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1893—1953），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Григо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ий），又名查尔金（Эаркин）。其中文名为吴廷康。在《向导》、《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木材场管理员的家里。1913年，移居美国，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两名助手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翻译杨明斋来中国，目的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情况，联络中国的进步力量，并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来华后，经过柏烈威的介绍，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维经斯基一行受到李大钊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建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人。罗章龙回忆，在维经斯基赴上海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在会上简明致辞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维经斯基在上海也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奠定了基础。1920年11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畅谈中苏关系和苏维埃制度。次年1月回国。
1921年4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华，参加原定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大会没有如期召开。5月，返回莫斯科。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后为实施大会关于在东方各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努力，维经斯基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正开始步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和“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利用又加以防范的策略。其后，维经斯基与马林就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反对马林力倡的导致共产党失去独立性的党内合作方式。其间，维经斯基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对国民党“一大”发生重大影响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
1924年4—7月，维经斯基第三次来华。4月底5月初，经北京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维经斯基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情绪，并提出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工作，纠正国共合作中一度存在的右倾倾向。会后，维经斯基赴广州，由廖仲恺陪同会见了孙中山，望孙支持苏联同中国中央政府复交。1924年11月底，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并对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进行了调解。1925年2月，维经斯基返回莫斯科。7月，来华指导“五卅”运动。
1926年6月，维经斯基最后一次来华，在中国整整呆了一年时间。此次来华，其身份是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主席。远东局开展工作后，立即面对两件大事：中共内部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和即将开始的北伐。维经斯基主张“从内部反对右派”，要求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大力加强团结国民党左派。对于北伐，维经斯基协调了中共与莫斯科的不同立场，陈独秀那篇著名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是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意志的产物。
1927年初，维经斯基赴上海与鲍罗廷共商反对蒋分石。3月共产国际指示迅速成立工农武装，让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5月参加中共“五大”。
1927年7月，维经斯基回国后被罢黜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到全俄农业合作社工作。1932—1934年任国际工联太平洋书记处书记。后从事世界政治经济的教学与研究。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
李大钊牺牲后，维经斯基在1927年的《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署名“魏琴”的《悼李大钊同志》一文。文中写道：“李大钊同志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又是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一委员。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斗争。他的名字早就为全中国革命者所认识了。他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几百万北方的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激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