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沙皇当局拆检了被后人誉为“民族诗人”的普希金的私人信件，这使诗人异常愤怒。同年6月3日，他给妻子写信说，这一“下流举动让我心灰意冷……令我发疯。没有政治自由还能生存，而没有家庭隐私的凛不可犯是断乎无从生存的，这毋宁说就是被判处流放”。在此之前，普希金还在另外一封信中称，他写的信含有“无所顾忌的内容”。史学家多把诗人的上述说法作为研究他与沙俄皇室关系的史料。可见，普希金极其看重他的书信，这是无需讳言的。
俄罗斯的研究家们历来看重普希金的书信。诗人因决斗而死，迄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变迁。然而，对普希金书信的收集整理，从来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或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中止。无以计数的学者参与到对诗人书信的考据、注释、翻译、编辑和出版中，围绕这些书信，他们写下无数论文和专著，考察普希金创作中的重大问题，破解他一生中诸多的谜题。被人引用频率最高的，有普希金写给十二月党人的信、写给宪兵司令宾肯道尔夫解释《我的家谱》《讽卢库尔的病愈》等诗的信、与恰达耶夫就俄罗斯历史等问题展开争论的信，以及两次写给荷兰公使海克伦，从而挑起决斗，导致诗人英年早夭的信，等等。
迄今，为俄罗斯学术界发现的普希金最早的书信写于1815年11月28日。当时，普希金虽然只是皇村学校的学生，未及弱冠，却已经登入诗歌的殿堂，一首《皇村的回忆》，感动得当时诗坛泰斗杰尔查文泪流满面。普希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慷慨赴死”前写给女作家伊什莫娃的（1837年1月27日），几个小时以后，诗人在决斗中受了致命伤，这封信遂成了普希金全部创作的绝笔。不算有待开掘的儿时涂鸦，普希金书简的时间跨度为二十二年。
作为普希金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参与社会活动、进行文学创作和心路发展的历程。它们反映了诗人在一生不同的阶段中的写作心态、复杂经历、思维方式和广泛兴趣，记述了普希金参与过的诸多文学论争，从而揭示出普希金时代复杂的社会和人文背景。普希金1831年7月6日写信给恰达耶夫时谈到“书信形式”。他说，书信可以无需“谋篇布局”，“这种形式更有权力走笔随意和从容”。或许，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普希金写信——不管对方是朋友还是政敌，是亲属挚友还是心怀叵测者，是皇帝显宦还是平头百姓——都真的“信如其人”，从中十分真实地折射出诗人率直、坦诚而毫无做作和谬言的性格特点。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些书信“使读者‘直面’诗人，感悟他的思想、情感和心绪”，“一步一步与他共同经历他一生的道路——从‘一个恣意而为的’少年时期，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岁月”。
普希金的书信内容十分广泛，若以时间为纵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圣彼得堡时期（1815年—1820年5月）
这一时期是普希金的涉世初期。诗人由一位崭露诗歌才气的少年，开始步入宦海和仕途；在文学方面，他已经写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自由颂》等重要作品。另外，在俄国动荡的十九世纪之初，诗人加入“绿灯社”，与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发生联系。诗人在与友人频繁的飞鸿中表现出的，是对政治的兴趣和对诗歌创作的投入，以及因此引发出来的多次文学论争。在致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屠格涅夫和曼苏罗夫等人的最有代表性的信函里，诗人表现出的既有一位初出茅庐者的奔放挥洒，又有对前辈、对友人的恭敬和尊重。
二、流放时期（1820年5月—1826年10月）
1820年，普希金因创作而开罪当局，被判处流放，先在南俄罗斯的基什尼奥夫、奥德萨等地，后赴父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书信成为普希金宣泄情绪、参与祖国文化生活的主要手段。这个时期，普希金的书信基调亢奋激越，内容涉及甚广，既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也有对政治事件的点评。诗人关心当时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希腊起义和西班牙革命，毫不掩饰对沙俄专制制度的不满，希望流亡异邦。这个时期，十二月党人在圣彼得堡起事失败，诗人的许多朋友或被处死，或被放逐。普希金因已流放幸免于难，但是，他的书信却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虽然，诗人与十二月党人在政见上分歧颇多，也多次就俄罗斯诗歌的公民性“目的”与雷列耶夫等人展开过书信论辩，但诗人对他们的悲惨遭际深感伤心和失望。他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1826年8月14日）中惦念他的这些“朋友、兄弟和同道”：“你会发现，我的书信写得冷漠枯燥……我现在对写作了无兴致。”众所周知，普希金广为流传的《在西伯利亚矿井的深处……》一诗也是他后来在1827年写信交友人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的。
流放时期，普希金完成了诗体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和长诗《茨冈人》等名篇，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前六章也已脱稿。这期间，他的书信中不仅多次提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1825年1月25日、3月24日等），也大量品评了《聪明悟》（1825年1月底）等俄国文学界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对俄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做出批评，这些评论还涉及莎士比亚、拜伦和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因为远离国内政治和文学生活的舞台，诗人多以书信参与文学论争，针砭保守的文学批评风气和沙俄的书刊审查制度，希望创办杂志，联系和团结进步作家。
毫无疑问，普希金这个时期的书信应该是最有价值、最耐人寻味的，读来也是最痛快酣畅的。
三、晚期（1826—1837年）
1826年，普希金奉召回到久违的莫斯科。无论是俄国国内的社会生活，还是诗人的个人经历，都出现了表面稳定而内里矛盾四伏的情势。在生活上，1831年的婚娶和家庭生活给诗人带来了融融情趣。在创作上，普希金经历了史称“波尔金诺的金秋”时期：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面世，《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历经八年，于1831年完成；虽然普希金对诗人从事散文写作不以为意，也还是写就了《别尔金的小说》《黑桃皇后》等足慰平生的散文杰作。但是，苦恼和烦躁并没有遁迹。妻子的轻浮、经营父母领地给创作带来的干扰、与宫廷日趋紧张的关系和与政敌愈加尖锐的矛盾，统统成为诗人书信中的主要内容。
诗人晚期对历史题材产生了浓厚兴趣，多次奔波于普加乔夫起义时的古战场和各地的档案机构。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后代人有幸饱览诗人留下的大量书信。较之早年书信的轻松欢快，诗人晚期的书信多了几分诙谐和随意，妻子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他倾吐积愫的对象。这些书信忠实地反映出普希金后期的文学探索、希冀，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诗人经历的种种危机：创作转型时的痛苦，与妻子的争执，与岳母的龃龉，书刊审查机构的多次粗暴干预，上流社会的恶语中伤，因辞职或告假与沙皇发生冲突，等等。这些表面的危机和诗人心里的危机预示着一个悲惨的结局。由此可见，作者在此期间（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末）时时表露出的哀婉和失望的情绪、书信中的频频闪烁其词和以应景式的程式进行写作的文貌，都是顺理成章的。
直到晚期，普希金仍保持着对政治的兴趣。他曾在书信中表达对社会变革的渴求，也在书信中流露出对波兰起义和法国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情绪。
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旷古绝今的人物，普希金为后世留下许多或娓娓道来、或语词铿锵的书信佳作。无论是1820年9月24日对俄罗斯旖旎风光的描写，或是1835年9月25日对故乡景致的感念；也无论是他1837年1月25日对政敌掷地有声的批判，或是在书信中表现出的对果戈理、福克斯、杜罗娃等同辈和后学的良苦用心，读来都会使人动容。
普希金谢世以来，后人撰写的诗人传记汗牛充栋。俄罗斯的或俄罗斯以外的学者从他们的观照和理解，来解释普希金。然而，人们更有理由把普希金的书信当作一部鸿篇巨制式的传记来读。
本书信集前半部分（1815—1830年）由王志耕翻译，后半部分（1831—1837年）由李政文翻译。译者惴惴不安地等待前辈和专家们的批评。
李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