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闻一多到了芝加哥艺术学院，在学校还没有开学的空闲时间里，他开始思考自己人生各个方面的问题。从他自己事业的将来，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前途；从他在美国的那种机械的、没有意义的生活，想到人生寿命的终点——死亡等。在艺术学院所学的课程，他是很感兴趣的，同时诗歌对他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他在1923年3月给朋友的信中说：“在学校做了一天功课，做上瘾了，便想回来就开始illustrate我的诗；回来了By-ron， Shelley， Keats， Tenyson，老杜，放翁在书架上，在桌上，在床上等着我了，我心里又痒着要和他们亲热了；有时理智的热火烧起来，我又想继续我那唐代六大诗人底研究，或看看哲学书；有时候接到昭瀛、努生诸人的信，唤起了我的作业的兴味，我又要提创这个，改造那个。更可笑，有时又觉得诗做得无味了，我又要在小说戏剧上跃跃欲试了。啊！我太没有意志力了！我只怕我终于要闹得一无所成了。”
（一）徘徊于理性与感性之间
闻一多在美国，处在忧国思乡情怀和浪漫主义诗情两种压力下的矛盾之中。忧国是理性的反映，而做诗是他感情的皈依，他在寻找献身于诗和艺术的道路。他在给清华文学社朋友的信中说：“余对于中国文学抱有使命，故急欲藉杂志以实行之。”他提倡“唯美的文学”，反对胡适倡导的大众化的白话文学。他接受蔡元培的美学教育理论和英国诗人蒲伯（Pope）对文艺批评家下的定义。他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本想继续学习西洋画，可他对这个计划开始怀疑。在他1923年2月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日渐觉得我不应学会做一个西洋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做一个艺术的宣道者，不是艺术的创造者。”“文学两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是个vision理想——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我要替人们consciously尽点力。”
闻一多同时反对郭沫若的诗歌中常提到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女神、太阳神阿波罗、爱神丘比特，甚至基督耶稣，认为这是外国人说中国话。他劝郭沫若学习如何欣赏文化本身的固有价值——恬静与修养，不要受西洋人很粗暴的口号影响。闻一多并不是主张文化的沙文主义，他强调地方色彩、民族风格，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要使世界人类的文学艺术更加丰富多彩。闻一多说，有人提倡什么世界文学，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的一个要素。西谚曰“变化是生活的香料”。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合那条艺术的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
闻一多坚信：“一张多彩的油画一定比单色的铅笔素描更丰富。”他的这种理论是从法国哲学家泰纳的《艺术哲学》那里来的，“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原则的理论对他的影响很大，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及。正如泰纳所说：“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疋锦，因为艺术不管它是生活的批评也好，是对生命的表现也好，总是从生命产生出来的，而生命又不过是时间与空间两个东西底势力所遗下的脚印罢了。”许芥昱也说：就是这样，一方面他积极地要为纯粹的艺术辩护，同时他就更感觉他艺术的主张跟中国面临的丑恶现实有很大一段距离。
他仍然自我安慰，以为他对纯粹艺术的信念不是一个自私的态度。同时他决心要提倡一个新文艺运动，来刷新中国的文学，复兴中国的文化。而他自己选择的一个艺术批评家的事业也就是要教育中国人，提高中国人审美的水平。但是这种替自己的行为解释并不能使他自己完全满意。”
1923年9月，闻一多来到珂泉（Colorado Springs），在科罗拉多大学主修艺术。艺术系的两位教授——利明（Leaming）姐妹很敏锐地发现闻一多的天才和个性风格。有一天利明教授对梁实秋说：“密斯特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面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也许是闻一多那波希米亚式的头发、金丝眼镜、黑色领带，给两位教授以特殊的感觉吧，师生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闻一多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画室工作服，紧张地、不间歇地绘画，有时忘记了吃饭。他已经意识到美国人的审美观念远高过中国人，他要迎头赶上。艺术课程并不高深，但闻一多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绘画的源流和传统。安杰里柯（Angelico）丰艳的色彩、光整的线条吸引了他，可他感觉到20世纪初印象派艺术更适合他的口味。他喜欢塞尚，也试学过西尼亚克（Signac）一派的点画。闻一多还特别关注西方印象派、野兽派绘画艺术，这一派画法有点像中国宋代米芾的点法。他曾尝试用马蒂斯（Matisse）那种野兽派的方法来画像，令梁实秋大吃一惊。当然他关注西方画派，并不是背叛中国山水画的优良传统，他还特别喜欢中国清末民初陈师曾的山水画派，认为陈氏画的枝干、书法等都十足地体现了中国书画传统。闻一多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优秀的中国古典诗不时地拨动他的心弦。但他对绘画也有兴趣，有时候他专心作画，也能够把诗神征服。1923年5月，他给梁实秋的信中说：“近来，诗被画征服了。诗神屡次振作思图中兴，然而毫无效力。”
在珂泉，梁实秋的课有两门是英诗：一门是近代诗，学习二十几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诗人的诗；另一门是“丁尼生与勃朗宁”（T ennyson＆Browning）。这些课程虽然与艺术系的课程没有关系，闻一多也跟着梁实秋去旁听，并与梁实秋在课下认真研究这些诗人。他喜欢吉卜林的杰作、哈代和郝士曼的力量与感情的深度，特别是郝士曼那平淡诗句中反映出的震人心弦的情操。而对于应该补修的数学，他却宁可不毕业，也不愿花费时间去学习。在梁实秋的鼓励之下，闻一多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高，对诗和文学的兴趣终于超过了他对艺术的兴趣。最后闻一多转变了他的发展方向，放弃了他的绘画艺术，才有梁实秋的那句话：好在闻一多的绘画没有显著的成功，那几年纽约的重要画展中他没有出风头，世界上才多了一个有深度的诗人学者。
1924年3月25日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报纸《科罗拉多大学之虎》（Colorado Col lege T i ger）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支那人》（Chinese）的诗。诗中说中国学生，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皮背后藏的是什么？那是与中国人半开玩笑、半严肃的诗。他们似乎是要知道，那些中国留学生在想什么，是在静静地想圈套，还是想要害人，或是在想人间的智慧，诗中还问中国同学们愿不愿意把他们东方的锦缎来换美国的粗毛呢？梁实秋与闻一多都写了回应的诗，梁诗把那位写“支那人”的作者比作一个只会看珊瑚的美，不明白那些珊瑚在太平洋底下时是什么样的姿态的人。梁说那些珊瑚是耶稣基督凝结的血那样红。闻一多的答诗《另一个中国人的回答》（Another“Chinese”A nswering）有六节，是一首自由体的诗。他要请写“支那人”的美国同学一起喝茶。但是，不会浮想的你们呀……
你们整天奔忙，急躁，
不能明白我的心意。
因此闻一多只好沉默无语：
在沉默中我将为你带来
……一只玉杯
晶莹剔透，
有如幽篁里的荫绿。
我将为你带来一袭锦衣，
上有飞针走线的奇——
菱形图案的剧装，
还描着双蝶与蝙蝠，
和颔下挂金须的仪态万端的龙，
交织成色彩缤纷的梦。
我将为你带来缀满桃蕾
梅萼花瓣的花枝。
诗中闻一多所歌颂的是中国的地大物博、光辉历史，所用的意象是那位写《支那人》这首诗的美国同学所无法理解的，也压倒了那首《支那人》。因为诗中的字句都是东方的物质宝藏，这是外国人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闻一多诗里的讽刺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时，诗中所表现的美，也说明中国文化的高深，那是美国同学所望尘莫及的，闻一多的卓越才能也因此被全校师生所认识。1923年2月闻一多又写了一篇谈泰戈尔的诗的文章，认为泰诗中虽有深奥的哲理，但不算好诗。诗歌贵于它那有力的骨格，把一些形象的印象传给读者。他认为，文学是真实的表现，若是诗中所包含的哲理不能让别人了解，那么所谓“哲理诗”就不成其为哲理诗了。泰戈尔的诗是够哲理的了，但是只注意了灵魂的美，而没有把感情的美传达出来。这就说明，闻一多已经放弃过去那种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开始坚持艺术不能脱离现实。闻一多从绘画的角度看抒情诗，认为无论是绘画还是抒情诗都需要形式，这一点在闻一多的思想观念里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同意帕特（Walter Pater）的主张：抒情诗的内容与形式需要完美的结合。闻一多有关艺术形式的理论，一般是来源于沙芙慈伯瑞（Shftesbury）、爱肯塞（Ak-enside）等人提出的印象派，经过济慈和史文朋等人自然地倾向于形式的追求：人生来就有一个内在的美感，跟他的内在欲望是密切相连的。
还是在芝加哥时，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就比较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到了珂泉，他的诗歌主张“人生命的文学”（literature of life）与所谓“为人生而文学”（literature for life）一派主张就越来越接近了。1924年夏，闻一多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成绩平均为A，据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主任辛纽说，闻一多在那儿的分数总评是A ，但是闻一多没有完成任何学位。闻一多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为了追求新知和灵感，他就离开珂泉去纽约了。
（二）熔化于艺术与文化之间
闻一多在清华的十年，正处在一个以知识青年为骨干的爱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任何有头脑、有热情、有抱负的青年都参加进去了并受到其影响。闻一多好静，喜欢沉浸于文学艺术之中，尤其爱好新诗，《红烛》诗集的出版，是他这一时期诗作的结晶。闻一多之所以致力于诗歌和艺术，可以引用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据说，他有一位已婚的朋友移情别恋，家庭时起勃谿。他就劝那位朋友道：“你何必如此呢？你爱她，你是爱她的美貌，你为什么不把她当作一幅画像一座雕像那样去看待她呢？”
可以看出闻一多这时是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完全贯注在艺术里，而把人生当作艺术来处理，这是他特别爱好和致力于诗歌与艺术之故。
闻一多为了要做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而赴美深造。他在美国就读于三个学校，自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之日起，就一直为勤修艺术而费尽心力。他为了要从石膏素描上奠定西画的基础，曾下了一整年的工夫。转到科罗拉多艺术学院，他对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奎（Velasquez）的作品深感兴趣，于是竭力在学习中领悟其技法和风格：为尽得其神韵，他全神贯注，不眠不食如中疯魔；他还把公费的大部分钱用在买绘画所需的器材上，可见闻一多对绘画致力之勤与用心之专。然而由于缺乏从深厚的民族历史背景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气质，闻一多产生一种厌倦情绪，觉得纵然有天才或痛下苦功，也难学成，而终不免对西画有所隔阂。后来他不得不从原来学习绘画转移到研究西方文学上。
闻一多转到纽约艺术学院，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关系特别密切的有熊佛西、余上沅等，并参加了“艺术学生同盟”（Art Student League）。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刺激了闻一多和他的朋友们，复活了他对戏剧的兴趣，尤其熊佛西、余上沅又是专攻戏剧的，更是积极筹划，于是他们成立了“中华戏剧改革社”。他们排演了《琵琶记》，并将杨贵妃的故事写成一个英文剧，编写独幕剧等。由于闻一多懂美术、会画画，他的很多时间就用在舞台和服装设计上。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
近来忙得不可开交，上星期整个没上课，这星期恐怕又要照办。这样忙法戏仍旧还无头绪。眼看排演日期马上就到了，五幕戏只练了一幕，化装布景的图案虽是画得了，但还没有动手制造……如今Art Department的事只我一人包揽。
后来，这个剧社就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并很快就把内容设计出来。他本想办一个戏剧刊物，但将内容大纲排出来之后，却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了。上面既有他的诗，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熊佛西的戏剧，还有徐志摩、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人的作品。在这本杂志里，还介绍了西方的当代文学艺术，如惠特曼的诗、塞尚的画、辛格（Synge）的戏剧、波尔斯勒（Bearsley）的艺术、冯诺罗莎（Fenollosa）关于东方艺术与诗歌的理论。因为排戏，闻一多不仅耽误了上课，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和专心画画。但即使是忙于画布景、写剧本、排戏、上映，也没有能够冲淡他对诗歌的兴趣。特别是在他的戏剧生涯中，当发生感情上的波澜或人生失意时，他的诗情就洋溢出来了。如那首写给梁实秋的英文诗，以下引用三节：
欢悦的双眼，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捏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没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
我们一度相逢，来自西东，
我全身的血液、精神，如潮汹涌，
但只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
留下我的心永在长夜里怔忡。
五四以后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国依旧黑暗，找不到救国的途径，内心充满矛盾。当时留美学生组成很多小团体，从事社会活动，闻一多的“中华戏剧改革社”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大江社”、“大神州社”等。他们谈政治理想，提倡国家主义、改革政治、反对军阀割据等。闻一多参加活动，开始只是为了文艺方面的节目。后来他与罗隆基频繁接触，辩论中国政治问题的热情逐渐高涨，成为“大江社”的中坚分子。1925年6月他从美国返回，似乎要把“大江社”的主旨带回中国。“大江社”的宣言、立场虽经多人讨论定稿，风格却是闻一多的，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宣言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说明世界的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跟国家主义自卫的斗争史。他举美国白人征服印第安人、欧洲白人征服黑人的例子，是提醒中国人要自卫，否则中国人会被别的种族所征服。中国没落的原因正如曾国藩、梁启超所言，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大江社”反对西方经济与文化侵略在中国进行殖民地似的活动，指的是当时美国设在中国的清华学校。1925年10月“大江社”发表在《清华周刊》的宣言中说：
黑暗教育其毒甚于无教育；洋化教育其毒又甚于黑暗教育，此识者所公认也。彼为教会教育辩护者，每谓数十年来教会教育之结束，确已使数十万不识字者识字……而今日中国留学界中受教会教育培植者亦不少矣。虽然，此片面论也。实则数典忘祖出祖入奴为中国前途莫大因患忧者，即此识字读书，洋其衣服，洋其饮食，洋其语言，洋其文字，洋其眼光，洋其见解之洋奴隶也。……文化之侵略，固不止此一端也……借退还赔款之名而图操纵中国之教育事业，中国之出版事业，中国之图书事业矣……
闻一多的心不在政治，他想到的是如何文化救国，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绝对是至高无上的，想着要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闻一多在留学美国期间，不少学者强调历史与建构的重要性。闻一多接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另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的“国家形象”也影响了他。惠特曼认为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最具诗人性格，而美国自身也是最伟大的诗歌。闻一多的爱国诗篇与惠特曼的国家形象是一致的，交融于国家形象，也是两位诗人自我的形象。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政府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在如此热情的气氛中，他几乎已经决定放弃绘画转向文学。为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闻一多曾想办刊物，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河图》，“取义于河马负图，伏羲得之演八卦，作为文字，更进而为绘画等等，所以代表中华文化之由始也”。后来，“大江社”与起源法国的“醒狮社”携手，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义团体。国内政治情形的混乱，激发了闻一多对“大江社”的热心。“日本军队在1925年的12月已经向东三省进军了，同时中国政府交涉取消《二十一条约》毫无效果，全国抗日情绪上升。在1926年的1月有一大批中国学生一怒之下就离开了日本，其中有些是闻一多的学生。中东铁路事件使中俄关系恶化，就在那年的1月中旬在哈尔滨发生冲突。”这些都使闻一多觉得中国当前的急务是一定要宣扬国家主义。
在纽约，他除了演戏，还读诗。在文学上他的兴趣已经离开了泰戈尔，转向印度的爱国诗人奈都（Sarojini Naidu）夫人，从郝士曼转向爱尔兰国家主义作者辛格与叶慈，也从浪漫主义诗人济慈转向美国的贫民诗人惠特曼。他曾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与人民。”在芝加哥他时感美国白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为此他仿照威廉·亨利（W。H。H enley）《在医院中》（I n H ospital）写了一首自由体诗《洗衣歌》，道出了他当时在纽约的心情：
……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他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
闻一多在美留学期间，深刻感受到身为“弱小民族”成员被人歧视和凌辱的痛切。这首诗有一个注，说明洗衣是美国华人最普遍的职业。诗中写中国在美国从事洗衣业的人，具有象征意义。这种深沉的民族情结积聚在他的灵魂之中，洗别人的罪恶、刷别人的肮脏，这种牺牲精神令人钦佩。从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看，都很像英国诗人汤玛斯·虎德（Thomas H ood）的《缝衣曲》（T he Song o f the Shirt）；诗中所表现的响亮节奏，又好像吉卜林与史文朋式音乐的重复使用。1925年4月，当闻一多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时，无限感慨，写下一首长诗《南海之神》，认为孙中山是“勇武聪睿的主将”，称颂和悼念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赞美孙中山的智慧并把他与列宁、林肯、甘地等这些世界领袖并列，表达了他对开创新天地、拯救旧世界的时代伟人肃然起敬，抒发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感情潮流。而他自己则由于无限景仰和钦佩变得渺小了，以至于自我忏悔、自我谴责，就像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卡莱尔（T homas Carlyle）的“英雄崇拜”所能解释的。闻一多不仅关注国家主义，也潜心研究和批评美国诗歌，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改良中国的戏剧和发展中国的艺术。在他从美国返回前夕，写下这样的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
吟成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
勒马回缰作旧诗。
诗中的“九夷”，是中国的旧典故，传统的意思是用来菲薄外国人的。它表达了闻一多当时的心情，也表现出他的文化的国家主义思想。由此可见，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西方诗人的写作技巧，接受、模仿西方诗人的诗歌作品，在白话诗的技术与水准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他在美国写作的《孤雁》、《忆菊》、《红豆》等诗篇，都是他诗中的精品。如前苏联科学院的学者苏可洛可夫（V。T。Sukhorukov）在俄文《闻一多——忆菊》的长序中说，闻一多在美国的诗是他诗歌中的最佳品，在他的诗歌发展过程中，早期济慈的影响已经减退，随之而来的是吉卜林和郝士曼，闻一多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也放弃了从前一味坚持的精神价值。经过了一段印象主义派理论，再到自然主义、现实主义，闻一多也由文化盲目爱国主义转入到比较切合实际的国家主义了。他对自己的使命也由早先想创造艺术和美，转变为为艺术水准更高的文学而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