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60年代是德国走向民族统一的转折时期。统一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普鲁士在统一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1848年革命没有摧毁各邦的君主制度和反动势力，但毕竟重创了旧的封建秩序和生产关系，从而为50，60年代的经济高涨创造了重要条件。5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持续性，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发展首先是旧有生产关系得以调整的产物。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通过这项立法无偿地废除了在农村中残存的次要封建义务，把允许通过赎金赎免主要封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所有阶层。比举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使封建性地产迅速向资本主义地产过渡。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土共有100多万农户办理了赎免手续，获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后通过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农民手中获得大量土地和赎金的容克地主，开始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刺激下，通过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把传统的庄园农业改造为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
部分容克还利用手中集中起来的赎金，通过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加工工业转变为企业家，少数人甚至投资于铁路修建和证券交易一变而为大企业和银行的股东。广大的农民由于赎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继转变为雇农或流人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只有少数富裕农民上升为富农。农村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成为50，60年代经济高涨最显著的特征。
自 30 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关税同盟的扩大（1852 年已扩及德国全境），轻、重工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最先采用机器的纺织工业部门，机器生产已普遍排挤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已取得统治地位。由于德国首先发表和使用了矿物染料，成本低廉，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英国产品的强大竞争者。不过德国工业高涨最突出的表现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经过 50 年代的奠基，德国的煤、铁生产，机器制造和铁路修建均有巨大的发展。其中原煤产量在 20 年间（1850-1870年）从670万吨增至34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机器制造厂在15年内（1846-1861年）从131家增至30家，工人达9.8 万人。最大的博尔齐希蒸汽机工厂到186 年拥有工人已达160 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德国重工业的发展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以至于50，6 0年代被视为“铁路时代。自30年代开始兴建铁路以来，至50年代铁路建设进人高潮。186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已达 1.1 万公里，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的四大交通网。1872年，全德铁路总长已超过2.2万公里，赶上并超过英、法两国。铁路建设推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并为德国同欧洲各国扩大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
德国重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在 60 年代的几次战争中，军火工业获得重要发展。
斯汀尼斯的企业、博尔齐希的企业，尤其是克虏伯的军火工厂已成为德国军工企业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虏伯公司在业职工人数，从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0人，经营范围遍及军工生产的各个领域，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除此而外，德国工业发展还得益于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业门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化学工业的发展最为典型。自30，4 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合成尿素和过磷酸盐制造方法PA来，1843年德国已兴建了第一家碱厂及一批制造过磷酸盐的化工厂。1856年，英国化学家拍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这一发明由德国化学家霍尔曼加以发展，为德国合成染料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 年代，碱性矿渣被大量用于炼钢。70 年代，德国从焦油提炼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 1878 年，全世界合成染料总产值达315万镑，其中英国为45万镑，而德国已达20万镑，已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提供了人造肥料，为轻工业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为钢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合理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推动了车辆和机械制造以及光学工业等部门的日益专业化。正是由于立足科技前沿，德国很快形成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导，轻重工业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发展格局，从而以30，4 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在70，80年间走过的工业化通路。到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I，超过法国，进人发达国家行列。并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经济的高潮和农业改革的最终完成，为德国政治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了统一运动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德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它为统一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自 1815 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主要来自沙皇俄国，而在德意志内部，这个角色主要由奥地利来扮演。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德国难以走向政治统一的强大外部障碍。1848年革命以后，沙皇因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联盟的解体，就成为德国能否走向统一的重要国际条件。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为改善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实现南下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战略目标，沙皇以俄国对土耳其帝国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护关系为借口，于 1853 年 4 月向素丹提出这种保护要求。但在英、法两国支持下，土耳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之，俄军进驻多瑙河诸公国，10月俄土战争正式爆发。战争打响后，英、法和撒丁王国先后站在土耳其一边。俄国原指望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但奥地利对沙皇在巴尔干的扩张心怀疑虑，尽管沙俄在 1849 年曾帮助他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面上的折衷主义表达了它的反俄立场。普鲁士在近东利益较少，加之它对沙皇对其统一北德的干涉耿耿于怀，乃以一种谨慎的中立表达了对东方问题的态度。这样，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军事技术占优势的英法军队围攻下转入守势 1854 年秋，战事集中到克里米亚半岛。俄国海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困守将近一年，终为装备先进的英法所败。战争期间，奥地利大军曾陈兵俄奥边境，扬言要对俄国开战。普鲁士、瑞典也剑拔弩张，分散了沙皇的兵力。这一切最终决定了俄国失败的结局。
1856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斗争，通过《巴黎和约》，以对俄国比较温和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依据和约，俄国放弃了对奥斯曼帝国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把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在素丹的宗主权下自治；黑海实行“中立”化，俄国和土耳其均不得设置海军基地；海峡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和约这些规定削弱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之失去了自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对欧洲局势的决定性影响，也包括对德意志统一的干涉。此后，在一代人之久的时间里，俄国把往意力转向国内，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把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加强对中亚各汗国和远东黑龙江流域的蚕食。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对西方的压力在战争中，由于奥普两国的不同态度，也为拆散俄奥联盟，增进俄普亲善，继而实现由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奥地利由于背弃沙皇，以及长时期的犹豫不决和折衷主义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为英法所蔑视。在战后它已陷于完全孤立。普鲁士的谨慎中立，赢得彼得堡的长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谅解，这就为未来由它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同盟体系的解体，首先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创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联法反奥战争的爆发和迅速胜利，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处于孤立中的奥地利，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统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样虽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统一未能完成，但已通过重创奥地利和收复部分失地，为最终统一准备了条件。奥地利的削弱逐步改变了德意志内部奥、普二元对坑，而常常有利于奥地利的格局。自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以来，资产阶级中亲普反奥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扩散开来。随着资产阶级“小德意志派”话动的加强，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已成为 60 年代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既得益于50，6 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与普鲁士自身的发展有关。
自 30 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普鲁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德意志各邦之冠。从18世纪未到1850年，普鲁士的国家收人几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奥地利仅提高2倍。50至60年代两邦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由于率先进行农业改革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普鲁士雄厚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瞩目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还由于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断扩大得以加强。从 50 年代起，同盟的范围已逐步扩大到全德〔、到 1854 年，随着汉诺威加人同盟，普鲁士己基本达到把“同盟建成一个包括所有邦国在内的，以共同关税和贸易体制维系的整体联盟”的目的。由于奥地利始终被摒弃于关税同盟之外，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体系实际上已从经济上形成德国未来政治统一的雏形。
此外，普鲁士在 1848 年革命后因保留了一部具有立宪精神的宪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提高了它在各邦中的威望。宪法产生于1848年12月5日，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作了新的修订。经过修订后的钦定宪法加强了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仍保留了原有宪法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内容，并赋予通过三级选举产生的第二院（众议院）以批准新赋税和监督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权力这样资产阶级就获得通过有限的代议制参与国家立法的一定权力，并通过掌管贸易、工商和公共事务儿个部门，直接介人国家管理。虽然仍受到种种限制，但已部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向往的宪制精神，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反，奥地利在1849年3月已废除自由主义宪法，取消了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完全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两相对比，普鲁士通过有限的让步，把自己打扮成立宪君主国，无疑地提高了它在各邦资产阶级中的威望〔。此外，1857年，新君威廉一世（1861-187118年）的即位。，也对普鲁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带来一定影响。威廉不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但他头脑清醒、遇事冷静、注重实际，这同前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1861 年）那种难以理解的神志不清恰好形成对照。威廉具有强烈的成就感，一旦他确信自己事业具有现实性，他就敢于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他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并对基督教抱有虔诚的信念。他不喜欢普鲁士宪法中所保留的许多自由主义色彩，但他表示，“只要宪法存在，就应予以执行，而不应强行篡改，加以歪曲”。他决心向世界显示，即使在有一部“不方便的宪法”的情况下，他也能进行统治。在民族问题上，威廉强烈地认为普鲁士负有统一德意志的使命，但却又比较现实地认为，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目标可能还难以实现。
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好准备方面。他在德意志统一上的作用在于，他召唤出出色的助手站在他一边，并放手让他们去干。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鲁士的政治统治，当然也由于一部温和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存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位新国王首先关心的是修订军事法规，进一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快就同议会发生了冲突。
W 1857年，国王弗威廉四世息精神病，由威廉代理执政；1861年威廉四世病死，威廉正式执政，称威廉一世19世纪中期普鲁上的军队是按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月21日贯彻义务兵役制的法律建立起来的1815年，普鲁士拥有万居民，按比例应征召4.07万军人。他们在正规团队（野战军）中服役3年，在后备军（地方军）中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至50年代，普鲁士人口已增至180万，每年按比例应征召6.5万人。但由于经济原因，每年征召人数并未超过早先的人数，普遍兵役制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此外，征召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许多年龄偏大的已婚男子是国民自卫军的动员对象，而大约 2.4 万适龄青年却因种种理由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在 1848 年革命中，国民自卫队介人革命的经历也使国王心有余悸。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决心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扩大兵源，保证正规军的3年服役期，并为改革开辟法定的财源。
干练而极端保守的容克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18031879年）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协助国王进行改革工作。
1860年2月toR，由罗恩主持起草的“新义务兵役法”提交众议院讨论。依据新法案，常备军被扩大到39个步兵团、10个骑兵团，它将容纳全部符合兵役制的青年，并拟议增加950万塔勒军事拨款；改革一度缩短的服役期，重新恢复3年期限；国民自卫军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再视为与正规军平等的武装力量，更多地受正规军官的控制。并与野战军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 1860年 4 月 30 日，议会投票接受政府关于扩充军队人数的提案，但对削弱国民自卫队地位的要求提出异议。
并要求将服役期限由3年减至2年。于是，政府撤回议案，声称只有国王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众议院的职能仅在于投票通过必需的款项。内阁要求在总预算中增加 90 万塔勒的军事开支。众议院在 5 月巧日以两票反对通过一个“临时措施”，同意支付用于直到1861年7月1日为止改编工作的额外开支。这个临时措施很快被国王和他的军事顾问理解为最终的决定，并宣称军队改革的内容属国王指挥的范围，无须由立法机构批准。这样，围绕军事改革的经费问题，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便变得尖锐起来。1861年12月新的议会选举使自由派资产阶级获得多数席位，他们拒不通过政府关于军事改革和增加预算的建议。其中在当年6月新组成的进步党为首的议会党团，提出所谓“哈根动议，要求议会监督政府开支，并由政府提供过去和将来的预算细目。这个动议在议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但结果导致了议会被解散，自由派的内阁也因“行动软弱”被迫下台。
1862年5月6日，新的议会选举使进步党获得更大的胜利，他们的议席由109席增至135席，连同其他自由派的力量，他们已在新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在 352 个席位中占 230 席）。这个自由派多数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于是政府和议会的矛盾再度陷入僵局。进步党人无意从军事上削弱国家，也不是想使内阁垮台，而是想以此为手段，迫使政府进行某些宪法改革，特别是削弱上议院〔贵族院）的权力。罗恩本人试图通过在两年兵役制问题上向议会让步，换取对改革的财政支持，但威廉态度坚决，拒绝在任何权力上向议会妥协。于是罗恩撤回了自己的让步建议，站在国王一边，公开向议会宣战。他们决定在预算没有批准以前，依靠国王的全权，按照过去法定的预算继续军事改革。
但这一违宪行为遭到受人民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坚决抵制，国王打算，如果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在违宪的情况下成功地反对议会的内阁，就想传位给他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危机关头，罗恩向国王举荐了他在法国出任大使的朋友奥托·稗斯麦。这位铁腕人物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为首相。从此，稗斯麦这个名字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德国的历史，在他那令人惊叹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解决了宪法纠纷，实现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而且以其在欧洲外交棋盘上纵横稗阖、左右风云的高超手腕，在欧洲和世界史上永远留下了他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