任我，要把我在放在部长的位置上，在这个部里，部长上任后一般只能度过第一个圣诞节。
在这以前，1958年11月各州的第一书记曾就农业问题到布拉格城堡（中央所在地）开会。在这个场所开会，对于这一类会议来说，是不寻常的。特别强调了玉米的种植问题。这是在赫鲁晓夫时代所谓的玉米宣传。这种宣传播种玉米有它一定的正确方面。但自然要有选择性的推广，考虑到各种自然条件。
在上面说到的会议上，对我们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没有致力于玉米的种植，在统一农业合作社及国营农场占统治地位的是保守思想，我们对玉米的种植很轻视。我在发言中说：首先，我支持在合适的各种条件下种植玉米，但是不在苏玛瓦（？umava）种植。其次，请中央保证供应足够的种子和足够的技术，特别是播种机，在整个州我们只有三台。
会议的主持者——参加会议的几位主席团委员，对我的发言不是表现得很热烈。此外，我还知道了，正是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得出一个看法，什特劳加尔是任部长的合适候选人。这样，对部的批评，反而使我“挣到了”部长的职务。
在去布杰约茨（Budějic）（在南捷克我们说的特殊用语）的路上，我路过我的家乡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看望了妈妈，并告诉她这个要当部长的消息。她反应说：“卢波库（卢博米尔Lubomir的爱称Lubku），你对这个农业一直是不懂的。”我说：“妈妈，说了所有的意见，但什么都没有用。”
在捷克布杰约维采，我来不及和自己的同事们作应有的告别。我到党的州委工作是10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后立即开始的，现在我离开了，充满了各种犹豫，到布拉格，到政府总理那里去。我和我的司机都不知道政府总理的办公大楼在哪里，所以我们迟到了一会。迟到还因为在传达室里，我说我要到总理那里去，但是不行，他要我首先到信息办公室去，填写有关的申请单，以取得访问的许可。打官腔的传达室的人员还慢腾腾地和总理的秘书联系，这样我们当然迟到了。威亷·西罗基向我表示衷心欢迎，同时批评我迟到了。正如以后遇到的，这是所有接着的批评中最为温和的一次，作为农业部长，我各种批评挨了很多很多。
总理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说：“你不要以为将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农业正处在危机之中，在这个部门你要解决一系列堆积起来的问题。”同时通知我，他作为政府总理将照顾我。
在布拉格城堡，我在安托宁·诺沃提尼总统面前做了部长宣誓，取得了任命状及相应的文件。我拿回农业、林业和水利部。我告诉穿着制服的看门人说我将被巴库拉部长接见，这大约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请问你的名字看门人问题。“什特劳加尔”，我回答说。稍微笑了一下——名字叫斯特劳哈尔（Strouhal）。只是字母S上的钩没有了，另外用h代替了g。我们都是绝对的起名家。然后他大大地迎合，并且十分殷勤地陪同我到部长处去。
米歇尔·巴库拉（Michal Bakula）部长向我致欢迎词说：“小伙子，你在这里不会很轻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享受了自己。你知道农业中的情况，我们在各种会议及全国会议上见过面，除了其他，还在最近的这次关于玉米的会议上。我没有什么可以转交给你。在保险箱中只有绝密的关于民防的文件，以让你知道万一战争爆发，应做什么，熟悉一下这些文件。”然后他接着说：“我不想要它——那里我显然没有找到必须的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做些什么的建议。”
米歇尔·巴库拉是一位令人有好感的人。他原来是班斯卡·比斯特里索（Banská Bystrica）的州人民委员会主席，有不少经验，但是有些不够果断，在部里被评价为好人，好部长。国家机关——特别是中央政府——是一个特别另类的地方，那里的人有独特的心理状态和习惯。机关队伍保持基本上稳定，部长常换——农业部部长最常更换。好部长适合好的机构，但是不能导致最佳的工作成果。
我首先要开始熟悉整个情况：农业部业务工作的内容，它的结构，同事们的分工等等。我对秘书主任提出要求：“请让我了解部里工作的情况和系统。”他是这样的惊讶，以致来不及掩饰，在脸上就表现出来，关于我，他在想什么。在战后我已经是第八名农业部长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有一次和他提起这件事，他虽然不承认，但也没有很坚决否认。
当时的第一副部长是约瑟夫·内波姆茨基（Josef Nepomuck？），在第一共和国时是议员，选区在南捷克。那时他常常到梅济莫斯季来，并过夜。那时我是一个小男孩，他摸着我头，由于我得到好的成绩单而给我带来糖果。约瑟夫是一位爽朗风趣的农村人，他完全公开地粗暴告诉我：“我想在所有方面帮助你，但是我不会长久留在这里，因为我不同意党所宣告的农业政策。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农业政策是党的错误农业政策的继续，第一共和国时代农业政策就是错误的。农业在经济上被低估了，收益总是在零上下摆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将它组织起来。如果不对农业投入数十个亿，那么以后就不会运转起来。我和你讲，如果你有时这样去宣称，那你将是一个最坏、受旧农民阶级影响的农场主。但是你最后不会这样公开地去讲。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你在这里会呆多久，我无法预料。”
在我在部里工作的最初几个小时中，我就肯定了我自己从南捷克知道的观点：农业落后不是农民们的错，而是那些决定农业整套系统管理的人的专业无知。
在我到农业部第一天较迟的晚上，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在下星期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大会上，我要做主要报告。据说连部长发言用的基本依据材料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我略为翻了一下这差不多有一百页的材料，就认为这是很不负责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准备的材料，就要用作在农业合作社全国大会上的发言。作为新的农业部长的我，就要在到任的短短几天内对过去做出评价并且要准备和提出今后几年发展农业纲领。夜里，我给第一书记打了电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以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在准备大会的几天内负责地承担这个任务。诺沃提尼虽然承认显然有些事情被忽视了，但有点提高嗓子地告诉我：这是政治局的决定，我也必须尊重它。我也添了一句：这是很不负责任地更换了农业部长，没有告诉他等待他的是什么？但是不存在其他的出路。
我和我的同事们经过几个昼夜，把这个基本依据材料重新进行了加工。可是我们达不到要求的水平。对这个我的第一次统一农业合作社的大会，我不喜欢去回忆。长时间我都责怪自己，我是如何努力地在政府中捍卫自己的部的前途。以后我作为政府总理，曾经在以后四次的统一农业合作社大会上讲话，但总是经过仔细的准备。
在统一农业合作社这次全国大会之后，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财政部长尤里阿·裘里斯（Júlia urí？）的邀请。战后的头几年，他曾任农业部长。裘里斯对合作伙伴及下属都很苛求。在合作中，他要求十分专业，并掌握所托付的问题。他是一位不寻常的谦虚乃至于禁欲的男子。凡是需要的事，他一定彻底完成，并说话算数。我认为正是他这种性格特征，带来了有些人的不喜欢，在1962年他完全离开了，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在战后他属于很窄的党领导层的一员。裘里斯部长衷心地欢迎了我，祝贺我取得成绩。从谈话中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对我被逼去干农业部长有些遗憾。他不掩饰自己对农业政策的保留意见。毫无结果地抗议过：建立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分匆忙了一些。他举了一个事实：有一地方发生强迫成立农业合作社的事，结果产生亏损而要求过度高额的补助。没有任何的理由匆忙去建立。“但是各种激进派分子臆想出来。”他说：“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五周年时，即在1960年，应要结束农业生产合作化。”他认为这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是严重的错误。在国民的眼里，我们的政策丧失了信誉。他完全不理解，有些人怎么能在不适宜的自然和气候条件下组织建立统一农业合作社，例如在那些不合适的山麓地区，只为了能够表现县里的高百分比的农业合作化。裘里斯叙述了他如何支持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在克里乔夫斯卡水库（Klí ovská P ehrada）和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 Králové）附近的斯捷热里（Stě？ery）统一农业合作社的讲话，他在那里批评了在建立合作社中的不正确方法，例如对农民施加压力。然而在党的领导层中，据说捍卫萨波托斯基正确的观点并不成功。
在这次愉快的对我有教育意义的会晤结束时，财政部长领我到他的庞大的开着的保险箱前，并说：“在开始我们的相互合作之前，我想向你保证：国家的钱柜是空的，我只有那些计划上的，作为储备，我还有另外一只保险箱，那是对谁也不给看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同样也是空的。”
在1959年的上半年，在准备年度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五年计划的上一年进行结账。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样在政府中，我发表我的观点：在材料中，对农业进行了没头没脑地批评，但没有提出一条出路。我建议在1960年的计划中，将已经纳入的财政补助增加13亿克朗。中央委员会书记布鲁诺·科勒（Bruno K？hler）尖锐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宣称：“你们看，什特劳加尔刚当了四个月部长，我们已经又有了一位新的农场主。”我争辩说：“我是当部长第五个月。我从南捷克州带来了有价值的经验。我深信每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也会肯定，如果我们不对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资金，以使有优势的农产品达到所希望的利润，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状态，许多农产品是亏损的，如果提高这些农产品的产量，那样亏损也只会进一步增加，这样危机就会继续下去，对国家对社会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个纲领性的出路表达出来了，建议也由农业部长正式提出。这时我还必须使决策者确信建议是可行的，还需要扩大建议的拥护者的圈子。
在中央对农业管理存在着什么样的固定的观点，我这里举下列的一个插曲：1959年7月我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我们一伙人从苏希采（Su？ice）在奥塔瓦（Otava）河上驾驶着小艇。第三天，在皮塞克（Písek）下面的斯美帝帕拉赫（Smetiprach），我的司机在等我并带来话说，要我马上去参加政府主席团会议，我离开了大伙，回到办公室，雅鲁米尔·杜兰斯基主持会议（V·西罗基在休假），他首先指责我，在收割季节去度假，然后确定地说，根据新消息报说，收割的进度不是很令人满意，庄稼的收割拖后了。我解释道：相反，这个状态是正常的，由于气候变化的结果，在一些县里庄稼的成熟延后了。根据我的意见，没有需要中央进行干涉的理由。农民们知道，什么时候庄稼成熟，什么时候需要收割，一直都是他们的生活的利益所在。
政府主席团听取了我的发言——但不顾我的解释，仍然决定：需要给各县发电传，呼吁加速收割。他们对我的建议表示怀疑，并且没有接受。由于我和杜兰斯基一直相处不错，我随口说出我的评语：在各县对我们想得都很不美妙。杜兰斯基回答：“大约是对你吧！部长同志。”我有点放肆地说：“这封电传是以政府主席团名义发的，在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杜兰斯基同志。”他带着窘困的微笑要求我，要我在这封“政府电传”上也共同签上了我的名字。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从几个统一农业合作社的主席那里听到不恭维的评语：听说新部长也变蠢了。
除了部里的每天公务，我也需要说服那些有决定权的负责人——今天所谓的“游说”，目的在于取得他们对改革建议的支持。
我的游说没有和任何的钱财礼品相联系——这些礼品我干脆也没有。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可能——提供或授予无偿的钓鱼许可证，对全捷克斯洛伐克各江河都通用。关于这种钓鱼的证书曾经有许多人有很大的兴趣，关于钓鱼我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我想政府中的人，认为我这个农业部长也许能够给予各种帮助。我用这种方法并没有收买或腐蚀任何人。股票私有化和其他的诈骗等那时还没有诞生在世上。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的是以下这些事实：农业生产，农村的家庭的生活水平，工厂员工和农民在生产率及奖金方面的比较，农民从黑夜（黎明）干到夜黑（晚上），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休息。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为了使农业生产能得到希望的利益，对农业的财政的注入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充足理由的。
我还拜访了对这个改革步骤的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书记布鲁诺·科勒。利用和他的同事们的接触，我知道了他的观点的本质。他确信，农民从任何的财政援助中都得不到好处。在这个领域中给的钱已经不少，但没有很好的利用。据称没有任何保证，投入的资金不会被我们从窗子扔出去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科勒是一位精力旺盛的，能干的谈判家，公正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我很感到奇怪，负责任的党的活动家关于农业的看法，关于农村家庭的生活和关于农民的思想状况有如此歪曲的观点。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远远不止一个人。作为好的一面，我可以说：对论证他认真地听了，说如果我论述的事情是真实的话，那么他承认我所建议的改革是正确的。他答应对事实进行核对。过了不到一月请我再到他那里去，他承认我的论证是正确的，建议是对的。但是同样接着说：“我们对此现在没有钱。”
晚些时候到了1962年，当我结束了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在西班牙大厅（？paněsk？ Sál）中，他叫住了我，并且告诉我：对于农业方面，他接着说：“不仅1962年，以后几年也这样，我同意逐步提高财政投入”，在我的笔记本上他写道：“你知道，部长，错误的存在是为了以后改正它。有时候我们化了很长的时间”。显然，他并不仅仅指关于农业方面的事。在纲领中有过其他过程的修正，这是和他个人有关的。
关于实施上面讲到的财政支持应归功于中央委员会书记伊日·汉特里齐（Ji í Hendrych），他利用了对安托宁·诺沃提尼不小的影响。他在南捷克一直工作到1954年，他带来的意见是所引入的系统不能在农业中形成简单再生产。当他回到布拉格，他经常重复他的意见。从1962年开始，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中——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提高了并且不断地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数十亿的支持取得期望的利润，带来了很好的结果。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找到了资金来购买机器及必要的对土壤的投资。有效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使从丹麦和从法国来访的农民代表团大为惊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为外国经济学家十分注意地跟踪。有效生产的逐步高涨提供了进一步现实的可能：在90年代将形成需要的资金来投资到农村的基础结构建设。紧迫地需要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
在联邦政府里，我们得出了一个原则：在原材料短缺的捷克，土地是我们最大的不能被代替的财富。土地贮备曾经是多方面地受到保护。但今天我们能证明什么？农业用地在所有地方，特别在最为丰收的地区渐渐退去，为此在我们这一代就要对此付出代价，不用说下一代了。欧盟的土地政策突出的对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共和国加以限制。不使用土地来作为基本的生产手段。这种政策的实施不符合我国和世界上对食物的需求。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欧盟的最近几年形成的这种概念，以后还会不会有生命力？在世界上，由于许多原因，食物的短缺以相当快的速度显示出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特别在有饥荒威胁及人口不断增长的地区，必须紧急地予以解决。欧盟设置了限度，使国内少生产一些作物，而相反世界需要增加食物的生产。在安排农作物生产的结构中突出地加强了油料作物，用作生产生物汽油，由此损害了传统的庄稼——农作物的创始者被想出来的一些绿色作物所击败了——对欧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今天，我们的农业工作者被捆住了手脚。在农业产品上，我们自己能以适当的利润和质量来进行生产。另外（欧盟）给我们规定了限量。不少部分的我们“昨天”的传统的、国内生产的产品现在需要进口。欧盟好像没有记录世界上条件的变化，窗外只看到了欧洲社会。对挨饿的其他洲，似乎没有看见。
为了进一步繁荣农业生产，80年代初，发布了在农业工厂进行农副业生产的政府决定。建议是由当时的农业部长，米罗斯拉夫·托曼工程师，技术科学副博士（Ing。Mi oslav Toman， Csc）提出来的，目的首先是追求更好地使用劳动力，特别在农村的休闲时期，以及拓宽对居民的服务。这些首先使在建筑行业以及整个地区的服务中，劳动力得以有效地加以使用。实行了农副业的生产工厂化，进一步扩大了统一农业合作社的经济成果。
运用这个政府决定来在所有的地区组织农副业生产，可以举出典型的例子：斯卢索维采（Slu？ovice）统一农业合作社。在出色的管理家弗朗基舍克·楚巴工程师，技术科学副博士（Ing。Franti？ek Cuba， Csc）的领导下，在短时期内，发展了在各个农业及工业领域的企业活动，在地方当局的政治支持下，楚巴工程师和他周围的自己挑选出来的能干的员工一起创立了一个联合企业，以进行有效的企业运作。这个企业有高度的责任感，非常完美的工作秩序，采用了现代化的国内外农业工艺，几年以后成长为欧洲著名的农业企业，成为一个榜样：能干的人可以做到的成绩。
斯卢索维采1989年达到了它的增长的峰顶。那边的劳动生产率是那时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2.5倍。每公顷农产品的价值在全国是1.9万克朗，而斯卢索维采达到差不多4.5万克朗。而瓦拉什斯科（Vala？sko）的气候条件并不是很良好。
然而我们等到了什么？1989年以后，光荣的斯卢索维采和著名的难忘的合作社主席，联合企业的主管人楚巴工程师成为起诉的被告。这场起诉的审理拖延了十年，法院最后宣布事出无因。楚巴先生不是被地方上的农家小伙子们控诉的。最高领导人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诋毁了斯卢索维采，说这个黑社会的窝有许多可疑的联系人，怎么可以想象，应该予以摧毁。这是难以相信的。模范的企业，榜样的企业家成为仇恨的目标，对他用各种海市蜃楼式的捏造进行最严厉的指责。听众们突然想起：是不是又要重复50年代可耻的案件？我不想进去深究背后站着的阴谋家，但是怎么会得出虚构出来的结论，斯卢索维采应该消灭掉？常常把斯卢索维采和他们梦想的资本主义相联系，为什么又要打它。我完全不知道城堡不喜欢斯卢索维采。斯卢索维采由于自己有效地运作，对谁都不需要什么。如同每一家正常企业，都需要和银行合作，斯卢索维采对银行来说曾经是很好的、可靠的贸易伙伴。还款总是模范，银行也总能赚钱。
遗憾的是，官方权威的宣布：“控告”起了作用。银行家以恭顺的敬意满足了压力。斯卢索维采从银行一个克朗也借不到。而其他的合作社伙伴也在政治压力下和联合企业保持了距离。斯卢索维采——十分美妙的项目，它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梦想——被毁掉了。这样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然而没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如果不合适在斯卢索维采统一农业合作社的房子前面安装一块谦虚的纪念碑，上面写着“斯卢索维采统一农业合作社，弗朗基舍克·楚巴建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上面也写道，谁消灭了这个联合企业。
当工作很顺利很成功时，一个人是幸运的。然而不幸运的是：虽然他知道从不顺利的状态走出来的出路，但不能够采取正确的措施。这就是50年代下半期农业和食物供应的情况。危机已经存在了好几年，但没有人愿意接受已经建议出来的纲领性解决办法。
占上风的意见是：错误是农业工作者及他们的部长。农业工作者不能更换，于是每年或者每两年换一次部长。情况不断地恶化。从五月观礼台上响起声音：“肉很快就会有”，新上任的部长应该完成这个口号，但他知道没有改革，肉就不会很快就有，任何的改善都不会发生。
在这种没有出路的状态下工作和生活，使年青人和健康的人都会神志不清或者发疯。每个星期在政府里，在党的领导层里都能听到农业是如何地不顺利。每天都成为话柄，成为责难的靶子，说买肉、水果、蔬菜都排长队，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可耐受的遭遇。当我没有如何去解决这种状态的方案，如果不知道出路何在，必须承认我的确没有，也不知道，我应该离去。1961年初医生给我开出了病假，由于不寻常的高眼压，要对我进行治疗。
在这些年中，在政府中不是我一个人单独来承受在国内存在困难的责任。在政府会议上，我旁边坐着交通部长弗朗基舍克·佛拉沙克（F anti？ek Vlasák）而另一旁则坐着冶金部长拉依玛耶尔工程师（Ing Rajtmajer）。对弗朗基舍克是火车不运行，而对拉依玛耶尔是没有供应足够的冶金产品给计划好的投资，这样，我们三个部长在公众面前扮演对所有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坏事情要负责的角色。
对于所有经济方面的部长很复杂的时代，在五年计划倒数第二年的年度计划中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显然是企图补上过去几年的亏损。根据财政部部长尤里阿·裘里斯的倡导，在政府纲领中加入了这样的条款：“经济领域中的政府成员的倡导建议。”我不知道，通过这个，财政部长，他的第一副部长是年青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雷奥波特德·莱尔工程师（Leopold Lér）究竟想追求什么和对此他期望什么？
第一眼看来，这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的主意。可以预期，部长们虽然承诺可以在自己的行业里生产更多并且降低成本，但同时又将要求更多的投资，进一步的进口和金融手段。交通部长承诺铁路将运输更多的原料和商品，但要求供给一千台车厢和几十台机车。我作为农业部长，我承诺明年提高每公顷产量，当然我要求提供更多的化肥和更多的进口。在这种情绪下，对这种无益的内容，政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外贸部长理查德·德沃夏克（Richard Dvo ák）建议取消所有部里的公用汽车，代之以使用市里的出租车，这样节省下来的克朗给各个部。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我们国内还有大量的没有利用的材料可以出口，就是貂皮毛。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政府总理极力让大家安静下来，回到求实的讨论上。但总理还是失去了控制，因为吃惊的，完全不明白的理查德问部长弗朗基舍克·佛拉沙克：财政上会带来什么？提出要这么高得荒唐的数目。弗朗基舍克想利用他（理查德）要出口的东西的这个题目，引起了会议厅内进一步的活跃，因此，关于这个多么有兴趣的货物的讨论，没有能立刻停止下来。两位女部长中的一位，她对政府内的大声玩笑不参加的，一贯高雅的卢德米拉·扬柯夫卓娃，食品工业部部长，对极大的数字反映了一个说明：理查德·德沃夏克在数学上常常只是中等水平。杨柯夫卓娃工程师原先的职业是中学的数学和物理老师，而在商业专科中教过理查德数学。部长一直没有懂为什么同事们对出口这种货物都发笑，他保留意见回答说所有都已写成书面的报告。政府总理阻止了进一步的问题。
但这还没有结束。大约一周之后，同事们有了一个想法，将一匹母马送到理查德的部门前面，带着一块牌子，上写：“给部长的出租车”。我作为农业部长，要出来照管这匹小马。最后一切都弄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