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就是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的汉文帝。他在位期间，鉴于秦朝因刑罚严酷而失天下的教训，为了西汉的长治久安，决心改革法制。
西汉初期，“汉承秦制”，各项制度都基本上是沿用秦朝的，法制也是如此。而众所周知，秦法之严酷是出了名的，继续沿用秦法是不行的。如果依照秦法搞下去，西汉王朝必将重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辙。于是，刘恒之前的一些西汉最高统治者，便着手改革秦代的酷法。如汉惠帝曾于前191年废除秦朝的《挟书律》，放弃禁书法令；吕后也曾于前187年废除夷三族的刑罚和《袄言令》。但是，他们改革法制的步子都不太大。
平定诸吕之乱后，被宗室大臣周勃、陈平等拥戴为帝的刘恒，原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封为代王，长期驻守边境，对严刑酷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由此而激化的阶级矛盾，了解得更深一些。因而他改革法制的决心也就比较大。刘恒在法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废除肉刑和连坐法。
前179年，刘恒一继位，就下令废除宫刑。这实际上就是废除肉刑的开始。因为先秦时期及秦王朝的肉刑约有五种，即墨（鲸面）、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幽闭）、大辟（处死）等“五刑”。刘恒下令废宫刑，自然是废除肉刑的开始。第二年，他又下令废除连坐法。刘恒认为，一人犯法只该一人承担法律责任，株连他的并未犯法的亲属，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导致秦时“囹圄成市，赭衣塞路”的法律，应该革除。
据《汉书·文帝纪》记载，促使刘恒下更大决心废除肉刑，与缇萦代父受罪的故事是有很大关系的。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五月，原齐地太仓县令淳于意犯了罪，被押解京师长安，按罪该判肉刑。淳于意就是缇萦的父亲。淳于意共有五个孩子，全是女孩。临去长安服法时，他痛苦地说：“生女孩真无用，有了急事一个也帮不了忙。”缇萦是他最小的女儿，听了此话很伤心。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她毅然前往长安关照父亲。到长安后，她大着胆子冒死给汉文帝上书。诉说她父亲为官清廉，深受齐中父老称道；如今坐法当刑。但是，“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自新，其道无由也”。为了给他父亲悔过自新的机会，她愿代父受罪。这份感情真挚，说之在理的上书，使文帝很受触动。之后，他便下诏说：古代刑罚轻，而犯罪的人少；现在刑罚重，反而犯罪的人更多。原因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对人们进行法律教育不够吗！古人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人们有过错，不先教育就施加肉刑，他们想改恶从善、悔过自新也就没有机会了。我很同情这些人，应该进一步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代替。后来，汉文帝指示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修改刑罚，用笞刑、徒刑等来代替了肉刑。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进步。
但是，也应当指出，汉文帝虽然下令废除了宫、墨、劓、刖等肉刑，然而就汉一代，并未真正执行。如汉武帝时司马迁被处宫刑便是一例。大约直到魏晋时，才真正废除了肉刑。尽管如此，汉文帝改革法制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