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写文章，务求自然平淡，“简而有法”。他在《与渑（miǎn）池徐宰书简》中说：“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由此可知，他力求“精择”文章使其“峻洁”，但又要“流畅”，做到“自然之至”。他要求文章要“简而有法”。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他提出要“文简而意深”，“其语愈缓，其意愈切”，即要求文章要用意深刻而语言简明。这是欧阳修对文章语言的要求，也是他一生奉行不渝的写作原则。
欧阳修一生著述甚丰，但其创作态度却十分严肃。据说，他即使是写一二十字的小柬，也要打草稿，绝不草率从事。在《归田录》中，他曾自述：“余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所谓“属思”，即是说唯有此时才有功夫去深思熟虑。他的这“三上”说已成为宋代文坛的佳话。除“三上”外，欧阳修更提倡为文要“三多”。陈师道在其《后山诗话》中引用欧阳修的话说：“为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意思是说，要写好文章，就要多读、多写、多于他人切磋。他在《题青州山斋》这篇短文中，如实记叙了自己因写不出与前任不同的表现同一内容的作品而引为终身之恨。
欧阳修修改自己文章的生动例子不胜枚举。周必大在《欧阳永叔集跋》中说：“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写完文章挂在墙上，不时看，朝夕改，以求尽善。最为人们传诵的，莫过于他修改《醉翁亭记》的事例了。朱熹的《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顷（近来）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范公偁（chēng）在其《过庭录》中记载了欧阳修修改《昼锦堂记》的故事：韩琦做宰相时修了昼锦堂，欧阳修为其作记，有“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之语。韩琦特别爱赏。但数日后，欧阳修又派人送去了一个本子，并特别嘱咐，原来的本子有不妥之处，请换此本。人们研究了半天，只发现在“仕宦”和“富贵”下面各添了一个“而”字，使文章更加流畅。为添两个虚字使文义畅达而另送别本，足见其文风严谨，一丝不苟。其他如晚年犹对其庆历二年时所写的《本论》加以删定，他于仁宗皇祐年间为其父母所写《先君墓表》，直至神宗熙宁三年才精心改定为其传世名作《泷（shuāng）冈阡（qiān）表》。
欧阳修为什么如此严肃认真地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沈作喆（zhé）《寓简》中所记一个故事似乎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chēn，生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他之所以到晚年还苦改平生为文，不是怕老师嗔怪，而是怕后人耻笑，是怕自己偶有疏忽，用心不到，留下遗憾。可见，他写文章不但为自己负责，还要为社会负责，为后人负责！
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自然，委婉曲折，那么“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靠的不是天才，而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这首诗中的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欧阳修成功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