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已经开始研究《诗经》，后来到了青岛大学，兴趣更浓。他曾经画《诗经》的诗意画，想像丰富，构思缜密，落笔工整，受到同事们的好评。到清华以后着手《毛诗字典》，准备将《诗经》中的词逐个加以考释。后来，他在清华开了《诗经》专题课。闻一多用西方现代研究方法重新审视《诗经》，取得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一）看到《诗经》的真面目
从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发现，他是站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成就和理论高度来认识和分析这些古典诗篇的。在他看来要研究《诗经》中的那些抽象的、概括的问题，首先要读懂这些诗，还要分析这些诗，看看自己所认识的与历代封建学者有哪些根本不同。他首先发表的著作是《匡斋尺牍》，对《芣苡》、《狼跋》、《兔置》等诗做了具体分析，另外还有《卷耳》、《溱洧》等。他认为，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很困难的，首先是“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真中自有着它的神圣在！）我们不希望那一分点化，虽然是圣人。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二是《诗经》诞生在起码二千五百年以前，它的前后的作品都不很清楚，不容易找到一个符合当时文学情况的批评的客观标准。三是“文化既不是一件衣裳，可以随你的兴致脱下来，穿上去，那么，你如何能摆开你的主见，去悟那完全和你生疏的‘诗人’的心理！这三重困难，是我们鉴赏《诗经》等作品的难关。”
有鉴于此，要想对《诗经》研究有一个新突破，就必须有一个新的视觉、新的方法，“找到一个符合当时文学情况的批评的客观标准”。闻一多引用济慈的“美即是真，真即美”，提出真善美统一的思想。在真善美中，他更强调美和真，在美和真中，他更重视美。而“善”，是一定时代的人的伦理道德标准。闻一多说：“在某种心理状态之下，人们每喜从一个对象中——例如一部古书——发现一点意义来灌溉自己的良心，甚至曲解了对象也顾不得。这点方便像是人人的权利。旧时代中有理想的政客和忠于圣教的学者，他们自然也各有权利去从《诗经》中发现以至捏造一种合乎他们‘心灵卫生’的条件的意义。”可见，闻一多提倡的“真善美”的批评标准，首先是针对封建学者而言的。他举例说，有些封建学者把《狼跋》说成是颂扬周公的，为什么呢？闻一多认为那是“一种使命过分热心”，使他们在诗中发现了这种引诱性的暗示，然后无端地加以发挥、渲染，造成一种效果。闻一多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破坏了真，也破坏了美，更无法做到善。闻一多并不排斥“善”，只是对新时代的“善”和古代的“善”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在文艺批评领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说明闻一多研究《诗经》是着重它的艺术美，“《诗经》固然是经，但同时在可能范围内，最好也是诗”。闻一多认为这条路线是“正宗”。
闻一多对《诗经》、《楚辞》等古籍的诠释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首先对《诗经》中的文字进行考证和训释，摘出三十六个字词加以疏解。在《诗经通义》中对字词的解释，既有旁征博引，又能融会现代各种学科的方法，从而得到充分合理的现代解释。他对《楚辞》的释解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解读。其次是在对关键词训释的基础上，归类通义，将含有同类字词的诗句放在一起，从整体上解释字词，分析诗意。在《诗经新义》中用这种解释方法训释语词意象，分析了艺术表现、原始装饰等美学原则。闻一多对《离骚》的解释，最下工夫的是对《天问》的注释。他的《天问释天》，取篇中问天事者四十四句加的注释。其三是以诠释的方式在每首诗中解释重点字词和诗句，以此来疏证形式取得解诗的新成果。《诗经通义》中讲解了《周南》、《召南》、《邶风》的全部诗，如《关雎》、《甘棠》、《柏舟》等。其四，通过对《诗经》、《楚辞》、《周易》等的考据和校勘，可以看出闻一多读经，是以读懂为目的。他针对传统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读法，提出社会学的新读法，即把诗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来读。他是在乾嘉学者研究古籍文献的基础上，加上近代的多种科学，以及新文化的解放精神来读懂这些古书的。
五四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是人性启蒙和科学进化，包括人的生理本能“主体转化”。闻一多深受其影响，他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指出：
《诗经》时代的生活，我们既知道，没有脱尽原始人的蜕壳，而《诗经》本身，又不好说是赝品，那么，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的真相。其实也用不着十分的研究，你打开《诗经》来，只要你肯开诚布公读去，他就在那里。自古以来苦的是开诚布公的人太少，所以总不能读到那真正的《诗经》。
闻一多穿越数千年时间的跨度，将古代诗人的心理和现代人的心理联系起来，考察以性欲为核心的自然人性，“用研究性欲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真相”。闻一多认为《诗经》表现性欲的方式可分五种：言明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当然一首诗可能有多种表现方法，绝对将五种方式分开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诗经》中的许多意象，是关于“性”的“隐喻”或“暗示”。“隐喻”是说了性交，但是用譬喻的方法说出来；而“暗示”，是说出性交前后的情形或其背景，不说性交，让读者去想像；“联想”有些不同，是无意地说到和性交有关系的事物，读者不由得要联想到性交一类的事；“象征”说到性交，简直就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又有介乎两种之间的表现方法。闻一多举了很多例子，如古时的“虹”，被认为是性交的象征，是男女交合的象征，是不正当的苟合。《》第一章云：“在东，莫之敢指”，《尔雅·释天》即把“”释作“虹”。男女苟合之事，有人瞥见了，难以为情。虹是指不得的，或许是当时的一种禁忌，或许是因为那是“天之忌也”，因为那是一种性交的关系。闻一多在《诗经的性欲观》中说：
虹本是性交的象征，但是诗人讲虹，是隐喻的讲法，因为以虹象征性交既是当时风行的观念，诗人讲到“”和“朝隮”实在是心里有了性交的意义。
闻一多要使“神圣”返回“真相”，剥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传统偏见的面纱，认为文化的“真相”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他说：“《诗经》时代的生活，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脱壳。现在我们还要肯定地说一句，整整《诗经》时代的人只知道杀、淫。一部《左传》简直充满了战争和奸案。认清《左传》是一部秽书，《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
为了发掘和阐释《诗经》中被历史掩埋的中国古代的人性论传统，闻一多在《诗经》研究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阐明性意识的存在。这是五四时期新思想的输入与传统思想结合的产物。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等文章是讨论性异常的病理、心性发展的过程、原欲理论等，是他对性研究的主要学说。闻一多运用中国自古以来未曾有的科学的方法研究《诗经》，解构传统文化的人性启蒙，不仅要继承传统，更要吸收新知，了解包括人的生理本能在内的自然权利。闻一多的研究贯穿着人的“性”与传统非人性的矛盾斗争。这一生物学的“本能”与社会学的“环境”奠定了他对《诗经》研究的基本态度。他说：
有一种作品，不必明白的谈到性交，但是烘云托月的写来，刺戟性还来得更强烈。这种暗示性交的诗，铁证就在这里：
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兖衣绣裳。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是以有兖衣兮，无使我公归兮，无使
我心悲
这位女性双手抱着一件画着卷龙的兖衣，死命的抱着，她的情郎追着来抢，她在情郎前头跑……你们男人的事情说不定。我知道你这回走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我抱着你的兖衣，不叫你走。我不愿惹起我自己的悲伤，所以我把你的兖衣抢来了。
闻一多认为《诗经》中的诗，表现了原始人类热烈的性爱意识和性爱追求。如果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得厉害！他认为《诗经》中表现性爱的诗，大多采用艺术的手法，用间接隐喻的方式描写性爱。闻一多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原始时代的特征，分析出《诗经》所表现的性爱意识和性爱追求，是合乎古代习俗和心理的现代阐释的，是令人信服的。
（二）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
闻一多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已从传统的“前世史家”的研究，转向“人间全体”的现代转型性的方法上来。他对《诗经》、《楚辞》、《庄子》等的研究，就是这一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反映。郭沫若曾说：“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和西方文化人的科学的致密。”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和中文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四位先生都注重“释古”、“考据”。冯友兰先生认为“清华学派”的治学态度是“信古”。王瑶认为：“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固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做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都是这样学风下产生的成果。”
“释古”的方法，体现在材料实证和价值阐释上以及两者的统一。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审查报告》等文中，将学术性研究的方法归结为“解释文句”和“研究问题”两个方面，即材料的实证和价值的阐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所谓“新材料”包括“取地下之物与纸上遗文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比较研究。所谓新问题指改变旧考据法只注重实证材料而忽视价值阐释的倾向，强调材料真实与历史真相的结合。这种“释古”精神对在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冲击过程中，中国学术方法论的确立具有积极意义。闻一多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两种方法，他说：
（一）了解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为文学史之根本，最直接的材料。学者对文学作品，苟无较深了解，而遽侈谈其渊源六变，何异无的放矢？唯是上古文学，最为难读。乾嘉以来学者凭其校勘训诂诸工具，补苴旧说，发扬幽隐，厥功伟矣，然而古书之不可索解者，犹十有四五。今拟遵清人旧法，左以挽近新出材料，（如敦煌残卷，及殷虚卜辞，商周铜器等，）对于先秦两汉诸古籍之奇文滞义，做更进一步的探索，籍于昔贤传注，清儒考订之外，有所补充焉。
（二）考察时代背景，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之文学史，同时必须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今拟以若干问题为中心，就其社会背景，或思想潮流等方面，详细分析，求其相互的关系，庶使文学得成为一种的机体的历史，而非复一串帐簿式记载而已。
闻一多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了解文学作品”，即在前人“小学”考据的基础上，更细致地梳理实证材料；其次是“考察时代背景”，了解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文学史作为一个文学整体不可分割，但传统的考据方法使文学研究被肢解开来，显得支离破碎。现代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宏观分析，强调回归历史真相的推论。闻一多运用这种方法，对一些古代典籍的原始材料进行了实证和梳理。他在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从古代文学作品难读的角度，对“了解文学作品”和“考察时代背景”分为三种原因进行探讨。一曰，古代作品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曰，使用古代那些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有一些“假借字”），使后世读者陷入模糊境地。三曰，不同时代作品以讹传讹，往往误人不浅。而《楚辞》正是这样一部难读的古书。闻一多在传统文化研究上所采用的方法，基本可以概括为：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如他研究《诗经》、《唐诗》借助想像力“悟入”古人心理；研究神话、《周易》梳理原始材料与外来之观念相结合；研究《庄子》、《楚辞》运用传统音韵训诂的方法，进行价值阐释。闻一多的这种研究方法与陈寅恪所强调的基础性的材料实证是相同的，而他学术方法的个性特征，表现在更加重视材料的收集和梳理。如他在研究《诗经·芣苡》时说：
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
闻一多从一个字、一个词入手对其进行诠释和校正，进而提出一种新的学术见解。他从语义学的角度指明“芣苡”与“胚胎”同音同义；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芣苡既是生命的仁子，那么采芣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他同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周严论证。正如苏宏所说：“闻一多的《诗经》研究，将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人类学的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中西贯通，古今融会，“从而创立了新方法、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领域。”一首短短的四言诗，闻一多能做出如此不同凡响的论断，而且把诗的情调升华为“一种较洁白的、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可以说他把生命本能的考察同艺术作品的诗性完全打通了。马赛尔·格兰特（Marcel Granet）认为：“他（闻一多）现在要走第一步，就是把诗经内的‘风’诗分成三大类：婚姻与求爱、家庭生活与爱情生活，还有别的社会生活。每一类又再分成男性观点的诗歌与女性口吻的诗歌。他注解诗经，侧重古代中国关于性生活的崇拜。可是他没有完全接受法国汉学家葛兰内的观点，认为这些歌完全是乡村男子到了春天群体求婚时对唱的曲子。”他接着说：在当时闻一多想出来的理论好像没有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而是他对中国古籍探索，有些有深度的创见。例如他对《诗经》第十首《汝坟》的解释，就跟过去东西学者的说法完全两样：
鲂鱼赪尾
王室如燬
虽则如燬
父母孔迩
西方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解释《汝坟》的意义为：汝那个地方的妇女们，跟她们丈夫的恩爱，她们守贞等他们回来。王室就是指商朝的帝王家族，燬是指被周王朝推翻后毁灭的境况。此说法是理雅各以宋朝朱熹的解释为依据，而朱熹是根据后汉郑玄的解释，而这古老的传说又是根据《左传》里的一句话：鲂鱼的红尾巴，说明那条鱼在受罪。于是理雅各认为那是描写一个军官的妻子欢迎她远征的丈夫归来。那么如何解释“父母孔迩”？也许可以引用一段历史故事来说明。在周王朝取代商王朝后，一些商朝官员为赡养父母不得不投降周王朝。一个叫周磐的学者，本不受周朝封号，但为赡养他母亲勉强接受孝廉的官位。汉学家魏雷把这段话翻译成这样几句：
鲂鱼有个红尾巴
王室起火了
可是虽然是起火了，
我的父母亲是很重要的。
魏雷以为这是回家后丈夫的话，他认为鱼的尾巴流血就是亡国的象征。闻一多则从考据资料着手弄清“鱼”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普遍的暗喻，一般是女子的口气，用“鱼”来指她的男性的对象。闻一多专门有一篇文章名为《说鱼》。他认为：野蛮民族往往以鱼为性的象征，古代埃及、亚洲西部及希腊等民族亦然。亚洲西部尤多崇拜鱼神之俗，谓鱼与神之生殖功能有密切关系。至今闪族人犹视鱼为男性生殖器官之象征，所佩之厌胜物，如波伊欧式（Boeotian）尖底瓶，瓶上饰以鱼神，鱼神者彼之媒神赫米斯（Hermes）之象征也。他通过收集中国古籍中的大量民歌证实，“鱼”在中国古代向来含有生育子女跟性爱的象征。
闻一多还认为《终风》、《凯风》、《晨风》、《匪风》都是从风讲到爱情或性欲。由此发展下来的词汇，如风流、风韵、风情、风月、风骚等，皆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叶舒宪说，闻一多当年认为的男女相诱之“风”，“与其说是‘相诱’不如说是男诱女更为确切”。
闻一多把“谑”字，解作性交，就是英文中的sadism和masochism，是在性心理中的一种虐待对方和受虐之倾向，即性的施虐和受虐。凡是喜欢虐待别人（尤其是异性）或受人虐待的，都含有性欲的意味。《国风》里还用过两次谑字。《终风》里的“谑浪笑敖”很像是描写性交的行事。由性的施虐和受虐来解释《终风》的“风”的意象，还认为“苟”是女阴的隐喻等等。闻一多对《诗经》中一些诗歌的关键字、词的隐喻意义的破译，从方法上来说，是继承了传统的“释诂”精神的新的价值阐释。另一方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显示出闻一多所蕴含的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深刻的思想性。
第二点就是创造性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从而揭示《诗经》研究的更广泛的内涵。闻一多从生物学、社会学、民俗学的观点分析《芣苡》的“互渗”式联想，是因为声音的相似使古人产生的一种巫术思维方式，进而形成一种巫术性质的远古习俗。闻一多说：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去，芣苡既是生命的仁子，那么采芣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芣苡》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你知道，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种族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
总之，你若想像得到一个妇人在做妻以后，做母以前的憧憬与恐怖，你便明白这采芣苡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
“芣苡”是一种植物，也是一种品性。根据声韵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芣苡”与“胚胎”同音，揭示出“采采芣苡”的内涵是远古时代妇女求子欲望的表现。闻一多常常把各西方学者对他的启示，都做详细的说明，但他的《诗经》研究，从未提及任何西方学者给他的影响。唯一例外的就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的中国古音研究，曾帮助闻一多推敲“芣苡”一诗的意义。“芣苡”与“胚胎”在诗歌中这两个词是双关隐语，就像在歌谣中以莲为怜、以藕为偶、以丝为思一类的字法，这是中国民歌中极古旧的一个传统。有生物学方面的关系，也有社会学方面的关系。所以闻一多说，在某种社会状态下，凡是女性，生子的欲望没有不强烈的，那是一种洁白的、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不能把它与性欲等同。闻一多吸收了西方研究的方法，用以解读中国古代《诗经》具有创造性。梁实秋评价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时说：在诗经的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清儒解诗，王引之的贡献很大，他是得力于他渊博的音韵训诂的知识，但是闻一多则更进一步，于音韵训诂之外在运用西洋近代深厚科学方法。闻一多的研究打开了人类艺术本性的文化新视野。他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作品文本解读，从生命的本体象征角度揭示文学的象征意蕴。例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芣苡》和《狼跋》两首，确有新的发明，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有人不满于他的大量使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为他过于重视性的象征。平心而论，他相当重视弗洛伊德的学说，但并未使用这一个学说来解释所有的诗篇。可见，闻一多在《诗经》研究上，将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原理，同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以严密逻辑推理和实证材料为依据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提出了新的学术问题，完成了中国人从传统思维向现代学术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据梁实秋回忆，在青岛大学时，闻一多曾与梁实秋讨论过研究《诗经》的方法。他从图书馆借来莎士比亚的版本作为参考，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方法实在是太落后了。闻一多研究《诗经》而借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参考，不能不说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一种尝试。他有意识地在中西比较中观照中国文学，为用西方学术的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开了先河。这在他的研究文章《诗经的性欲观》中最早表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研究《诗经》中“性”的象征特征。他曾对闻一多说：“你以西洋治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杜甫和李白，兼及唐宋两代的文化。……中国的文学浩如烟海，要在研究上有点成绩，必须学西洋人治学的方法，先挑选一两个作家来研究，或选定一个时代来研究。”
综观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宏观的视野，专书、专题研究也能涉足经史子集，以综合观照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第二，在乾嘉朴学考据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各种科学方法，如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史料学等，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第三，在学术研究中以诗人的敏锐与激情，使人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情感。采取历史的态度论定研究对象的社会地位和诗人的人格。第四，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进行学科间的横向整体反思。这是一项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总体文学研究方法。以上方法论贯穿着他的学术个性、创造精神和文化批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