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反省、解剖和批判，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价值尺度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契合点。郭沫若说：“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闻一多的此种文化教养身份，使他从现实关注转移到诗学和文化研究，成为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代言人。
闻一多所崇尚的价值理想和所寄托的现实关怀，已被丑恶的腐败和专制所破坏。但在这矛盾化的精神结构之上，出现了两个与之相联系的观念：一是认为中西文化有差异，但并无对立的价值观念；二是讲求诗歌格律形式和追求高雅、贵族式审美趣味的文化情调。这时的闻一多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主要是从理想价值的层面，采取近似浪漫色彩的态度。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则主要侧重于道德修养的角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中，如《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论》，谈儒家传统的修身之道，表现出“学者气质”；《辨质》谈儒家传统的道德论，“君子为学，必先明气质”，认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决定国家的命运，并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新君子广义》将中西文化对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的差异，看作是不同的民族特点，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中西文化可以沟通、融合，而沟通、融合的途径是艺术，“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敌”（《易·系辞》）。他谈到“新君子”时说：
是以旧君子之旨主静，静者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鲜实践；马迁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新君子之旨主动，动则尚进取。其学一博爱为本，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盖君子习夫人群日用之务，则不赖于人，而廉耻立；知夫人群日用之务，则不夺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此泰西之治，治于多新君子也。
上述引文说明了新旧君子之间在道德修养方面和中西文化在价值取向的理解上的差异。闻一多早在清华学校写的《西岸》，是一首表达中西文化观念的诗。他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试图用西岸的光明照亮东岸的黑暗，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这反映出当时闻一多的文化价值追求，在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传统形式中恪守文化教养而自命清高和孤芳自赏的特征。他在《泰果尔批评》中强调：
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没有形式的艺术怎能存在！……于今我们的新诗已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上泰果尔的影响，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
闻一多于1920年发表的《电影是不是艺术？》、1921年发表的《诗歌节奏的研究》、1922年发表的《〈冬夜〉评论》、1923年发表的《泰果尔批评》等，都反映了闻一多的复杂的文化价值追求和美学思想。1923年闻一多又先后发表了《〈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评论郭沫若《女神》的文章。除了赞扬《女神》鲜明的思想内容、主题外，还就其艺术价值、形式格律做了全面评价和深刻分析。他一方面肯定《女神》不单形式新，而且内容也新，反映出20世纪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指出《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欧化，缺乏地方色彩，而所谓“地方色彩”正是东方的文化。这是不是理智上接受西方，而情感上面向传统？看来不像。“他所歌讴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聂莹，都带几分西方人的色彩。他爱庄子是为他的泛神论，而非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学。他所爱的老子恐怕只是托尔斯泰所爱的老子。墨子底学说本来很富于西方的成分，难怪他也不反对。”他认为文化的价值表现在它的形式上，所以他批评郭沫若偏重情感宣泄而不讲格律的风格，并强调：“选择是创作艺术底程序中最要紧的一层手续，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
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把对祖国的思念化为一种文化情思：“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可见，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碰撞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变化是十分复杂的，热衷于外来文化输入的人，往往很难避免过分的“欧化”；而对传统持否定态度的人，又难于摆脱传统的束缚。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接受庞德（Ezra Pound）、叶芝（William But ter Yeats）、陆威尔（Amy L uwell）等人的影响，回国后却没有追随他们反传统、反理性。他说，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的文化，最早的东夷西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只不过它们早已融合到了分不清谁主谁客的程度。它们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互无来往，后来四处的思想都觉悟了。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宏观描绘了世界文学大势：
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
原来各地方、各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始转变。各民族之间开始相互往来，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补、互相依赖成为人类社会崭新阶段的历史标志。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纳（Earl Miner）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圈的牧场上养肥资金的牛羊，和几个牧民朋友一起抽旱烟；但也有另一些人不惜长途跋涉而去遥远的地方，这也是合乎人性的行为。在那里，人们发现的不再是羊，而是骆驼、鱼和龙。这一发现会被我们带回到当地牧场，会使我们考虑如何使用骆驼、鱼、龙和羊相协调一致，并对如何向牧场上的伙伴们解释做一番思索。”厄尔·迈纳说得很对，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就是从要了解其他文化的愿望开始的。这种愿望使人们扩大视野，得到更广泛的知识，获得跨文化的质素。也许这种观点并不是闻一多首创，因为康德、马克思都曾对此明确阐释过。但闻一多提出的“接受”和“阐释”，却是他本人从文化学向文学转化和融合的巨大改变。他在文化认同上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同时相信世界文化必趋于一统，这是闻一多文化观的核心，也是沟通中西文化必备的质素。
文化的工具价值使闻一多不能忘怀于大众、超然于社会。他把文化教养的自觉，视为文化价值的内在尺度；把文化的工具价值转化为诗学研究中一种固有的矛盾冲突。恪守文化教养和形式格律的价值观念使他没有走向现实，而是将现实矛盾转化为审美关照的文化态度，跨入传统文化的殿堂。以历史、理性的眼光为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寻找一条出路，这也是他中西文化沟通的契合点的一个方面。这种审美观照和历史理性的文化态度，是闻一多寻觅时空最佳点的逻辑起点。
第一章 中西艺术的宁馨儿
20世纪初，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环境的更替、变异给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莫大的影响，也在闻一多的心灵上留下强烈的刺激。这极大地砥砺着闻一多的青春锐气，使他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西方文化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已经使他不能局限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土壤。他开始面向世界，思接千载，神游万仞。特殊的时代、开放的意识，产生了他自己的文化性格。闻一多的生平，反映出与他同辈的知识分子所走的共同道路，只是别人没有他那样悲壮、那样英雄气概。闻一多的道路，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