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外势力的重组和增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卫钓鱼岛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为阵地，倡导政治革新，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相应地，一些党外势力也开始活跃了起来并得到了发展，他们纷纷质疑国民党以“戒严法”为借口，实行长期的专制，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人汇集在民主的旗帜下，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有的后来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有的后来又脱离了“民进党”。
蒋经国面对台湾内外的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像邀请日后大搞“台独”的李登辉担任“政务委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台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戒严体制下的一党专政。
1978年，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后，党外运动继续有所发展，最著名的事件就要数“美丽岛事件”了。《美丽岛》是当时台湾颇具影响力的杂志社，它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用以制衡国民党。这些党外势力发动民众于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强行拦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些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民主、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其中“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恬不知耻的进行着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曾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倡议，呼吁国民党当局告别戒严体制，结束对立，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1984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使台湾当局实施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经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要求民主的潮流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台湾的党外势力借助许多社会、政治事件，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特别是江南命案与涉及众多高官贪腐的“十信事件”的接连发生，重挫了国民党的政权形象，使国民党不得不面临再次求变的选择。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
直到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国民党一党独尊和一党执政时期终结。对此，沈昌焕担心地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可蒋经国却淡淡的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句话成为了当时争相传颂的至理名言，即便如今，仍旧被很多人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