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十分开放的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十分繁荣，但也有一种极坏的风气，就是在士大夫中有一种耻于从师求学的狂妄风气。
贞元十八年（802），韩愈出任国子监的四门博士。四门学的学生兼有下层贵族和平民的子弟，而“博士”只是一个学官，为从七品上，地位和待遇都不高。韩愈对此并不太满意，因为离他“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目标差距太远，但他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对这个教授的工作还是尽心竭力的。
由于韩愈的文名日渐远扬，又在京城这人文中心任学官，所以国子监的学生，以致社会上的青年人，来向他请教的越来越多，而韩愈则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信必回，对年轻人如何进德修业、写作古文等，都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他的弟子中多是年轻的晚辈，但也有和他“年相若”，甚至年长于他的，但韩愈对凡是登门求教者，一律称为弟子，从不避讳师弟子的名分，而这无疑触犯了社会上那些耻于以弟子自居人的信条。于是就有人起来攻击韩愈。韩愈深感有整顿一下这种不良风气的必要，于是写下了《师说》一文，这一下就招来了更为强烈的攻击和谩骂。当时的情况，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生动的记载：“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辱，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责怪和谩骂），指目牵引（用手指画、递眼色、互相拉衣角以示意），而增与为言辞（添油加醋恶意评论），愈以是得狂名（被认为是疯子）。”
韩愈理直气壮当老师，写了一篇劝人从师求学的文章，竟遭到如此激烈的攻击和谩骂，其根本原因是他的言行与当时的社会陋习背道而驰。韩愈在《师说》一文中针对社会积弊，系统地阐述了为师之道、求学之道、师弟子关系等观念。
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接着就明确提出择师的标准，或者说是老师的职责：“师者，所以传道（传授儒家的思想、学说）、受业（传授学业知识）、解惑（解答道、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也。”并进一步指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有惑则必从师，充分肯定了从师求学的必要。
文章针对社会上对老师长幼、贵贱的议论，明确提出了“吾师道也”的观点，“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即是说，不分地位贵贱，年岁长幼，谁掌握了“道”，谁就可以为师。
文章接着又严厉批评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犹“从师而问焉”，而“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于从师”；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而自己“道”之不知，“惑”之不解，则不从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士大夫之族则找种种借口不从师，其“智”反在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之下。
文章又说“圣人无常师”。孔子是圣人，犹且“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并以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言来议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老师不必处处都比学生强，学生不必处处都不如老师，谁有“道”“业”方面之长，谁就是老师。
文章最后又表彰了乐于从师求学的弟子李蟠。
这篇《师说》的主旨在论师。文章确定了“师”的概念，强调了老师的主导作用，提倡“不耻相师”“无常师”，唯道是学，批判了耻于从师求学的恶劣风气和封建门第观念，提出了建立能者为师的新的师生关系，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家鼓吹师道尊严的藩篱。
在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他能不顾流俗，不怕笑辱，抗颜为师，是要有巨大的勇气的。写《师说》这样不同流俗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一篇《师说》是韩愈对从师求学问题的系统阐释，是对耻于从师求学社会恶习的强烈批判和大胆挑战；也是对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人格尊严的捍卫。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韩愈不仅抗颜为师，而且大力弘扬了师道，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封建教育理论，其中许多精辟见解今天仍不失为中肯之论。
韩愈一生四入太学：三为博士（教授），一为祭酒（相当于校长），弟子满门，他不愧为一位教师的楷模，一位杰出的封建教育家。而其不惧社会压力，挑战社会积弊的大无畏精神，尤其值得后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