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应该指出这时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是有一定保留、有一定距离的。这可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是其政纲中主张“军队国家化”，提出了“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的幼稚主张。这与中共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这实际上是要中共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军队国家化”作为政纲而提出，说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在某些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是存在着距离的。二是对待沈钧儒的救国会是否参加民盟的问题。在民盟成立时，认为“沈钧儒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倾’了”，“救国会是‘左派’组织，不少人说他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他们也参加创建这个新组织，就有成立新的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大约过了将近一年之后，才邀请救国会参加民盟。这说明民盟成立时，对中共是采取“避嫌”态度的。
第二阶段：在抗日反蒋上默契配合（1944～1945年）。
从民盟成立至1944年这段时间，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阴暗的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状况有增无减，蒋管区民主运动备受摧残。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的同时，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对国民党战场上再次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战场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中国人民的抗战大业，举步维艰。民盟在这样的困境中艰苦奋斗，一方面继续发展壮大民盟组织，先后建立了云南省支部、四川省支部、重庆支部、广东省支部、华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筹委会和东南总支部筹委会等地方组织。同时，又积极开展抗日反蒋活动。民盟中央与地方组织在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中，相互合作得更加默契。特别是在那些受亲蒋的青年党影响小，“左派”力量强大的省区，民盟与中共在民主运动中的合作就更为紧密。这在昆明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西南联大办在昆明，一大批学者、专家、教授云集昆明。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盟，在昆明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教授为盟员，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潘大逵、费孝通、楚图南、曾昭抡等，都先后加入了民盟。甚至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也秘密入盟。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们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们入盟，对推动云南的抗日反蒋运动，打破皖南事变以来民主运动的沉闷空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当时就是“通过民盟和进步学生建立了联系”，“通过吴晗在教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冲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给民主运动造成的沉闷空气，1944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所发动的三次大活动（“五四”纪念座谈会、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会、护国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会），都是事先与民盟“共同商量”后举办的。而且这些活动均分别由民盟成员吴晗、闻一多、罗隆基、李公朴、楚图南、潘光旦等主持或讲演的。
在举世闻名的“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民盟与中共更是配合得十分默契。闻一多、吴晗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把这一运动不断地引向纵深发展。
第三阶段：开诚布公，荣辱与共关系的确定（1945～1948年）。
从旧政协召开至南京“和谈”破产，这是民盟与中共合作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
这时，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核心问题，一贯自我标榜为中间派的民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提出了“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要把民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中国第三个大政党”；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样的方案，中共是不能接受的，必然导致民盟与中共在政见上发生分歧，使两党的合作出现裂痕。国民党便趁机对民盟进行拉拢收买与分化瓦解，企图从组织上拆散民盟，或阻止民盟在旧政协会上与中共合作。
旧政协召开前，蒋介石公然派张群来与民盟领导人举行“谈话会”。会上，张群暗中支持亲蒋的青年党在民盟九个代表名额中要占有五席；青年党则公开撒赖，宣称若不给它五个代表名额，就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蒋介石的用心就在于以此来拆散、瓦解民盟，孤立共产党。
为了争取旧政协的召开，并使之作出对人民有利的决议，中共从大局出发，同意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代表名额为五人。中共还提出民盟代表仍为九人，由共产党让出二名。国民党让出一名来解决。这样，出席政协的代表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社会贤达九人，青年党五人。在这一活动中，虽然青年党被蒋介石从民盟中拉走了（接下来，民盟将其开除），但其瓦解民盟，阻止民盟在旧政协中与中共合作的阴谋却破产了。再说，青年党被拉走，也使民盟在组织上更纯洁。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旧政协的五个小组中讨论各项提议时，民盟代表大多数都与中共代表紧密配合，共商对策。由于民盟与中共合作，经努力终于把《五五宪章》规定的总统独裁制改为议会制和责任内阁，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在国民大会问题上，民盟也与中共保持一致，通过宪法应有3/4代表通过才生效，以及中共与民盟代表名额应占代表总人数的1/4的决定。这就可防止国民党利用国民大会多数代表的名额，通过一部独裁宪法的企图。
1946年7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动了内战。民盟不甘心调停和谈失败，于1946年10月，又开展了以民盟为主的第三方面南京和谈，也积极劝说中共和谈。并表示在这次和谈中要加强同中共合作，第三方面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都将事先与中共协商讨论，以防国民党孤立中共。民盟的本意是为了和平，但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企图利用这次和谈搞一次“和平攻势”的阴谋认识不清。加之民盟要走“第三条道路”的愿望作祟，因而就发生了在谈判中国共双方各不相让。民盟骑虎难下之时，想急于求成，便在事先未与中共商量的情况下，于1946年10月28日，提出了调处国共争端的三点建议。这个建议的基本内容是：双方军队各就地停战；各个地方政权由改编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落实各项政协决议，一致参加“国大”，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国民党的方案。《建议》起草后，民盟又在未与中共代表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一建议送交国、共、美三方。周恩来看后，严厉批评了民盟代表，并指责他们“失约”。好在民盟代表知其铸成大错之后，立即设法收回了这个《建议》，才避免了授国民党以口实。
这些活动说明民盟在大是大非面前，知错就改，以实际行动巩固与中共的合作。中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以诚相待，开展批评，而民盟在出了差错之后，又能改正错误挽回损失，这种态度只有挚友、诤友才能做到。由此可见，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已经发展为开诚布公，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了。
第四阶段：接受中共领导是民盟的历史选择（1948～1949年）。
1948年以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由于民盟坚持与中共合作，共同反内战、争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就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他们终于在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勒令民盟解散。这一反动措施，打破了民盟走中间道路的迷梦，但并未能使民盟屈服。在深刻反思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民盟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宣布：“我盟国内外全体十数万盟员，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表明民盟放弃了调和策略，从中立走向了革命。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在这一转折上起了重大作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民盟与美蒋反动派的公开决裂和与中共的全面合作。
然而，民盟与中共的关系并未就此止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双边关系又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着。
1949年1月22日，民盟领导人，在《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暨各方面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意见》一文中，便公开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民盟经历了漫长的、乃至痛苦的奋斗之后，终于选择和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从此，中国的政局步入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新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民盟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民盟与中共合作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盟与中共是两个阶级属性截然不同的政党。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民盟是以中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它们为什么精诚合作呢？除了民盟当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可与无产阶级结成共识，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成合作这个基本因素之外，具体说来，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共同的民主革命目标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941～1949年，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主题词是：抗日、反蒋、建设新中国。
民盟之所以能与中共合作，就在于对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在认识上基本一致，政治目标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代表中共曾多次重申过这个奋斗目标。1941年，他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抗日战争即将获胜之际，在中共“七大”上，他又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党要领导人民争取光明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后，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变化，提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号召。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盟成立伊始，就宣布自己“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要求实现国家的民主、团结、统一。以后，民盟领导人又多次宣称：“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又以民主一层为中心。”在1948年1月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政治主张进一步发展为：民盟“今后将更坚强地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正是对当时的中国问题，在政治主张上认识的基本一致性，奠定了民盟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亲密的挚友关系是二者合作的组织基础
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还有着一定的组织基础，那就是亲密的挚友关系。由于民盟的成员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与中共的关系就形成了多边、多层次的组织联系。从阶级关系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盟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在抗日、反蒋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在组织上，必然会形成伙伴关系。但伙伴并不等于挚友。民盟与中共成为挚友，这种关系就比伙伴更深一层了。那么，它们之间形成挚友的因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从下列三方面去探讨。
第一，民盟的成员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热爱祖国，强烈地希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把祖国建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基于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寻觅知音。然而，由于他们自身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他们对反动文人是不屑一顾，不肯与之同流合污的；对志同道合者，自然相邀入盟，成为同志；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他们看来正直而进步的文化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因为业务上、学术上或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常与这些人交往，崇敬这些人，大家以诚相待，慢慢就形成了挚友、诤友。而这些人中有的就是中共党员，他们把这些人当做“民盟之友。”
民盟的成员对这些中共党员并不避讳，甚至邀请他们参加民盟的会议，交换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讨论民盟内部的重大问题。如1944年昆明民盟内部意见分歧逐渐表面化，罗隆基认为“苏联有经济民主而无政治民主，英美有政治民主而无经济民主”，主张民盟应综合二者的优点，让中国走“第三条道路”。这一观点，在民盟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公开辩论。这时，中共党员张光年（光未然）就曾被邀请到李公朴的“北门书屋”参加民盟的会议，并应邀发言参与讨论。至于张的政治身份，民盟的这些成员都是清楚的。1945年，云南民盟改组，还邀请中共党员张子斋担任其机关刊物《民主周刊》总编辑。
第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织关系，也是民盟与中共合作不断深化的因素。在形成挚友关系中，中共也为民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华岗（化名林少侯）、周新民、李文宜等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争取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共党员还直接参加民盟，从中加强党对民盟的领导和联系。
第三，在组织上，民盟能与中共长期地不断深化合作，与民盟自身的逐渐纯洁也是分不开的。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民盟，其组织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左舜生、李璜的青年党，张君劢的国社党是亲蒋的，他们在民盟中扮演着十分不光彩的角色。青年党在参加旧政协问题上，执行蒋介石拆散、瓦解民盟，孤立中共的阴谋，从而暴露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自绝于民盟，最后被民盟开除。1946年11月伪“国大”召开时，民盟拒绝参加，国社党的张君劢、张东荪之流，又自绝于民盟，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参加了伪“国大”。民盟亦将其开除。开除亲蒋的青年党和国社党，使民盟在组织上更加纯洁，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也就更加巩固和发展，从而才会出现民盟在1948年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大转变。
（三）国共两党的政策决定了民盟的归宿
对于民盟这样一个以“中间派”自居的民主党派，在当时是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对象。既然在中国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民盟的归宿就只能在国共两党之间“二者必居其一”。民盟靠拢谁，则取决于民盟自身的政治立场和国共两党对它的政策及态度。
民盟的政治立场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团结抗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的政策相悖的。这就决定了民盟在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必然走着一条由拥蒋到反蒋的道路。
在态度上，国民党对民盟的爱国活动越来越不能容忍。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巩固后方，便对民盟大打出手了。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林斌丞等民盟领导人之后，又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强迫民盟解散。这一行动，既把蒋介石的所谓“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碎，也使民盟对蒋介石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从而，使民盟走上了坚决靠拢中共，接受中共领导的道路。
就中共而言，如前所述，对民盟一直是采取团结、帮助和支持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提出正确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作为合作的政治基础；充分尊重民盟的利益，并作适当的让步；当民盟受国民党压迫时，充分同情和理解其处境，并给予真诚的支持和帮助；对民盟的“中间道路”，始终坚持教育、说服和等待的态度。中共的真诚及双方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使民盟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并靠拢和接受了中共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