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曾发生过多次的变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特征是有所差别的。20世纪70年代初，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应用考古材料、物候资料和方志文献首次科学而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基本状况，提出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四寒四暖”模式，其研究成果已为人们所普遍采用，更有不少学者力图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束缚，参证竺可桢的有关论断，开始尝试研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经济与文化的种种影响。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竺可桢提出，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由于这个温暖期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学术界一般称之为隋唐温暖期，另外也有学者称其为小高温期或普兰店温暖期。不过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对竺可桢的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四暖四寒”模式提出了疑问，相应发表了多种修正方案。最为引人注意的是，还有学者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隋唐温暖期也产生了异议，认为“这个温暖期的结论尚值得进一步讨论”，即“唐代不是一个稳定的温暖期”。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竺可桢有关公元600—10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基本结论。这一新论点不仅已被有些学术专著所采用，而且还被称作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之一。隋唐时期是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重要阶段，对这一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论证，直接关系着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模式的复原以及今后气候变迁趋势的预测，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
1.物候证据
竺可桢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竺可桢的依据是唐都长安在650年、669年和678年出现的无雪无冰的暖冬，以及当时这一地区梅树、柑橘的生长情况。
唐时长安皇宫和南郊曲江池都种有梅树，玄宗之妃江采苹因其所居遍种梅树而获“梅妃”之称，曲江池的梅花也为这一名胜游览区大增异彩。另外，当时扶风县界也可见梅花，可证当时梅树在关中地区比较普遍。至于柑橘，有资料记载说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和唐武宗时期（841—846）长安宫中橘树都曾结出味道鲜美的果实。
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柑橘只能抵抗——8℃以上的寒冷，而现在西安地区每年的绝对低温几乎都在——8℃以下，在1931—1950年期间还有三年（1936年、1947年和1948年）降到——14℃以下，所以现在西安难见可正常结果的柑橘，梅树也生长不好。龚高法等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亚热带植物如柑橘、竹子、梅树的种植界限和生长状况以及某些水生动植物的资料研究了亚热带北界的位置及其推移情况，也证实了隋唐温暖时期的客观存在。
2.动物分布资料
隋唐时期比较温暖，这在动物分布方面也有反映。鉴于植物（包括人工栽培作物）的变异能力及其受人为环境因素干扰明显的事实，近些年来学者们似乎对研究野象（亚洲象）等某些珍稀动物的分布变迁所反映的气候变迁规律更为着力。有系统资料表明，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野象在淮北、江北诸地频繁活动，文焕然据此认为：“从近8000年来气候变迁看，此时期为隋唐暖期，野象分布的最北地区主要属于北亚热带，气候带向北移动，这与野象的北返相吻合。”这一论点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并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工作所证实。
3.孢粉证据
段万倜等根据辽宁南部第三个孢粉带、燕山南麓泥炭第三个孢粉带、南昌洗湖泥炭第三个孢粉带、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第三个孢粉带、京津平原钻孔中最上部的孢粉组合等相关资料，研究了近3000年的气候变迁，认为“上述各地的植被类型与现在当地的天然植被相似，或植被带稍偏南。当时年平均气温大致与现在相仿或稍高，我们称它为普兰店温暖期，包括公元600—1000年和公元1200—1300年的温暖期和其间的寒冷期”。另外，在西藏东南部易贡附近的若果冰川，最新冰期的冰碛下为古代山地黄棕壤型土，植被类型为针阔叶混交林，14C年龄为1800aB。P。前后。这表明在此之前曾有一段时期较温暖，不久出现大规模冰进，从而使温度急速下降，进入一个寒冷时期。
4.雪线和海平面证据
于希贤曾细致研究了云南大理点苍山积雪的变化与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关系。据写于862年前后的《蛮书》记载，点苍山仅“冬中有时堕雪”，说明当时云南地区气候温暖。这与9世纪前后我国北方温暖，梅花、柑橘都能种植于长安并能结果，在时间上大致相吻合。另外，在日本，9世纪是樱花平均开花日最早的一个世纪，冰岛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雪线上升得很高。
杨怀仁等系统研究了近200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与海平面升降的关系，认为其中近2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大致以11世纪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11世纪之前为相对高海面时期，之后转入相对低海面时期，其间各有过数次海平面升降。海平面上升的峰值年代约在4世纪、9世纪和16世纪，下降的峰值年代约为6世纪、12世纪和18世纪。“在小高温期（公元8至10世纪）中，海面曾明显上升，从而在太湖流域造成三江倒灌，湖面扩大，在上海地区，海水入侵15公里，海面上升幅度在1.5米左右。”
5.年平均温度和气候带情况
上述证据表明，隋唐时期气候的冷暖特征总体上讲比较温暖，不过隋唐时期的气候究竟温暖到何种程度，尚需与现代气候进行比较，才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有学者对隋唐时期年平均温度和气候带情况作了相应探讨。杨怀仁、谢志仁依据大量历史和方志资料以及近年来有关单位所作的年轮学分析，认为近20000年来，我国最主要的冷期出现在17—19世纪，相当于北半球新冰期第四期，一般称为“小冰期”，当时年平均温度较今低2℃—4℃。此外，在5—6世纪及13世纪也曾出现过冷锋。近2000年来最主要的暖期出现在8—10世纪，当时年平均温度较今高1℃左右。这一暖期实际是新冰期第三期与第四期之间的暖期，也称为小高温期。另外，段万倜等依据“普兰店温暖期”植被带分布情况，推测当时年平均温度大致与现在相近或稍高。龚高法等则依据梅树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柑橘基本无冻害、春季物候期较今早10—15天等物候证据，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北移1个多纬度”。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与现代气候的情况相比较，则隋唐时期年平均温度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l°左右。
（二）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与其间的气候波动
1.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
在竺可桢建立的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模式中，第三个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持续时间400年。公元600年是隋开皇二十年，公元1000年是北宋咸平三年，其间跨有隋、唐、五代和宋初，但主要为隋、唐两代，故一般称为隋唐温暖期。
应该指出，在竺可桢的模式中，由于只是粗线条的研究，又以百年尺度为划分依据，故而并不十分精确，近几年已有学者对隋唐温暖期的结束时间提出了另外的论证。前引文焕然、徐俊传《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一文中即认为约2500aB。P。—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
为何要将相对温暖时代由竺可桢确定的1000年向后延至1050年，文焕然、文榕生从梅树、荔枝、桄榔、野犀、野象的分布变迁以及《宋史·五行志》中所记载的北宋寒冷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11世纪初气候尚暖，而11世纪末气候已冷，气候由暖转冷应在11世纪中期，而公元1050年前后确实显示出气候的重大变化”。
经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隋唐温暖期的上限也不应在600年前后，而在550年前后，理由如下：
其一，殷商时期野象最北的分布区在黄河流域，但秦汉以来气候转寒，野象分布区向南退缩，黄河流域已不再有关于象的记载。可是到了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八月，南兖砀郡（今安徽砀山）却发现了巨象。另外，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有关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巨象显然并非当地土产”，“象的北来正可说明淮北气候已渐转暖，故自然流窜至此”。
其二，从寒冷事件角度分析，有研究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冷过程“大约延续到六世纪二十年代”。结合上述野象北返的趋势及时间来看，可以认为大约在6世纪中期，即550年前后，中国气候确已由寒冷转向温暖。
上述论证说明，所谓的隋唐温暖期应从南北朝后期算起，至北宋中期基本结束，持续时间500年左右（550—1050年），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要长一个世纪左右。
2.隋唐温暖期中的气候波动
持续500年左右的隋唐温暖期并非一直温暖，而是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竺可桢对此未曾进行深入研究，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在隋唐温暖期中有一个相对寒冷期。有学者认为，“隋至初唐，我国气候仍然寒冷，是第二个寒冷期的末尾”，“中唐以后气温有所回暖”。这种观点缺乏对相关史料的认真分析，是不合历史实际的。
在对唐代气候进行综合研究之后，满志敏认为，以百年尺度为准，唐代300多年历史中，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两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前期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而后期“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应该指出，满志敏认为唐代气候可分为两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暖转寒的具体时间还需要更深入探讨。满志敏曾详尽统计了《全唐诗》中宫廷咏梅诗和咏寒诗在卷数中的分布，得出的结论是有关梅花的诗句主要在唐玄宗以前，此后虽然也有，但已很少出现。相反，在唐玄宗以后，咏寒的诗篇却连续不断地出现。这样的统计和分析，显然忽略了安史之乱以后国破家亡的政治局面对唐代诗人心境及诗风的影响，因而不能据之认为8世纪中期就是唐代气候由暖转寒的分界点。笔者在研究了唐贞元十三年（797）前后唐都长安驯犀多次冻死的有关史料后，认为大约在8世纪末或9世纪初，即公元800年前后，唐代气候才有了明显转寒的迹象。这一结论，与有关学者对河南省隋唐时期气候寒暖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基本上是可信的。
自公元800年前后开始的寒冷气候，大约在五代后期结束。从唐后期至五代霜雪极端日期与黄淮海平原沿海海冰现象的资料中不难发现，在公元950年前后，从公元800年前后开始的寒冷期基本结束，持续时间约一个半世纪左右。如果将这一寒冷期放在整个隋唐温暖期中考察，只能视为其间的一个气候波动而已。从这一寒冷期中霜雪极端日期与现代记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公元800—950年间的气候冷暖特征为总体上与现代近似或稍偏寒冷。这样，以公元800年和公元950年为界线，整个隋唐温暖期的气候可分作三期：公元550—800年为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约250年；公元950—1050年为第二个温暖期，持续时间约100年；以上两个温暖期之间为相对寒冷期，持续时间约150年。
（三）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的基本规律
通过对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和隋唐温暖期气候波动的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隋唐时期气候的冷暖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相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
其二，隋唐温暖期大致从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公元600—1000年的温暖期从时间上讲要长一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虽主要与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相对应，但实际上跨越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等时代。
其三，隋唐温暖期的气候特征虽以温暖为主，但却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其中公元800—950年相对寒冷，气候特征与现代近似或稍低，而公元550—800年和公元950—1050年则分别为隋唐温暖期中两个温暖期，气候比现代温暖，其中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较长，为250年左右；第二个温暖期持续时间较短，为100年左右。这一现象反映了隋唐温暖期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而这也正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总体上由暖转寒的趋势相吻合。
其四，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四暖四寒模式虽然基本反映了气候变迁状况，但隋唐温暖期中气候波动的存在，昭示了在其他各个暖期中也应有气候波动现象，即暖期中有相对寒冷时期存在。当然，各个寒冷期中也必然存在相对温暖的时期。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真正探明中国气候变迁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