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卡伦及她九英尺六英寸的身高，是因为当时我五英尺二英寸高（后来也只能再长上四英寸）。每个人都不断地跟我说：“你会突然间抽条的。”过了一阵子，我不断地对每个人说：“这突然间抽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根本就没发生啊。”我很在意个子矮，主要是因为如此看来一半的女人都无法企及了。我年龄更小个子更矮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超过六英尺一英寸。我俩有个默认的协约，两个人从来不同时站起来。而且也从来不一起出去。除此之外，就是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还有一件特别之处：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虽然从来没有真的上过床，我的脚看起来和艾莉森的腰齐高。
那些早年的信，时时会出现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要是能说“我毫无歉意”，倒是挺好的。可是，我确实有歉意：对这些信，我怀有深深的歉意。而且，这些信会越来越不像话。还会越来越坏的。我真的非常抱歉。费劲地兜着圈子说话，“嘿，瞧我呀”的那种滑稽可笑：这些，我尚能原谅。我对卡夫卡的不屑荒唐可笑[14]，只在“又又及”里稍微平衡了一下，保持了些公平——当年的我和这个“好”字有什么关联呢？至少，在此，我认出了自己。这封信里的其它地方都像是个陌生人写的：我是说那种被娇惯的偏狭，政治上的愚蠢。我厌恶信里思想上的陈腐和不加检视的套话，随大流的套话。还有些别的。我想我后来会提到的。
1967年下半年我到了苏塞克斯补习学校。我刚过了十八岁，正从深不见底的少年忧郁倦怠中爬出来。你记得那是怎么回事吧：把一只袜子从卧室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得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而那样的一天算是过得还不错的一天。那种迟钝还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我都十八岁了，平均每隔一年考一门O级课程[15]。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对英语我有点天分。十五、十六岁光景，我就早早参加了A级[16]考试。虽说快到考场的时候，在三百来号年轻人面前（其中有一半是姑娘），我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从考场出来时，我信心满满。我对自己说，高级水平考试的这鸟事，难度可被大大夸张了。“马丁！”某天早上，伦敦富勒姆路上的屋子里，我臭烘烘地还躺在床上，我妈朝楼上大声叫我。我妈平时叫我“马特”。把名字给叫全了总是不太妙，“你不及格。”连及格线都没过。不及格。
问题是我不喜欢做功课，因为我没法集中注意力。聚精会神的状态是一座要塞，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爬一爬。我记得自己傻呆呆地上了好几个小时的课，脑子里却是一丝想法都没有。我不喜欢做功课。我喜欢的是逃学，和好朋友罗伯一起，穿着紧身丝绒裤挂着脏兮兮的丝围巾，沿着国王街四处瞎逛，上博彩店赌一把（是赌狗，不是赌马），时不时上一家叫毕加索的咖啡馆，或是抽上点哈希什[17]（时价八镑一盎司），琢磨着怎么钓上个姑娘。有一次我说，
“我们上国王街去。”
罗伯扭过头去。我得说明一下，那时罗伯和我一样高，现在也还是一样高。
“来吧。怎么呢？我们去钓个把姑娘。”
“哪儿？毕加索咖啡馆？”
“是啊。”
“毕加索，我对付不了了。连待在自己房间，我都对付不了了。”
一如往日，我们抽哈希什抽得疑神疑鬼，不知所云了。
“毕加索怎么了？行啊，不去就不去吧。我们上别的地方钓姑娘去。”
“哪儿呢？”
“呃，那个地方。毕加索前面一点的地方。”
“可我们最终又会去毕加索的。”
“我们不会去毕加索的。”
“一去毕加索，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矮冬瓜。”
“我也是。所以啊，我们不去毕加索钓姑娘。走吧。”
“好吧。我可不想最终又去了毕加索，矮冬瓜滚来滚去，还想钓姑娘。”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会这样做的。一整个一整个学期就这么过去了：两人决定是不是要去毕加索。过了一会儿后，罗伯和我遭遇了非常短暂的溃败。一开始时，形势还算乐观，可是在这儿，我们面对的是上流社会的女巨人。这几百年来，人们吃得够丰盛，女人被拔高了，男人也被拔高了，我们俩承认感觉自己像是走在别人的大腿间。
苏塞克斯补习学校在马路的尽头：让我喘出最后一口气的地方。连我都知道是这么回事。我的中学教育乱糟糟地东一块西一块。我去过斯旺西的一所文法学校，去过剑桥的一家男校，去过西班牙马略卡岛上帕尔马的一家国际学校，去过南伦敦的一家文法男校。之后，又是各种文法学校、考前补习学校，公立的、私立的，都据说是专事挽救那些私立学校辍学的学生的学术生涯，还有那些居无定所、杂乱无章却父母不缺钱的孩子。苏塞克斯补习学校是一家住宿的考前补习学校，服务对象是那些死马当活马医的学生。我还需要四到五门O级成绩（其中包括几乎要完全重新学的拉丁文），三课A级的成绩，而且成绩还得够让我参加十二月份的牛津入学考。我只有一年时间。
就目前看来，这一安排起作用了。我做功课了。整个城市像是围绕大海这座舞台排列的座椅。而苏塞克斯补习学校这所貌似古雅的破旧的大杂院，坐落在城市的一方崖石上，下面是突堤和卵石海滩，浪花啪啪地扑动着、翻卷着。据说，学校原本是家养老院，旁边有家养老院，周边围绕着其它的养老院。布赖顿城市本身就是一家养老院。暖和的日子，老人们或由人搀扶着或坐在轮椅里，来到露台上、围了栏杆的屋顶上，一层又一层棉花糖似的白发，一张又一张面容模糊、满布着老年斑的脸往上仰着，享受着阳光和一成不变肆虐的风。我觉得自己也像是个正待康复的病人。整个青少年时代，如此不明所以的、全然是被动地费着力，我感到头痛、晕眩，骨头也发疼。我刚到布赖顿的时候，我正爱着某个姑娘——那是我的初恋。爱情降临了，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让我身心全被爱情占满，随即我又被掏空了。我想要再一次恋爱，当然啰，每一刻不在做功课的清醒时刻都用在了让爱情再次光临上，四下逡巡盯着姑娘看，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盼望着等待着。不过，最终我爱上了文学——尤其是诗歌。我连日读着诗歌。窗外，海鸥翱翔，我感觉一阵伤感。我读诗写诗。我得到了启迪。我是不是由此得到了提升？
某篇书评论及我第一部小说中的十九岁主人公，说他是个“既奢侈虚荣又令人反感的家伙”。我接受这一描写，可用于我的主人公，也可用于我自己。我是奥斯力克。（哈姆雷特：……［向霍拉旭旁白］你认识这只水蝇子吗？）[18]我企图养成一番优雅的贵族仪态，却是徒劳无功，这引发了我羞惭万分的呻吟。私校的教育让我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身世显赫的富家子弟（在布赖顿的一位同学是凯瑟尼斯[19]伯爵。他瘦长难看，总是半张着嘴，肯定不能作为贵族气质的表率）。这私校教育让我对自己也有了点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长不了，而且确实也是这样。马丁是半个英格兰球队的名字。在一本姓氏字典里查找艾米斯这个姓的时候，我看到了如下解释：“下层出身，特别是奴隶阶层。”
我和金斯利有了那段对话之后，我知道自己得放弃培养贵族仪态这回事了。
“爸爸。”
“嗯？”
“我们算是新发家的吗？”
1966年。我们在迈达谷108号的厨房里，这是金斯利和简一起建起的家。我和哥哥是新加入的成员。我们不再跟着母亲住了，开始和父亲一起住。这不是简的主意。她看得出来我们兄弟俩都是会上街去混的……在我眼里，那厨房像是有钱人家的，装修得漂亮还储备十分丰足，不断有穿着白色长外套的男人进来。简是有档次的那位，我感觉自己在这世上像是在向上攀升。我自然知晓新发家的不是什么好事，我信心满满地等着父亲让我安心，等他说我们比新发家还是要好不少的。
“——喔，”他说，“非常的新，但一点都没发家。”
“爸爸。”
三十年之后：又是在车上，又是路易斯提起了话头。
“嗯？”
“我们属于哪个阶层？”
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要敷衍过去，
“哪个阶层都不属于。我们不在意那些东西。”
“那我们到底算什么呢？”
“我们在所有那些阶层什么的外边。我们是知识界。”
“哦，”他说，嗓音里故意加了点假嗓音，“我算是个知识分子吗？”
“爸爸。”
那是老二，雅各布。那时他九岁。
“嗯？”
“为什么你念‘Fridee’，‘Mondee’，‘Thursdee’（星期五；星期一；星期四）？”
“你是怎么念的呢？‘Fri-day’，‘Mon-day’。”
“照你那样的声音来念，肯定听起来傻乎乎的。你是念‘birthdee’（生日）吗？”
“就是‘Birthday’啊。‘Birthday’，你爷爷会说，这就是按着拼写的发音。”
“什么意思？”
“拼写发音是指你按照拼写来念，却不符合口语的节奏。就像念‘offten’（often，经常），而不是‘offn’。”
“你是念‘yesterdee’的吗？”路易斯问。
“是啊。”
“但你不会这么念‘todee’（今天）的，是不是？”
“不会，当然不这么念啦。”
“你也不会这么念‘dee’（天）的！多好的‘dee’啊。”
“第二‘dee’（天）一早。”雅各布说。
“哪一‘dee’（天）你方便呢？”
“我当然不会这么念啦。”
“那你为什么念Mondee，Fridee，Sundee呢？”
“哎呀。我十来岁的时候，训练自己这么说来着，以为听起来很上档次啊。[20]”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路易斯问道。他的不解很真诚。
“因为那时候上档次是件很酷的事。”
他的头猛地转了过来。
“真是那样？……老天啊……”
1967年，田纳西，我父亲正遇上点有趣的事。不过，对奥斯力克来说，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糟糕的行径真是太像他平素的作为了。往前翻上一两页，会看到从学校发来的信的第一段：那是一首浑浑噩噩漫不经心的散文诗。我没精打采地放弃了假期去纳什维尔的机会。没错，我是在做功课，还有几个面试要参加。而且我也不舍得放弃整整两个星期琢磨是不是要去毕加索的机会。
我父亲到达美国南部时，看到寻常的街景：“在别人的脑海中唤起这样的街景，你不需要描述，只需一张单子，或者只要是单子的开头。那张单子，每个人都了熟于心。”他也发现“用来喝的酒精”还是国家禁止的。上酒吧，得自己带酒，要一份杯具：装着冰块的玻璃杯。金斯利继续说道：“连饭店也都差不多，只有两家（这是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家提供很坏的食物和服务，另一家提供更坏的食物和服务，两者的共同点是不接受预订。”在别的地方，作为一名英国人，他被视作是罕见的贵族：“‘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位来自不列颠的绅士，’［主持人说道］，像是小地方的动物园管理员露出一点小小的骄傲——园子里的阿拉伯大羚羊，不止一头，有两头呐。”还有更出奇的经历，他发现自己陷在这样的交谈中（女士是伊比利亚语教授的妻子）：
“你有没有看过奥利弗爵士演的莎剧《奥赛罗》？”她用寻常的不可置信声调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说的倒不是电影，而是他。”
“哦……我觉得他很出色。”
“可是他们把他弄成那个样子，像是黑肤的玛雅人！”
“可不是嘛。”
“可他说起话来也像个黑肤玛雅人！”
“是啊，可能是有一点儿——”
“可他连走起路来也像个黑肤的玛雅人！……可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小姐爱上那样一个人？”[21]
还有更出奇的。在某个英语系，金斯利发现系里的一位教授和一位小说家，居然可以转身对他说（一字不差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心甘情愿地给黑人或犹太人A等成绩。”
既奢侈虚荣又令人反感（而且不是为了留存于世而建立的），奥斯力克若在纳什维尔，待不上十分钟，就得把自己解脱出来了。那时候上档次是件很酷的事，可不是吗？是的，路易斯，我同意极了：老天啊……
近日有人提醒我，1953年，金斯利在斯旺西大学出品的演出中，扮演了奥斯力克这一角色。现在我记起了他演奥斯力克的那一套，四下调情，睫毛扑闪着，手腕耷拉着。奥斯力克赞美雷奥提斯：“一位完善的绅士，充满着最卓越的特点，他的态度非常温雅，他的仪表非常英俊。”那就是1967年的我。——原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