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说不定，我确实救了泰利斯一命。
在泰利斯看来，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他就像只狮子，我是只小老鼠，小老鼠帮狮子拔掉了瓜子里的尖刺，救了他一命。其实不然。
他和莱蒂莎其实并没有结婚。这里很少有父亲来走动，泰利斯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握完手，泰利斯塞给我两张百元钞票，好像我是著名的纽约马戏团餐厅领班似的。
他冲我递了一个眼色，“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好。”
“医生，你是最棒的。”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名字，没有地址，也没有头衔，只有一串手机号码。“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打这个号码找我。”
“我会记住的。”我说。
还是一样的眼神，“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
“好。”
我把钱收进口袋。我们这样你来我往的已经连续六年了。我在这里工作，认识了不少毒贩，没有一个撑得过六年。
当然，这个钱我没有放进自己的口袋，而是拿给琳达作为慈善捐款。我知道那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钱，但我发现，把钱收下然后捐出去，总比在毒贩手里好多了。我不知道泰利斯有多少钱，他老是换新车，好像偏爱有染色玻璃的奔驰车，小孩穿的衣服比我衣柜里的东西都值钱，但是孩子的妈妈既然接受医疗补助，那就表示可以免费就医。
这没有道理可讲的，我知道。
泰利斯的手机铃声听起来像是嘻哈舞曲。
“我得接这个电话，有生意要做。”
“好。”我说。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谁能不生气呢？但情绪归情绪，毕竟有活生生的孩子等着你，而且受了伤。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活泼可爱的，远非如此。有的时候，我所面对的小病人，一看就知道是迟早会走上歧途的孩子，但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无助的，脆弱又难以自保。我可以举出很多实例，看过之后，你会完全改变对人类的定义。
因为如此，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小孩身上。
本来今天只需接诊到中午，但因为早上让调查局的两个家伙给耽搁了，不得不延长时间到下午三点。一整天，我的思绪不经意就会想起早上的质询对话。伊丽莎白伤痕累累的照片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里，就像诡异的闪光灯。
谁会知道这些照片的事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我马上就有了答案。我拿起电话，这个号码我已经很久没拨了，但仍然记在心里。
“萨耶摄影。”有个女人接起电话。
“你好，瑞贝卡。”
“臭小子，你还好吗？贝克。”
“还好，你呢？”
“还不错，很忙。”
“你工作太卖力了。”
“没办法啊，我去年结婚了。”
“我知道，抱歉我没去参加你的婚礼。”
“你少来了。”
“好啦，还是恭喜你。”
“找我什么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
“嗯。”
“有关伊丽莎白的车祸。”
我听见一声细微的回音，之后就完全静悄悄的。
“你还记得车祸的事吗？伊丽莎白遇害前发生的那次车祸。”
瑞贝卡?萨耶，我太太最好的朋友此刻沉默不语。
我清清喉咙，问：“当时是谁开车？”
“嗯。”她对着旁边说，“好，等一下。”接着又对我说：“贝克，我这里有点事，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你，好吗？”
“瑞贝卡？”
电话挂断。
老实说，悲剧对灵魂有益。
事实上，面对死亡，让我成为更好的人。若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即便线索无迹可寻，但真相还是在那里，不可否认。这并不是说牺牲生命也值得，或者这是场公平的交易等。但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比以前进步了，更加知道轻重缓急，也更加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可笑，我曾经很在意自己参加哪个俱乐部、开什么车、墙上挂着什么文凭，或者其他种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想做医生，因为想获得别人的赞赏，想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想出人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