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的发展中，各地方逐步形成了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各国家自然互相了解、接近、发展彼此之间的合作。可以理解的是：每一个党，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感兴趣要建立与最强大的苏联的关系。这样也产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广泛发展合作，这将有利于我国的最佳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成为捷共领导、国家领导和全国在整个战后发展中最优先的重点工作。
当我在1959年被召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任农业部长时，就接触到许多负责不同工作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已经在中央或州里工作过、已经在各个层次上活跃地接触过苏联代表、负责工作人员等的人。这样我就有可能看到我们和苏联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哪些有助于、哪些阻碍我们的合作——所有根本意义的信息。每一位政治家都注意，并且适宜地及时地做出反应，以便所有一切都顺利地、最佳地进行。这种发展完全不是那么简单，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就已经如此。
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欧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在没有被希特勒德国侵占之前（瑞士和卢森堡除外，他们没有被入侵），是一个受到相对民主的体制治理的国家。不少的从奥地利和德国来的反法西斯人士在30年代避难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国家与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相比，是经济上技术上最为发达的国家，有最高的生活水平。捷克斯洛伐克地理位置像是新形成的中欧东欧社会集团的伸到西面的一只角。虽然在1946年的选举中，捷共获得了占优势的胜利，但在一些苏联领导人的眼中，我们没有决心面对敌人的活动，也没有做好准备，实际上，我们在冷战的开始，就第一个受到各种挑衅和破坏活动的打击。他们（指苏联）希望我们变得更好些，根据他们的意见，要我们克服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要结束据说的对政治反对派的过分软弱。
“我们徒劳地在各种友好会晤中向各个苏联伙伴们解释”雅鲁米尔·兰斯基在和威亷·西罗基讨论时说“捷克人是有一点无所谓的，对不同的观点有一点宽容，但会捍卫自己的观点，并且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你们经常低头退出，你们这样要吃苦头。”这不是苏联伙伴中的个别意见。
我们的代表人物在1946—1956年在莫斯科的谈话原始记录没有到过我手中，与上述见解有关的最重要的会谈的原始记录也许根本不存在，但我有机会听到过一些党领导成员和1948年2月前和2月后的政府成员的口头报告。
关于如何形成了莫斯科和布拉格党及国家领导之间的关系，我还在50年代后半期有机会和兹德涅克·费林格（Zdeňek Fierlinger）谈话，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驻苏联的大使，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之后曾任人民民主政府首任总理，以后任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费林格，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外交家，在周末常到塞济莫沃·乌斯季（Sezimovo ústí）度假，我在那边的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总统的乡间度假别墅区有一间小屋，仿照蒂罗尔斯基（Tyrolsk？）式的山区建筑形式，略微有点不符合南捷克州沿卢日尼采河（Lu？nice）一带的平原建筑。那时他作为议会（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十分勤学好问，当过多年的外交家，但对普通人的生活知道得不多。他很喜欢走访胡斯塔博尔附近的村庄和工厂。他很高兴与我在一起（当时我在捷克布杰约维采（eské Budějovice）工作，大多数是在星期六的走访中陪同他）。
当我们走访回来，到他的小别墅略为坐坐时，我们不喝酒，他是一位固执的禁酒者。总是自己开始谈论他在巴黎，特别在莫斯科的外交生涯。据他的观点，不是所有他在“大国”所见到的东西，在我们国家都适合，不是所有他在那里了解到的、称赞过的对我们都适合。
费林格强调，在苏联领导中，每一个人都强硬地表示定型的关于社会布局的观点。当他谈起不是所有在苏联国内可以实行的事情，对我们都是合适的，他没有遇到苏联领导人的理解，相反只有怀疑，及至于不信任。我晚些时候才知道，议会主席的他，在50年代初，对邀请苏联顾问到内务部及其他中央部门的建议持批评意见。他明确地说，我们以后会感到不痛快的。当在1952年在党的领导层中讨论准备政治审判的会议上，他表示对死刑建议的怀疑。
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战后形成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关系，以后又怎样？费林格讲了，贝奈斯总统如何在1943年签署捷苏友好及合作协议时，以及1945年初在莫斯科与高层谈判的时期，都得到了苏联各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尊敬和尊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和贝奈斯总统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谈到了关于战后安排的所有关键问题。有一些问题费林格是在回国之后作为政府总理才听总统说的。费林格认为是对总统和对我国的不寻常的信任。斯大林发表了声明，说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后，苏军短期内即撤离我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苏军在战后直接撤走了，而在其他国家，长期地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在那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斯大林接受了贝奈斯总统的明确要求。
上面讲到的，在莫斯科一直存在过相当的怀疑：捷克斯洛伐克那时是否坚定地站在反对西方的一边，这会影响——很难确定是影响，应该说是“助长”——我们党的领导在1948年和接着的几年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与此相联系，我想起了难以忘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j Kosygin）在他最后一次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在东斯洛伐克的太脱拉山谷散步时说的名言：“总理同志，你知道，在我们苏联对好兵帅克这本书是十分喜欢的，任何人任何时候读了这本小说都是这样的喜欢。但是你们捷克人认为帅克不怎么样。有时候还有点像你们。对什么都喜欢开开玩笑——你们不会以恰当的决断来捍卫你们自己的观点，常常还放弃了它”。显然这是柯西金长久以来的看法，因为在1968年12月他也这样向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Oldov erník）说了，切尔尼克是当时的捷克政府总理，被柯西金邀请到他莫斯科郊外别墅作十天的私人逗留。
我得出这样的看法：好兵帅克诙谐地描述了我们捷克人，但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对他作了不恰当的解说。可以夸张地说：“帅克讲的是捷克语，而他们‘不恰当’地译成了俄文”。
从其他渠道也可以记载有类似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苏联领导层中是相当广泛存在着的，这种观点在1948年2月之前和在以后发生有威胁情况的时候（例如在1968年）会影响他们采取针对我国的重大决定。
合乎逻辑的思考以及随后的实际措施，使党的领导层（应该说是一部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来自苏联党的怀疑，使我们决心去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无可争辩的强大的不友好举动。结果采取了政治上没有经过考虑的、过激的、左倾的决定。这样形成了以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为首的强大的激进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有一批当时捷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如阿列克谢·切比其卡（Alexej epi ka），当时的司法部长，1950年4月后任国防部长，他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事实形成了和苏联的关系。苏联是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纳粹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决定性的解放者。纳粹的目的之一是要消灭捷克人民，并将剩下的迁移到西伯利亚某个地方。14万苏联士兵为解放我们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我们主要的经济伙伴，以有利的条件供给我们能源及其他原料。曾经是我们的众多种类的机械产品的主要顾客。遗憾的是1968年华沙条约军事入侵成为我们关系中的重大创伤，以及在以后年月中，对我国内政，进行从保守角度的干预，按理说，他们是无权对我们进行干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