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林飞到深圳等了几天，纪委的同志虽然到了深圳，只是打电话给刘亦文，让他帮助联系深圳一些着名浏览景点的门票。人家没有直接上办事处的门，更没有直接来找他，韩江林白白焦急地等了几天，在他这一方面算是自作多情了，在纪委方面来说，他的那一点破事够不上专门来找他，这对一向自尊和自以为是的韩江林，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致于让韩江林在几天时间里不停地思索关于纪检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来。
纪委机构的设置无疑是内部自律的一种方法，属于在机体内部建立了一个清障机制。这种清障机制是内部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对于生命机体的日常护理，以及对于非致命性质的病菌，无疑具有很大的抵抗力，它在与病毒的抗争中，逐渐建立与病毒变异的形体进行防护的新型免疫系统。但是，无论从生命机体的生存原理，还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组织的生存法则来说，仅仅依靠内部的免疫系统是无法对生命进行很好的保护，必须建立外部的强大生命支持和保障系统。
在创业阶段，对于一个政权极大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自身的纯洁性，即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是否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一个是来自敌对势力。在守业阶段，对一个组织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人们常说政治理想和信念等会影响组织的构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业已取得政权的组织，内部成员最大的政治就是解决为谁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仅靠口头上表达的政治理想，或者靠支持上级领导而获得好评，但私下里却大肆贪污公共财富，行贿受贿，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所谓政治素质，实质上就是对于一个严密组织的解构。如果某一个人对于组织的政治目标和方向提供异议，但能够在服务群众方面廉洁自律、保守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对于组织政治理想的怀疑，并非是政治意识不坚定，而是对于组织发展方向的探索和考量，属于思想前行者的角色，或者他的探索有益于整个组织的不断生存与进步，即或无益于组织的团结，也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和教育，让他的思想重新回到组织的发展轨道上来。
组织内部人员的贪污腐化则把为百姓服务、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个人服务，这是对组织政治目标和利益原则的直接背叛。贪污和腐败对于一个具有政治理想的组织来说，就是最大的敌人，贪污和腐败组织成员就是无法治愈的癌症。内部免疫系统和清障机制对于癌症的预防和包容，对于生命机体来说，虽然能够延缓生命，同时也有可能造成一种假相，即生命机体通过内部免疫系统的抵抗，同样能够把致命病毒隔离起来，甚至能够战胜它。对内部免疫系统的过度信赖将会造成病毒的肆虐和横行。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纪委机构设置了那么多年，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纪律和文件来防止党员的贪污和腐化，但是，新近查处的案子却越来越多，被查处官员的职位越来越高，腐败对社会、对群众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度让群众、甚至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委这个机构，对于内部自律这种机制产生了怀疑，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而非完全内部自律的清障机制。对于一些腐败案件，或者有领导支持的腐败官员，只需要向纪委作某些说明，或者交出了贪污受贿的钱物，就可以继续留任原职，或者暗渡陈仓，调到其它不起眼的职位上。这有点类似于梁山好汉鲁智深，杀了镇关西以后，在社会上呆不下去，后来躲在一个庙里出家当了和尚，社会法律奈何他不得，使得他一个杀人犯居然通过起义造皇帝的反，并在战场上及其它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大开杀戒，成就了一个好汉的名声。交出了钱物即立地成佛的内部法则，无疑就等于让像鲁智深这样的杀人犯，暂时放下了屠刀，等待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后，重新拿起另一把屠刀肆意杀人而已。这种对罪犯的宽容实质上就是对法律、对民意赤裸裸的踏践，也是对组织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玷污。
对贪污等罪犯的宽容，就是对民主、对生命的蔑视，就是对民意的强奸。
当韩江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后，他又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把自己和罗丹的关系拿到道德天秤上称量的时候，一度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患上了贪污犯们同样卑贱的人格分裂症？一方面假装克己复礼、正己利人，大会小会上都在大谈阳光行政、廉洁从政，另一方面在私下里利用职权大肆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收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行权钱等犯罪交易的官员，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社会也把权钱交易获得了收益，并由此过上优裕物质生活的官员视为有本事，在心理上不仅认可甚至羡慕犯罪行为，这表明社会价值体系的偏差，表明社会出现了整体性堕落。
纪委的同志通过刘亦文传话，让韩江林坐守办公室，以便随时听候招呼。这种有意透露信息让当事人惊恐不安的策略，是一种惯常用的放风策略，目的在于让被审查者处于心理的自我反省状态。心理素质差的人在这种时候会把罪孽不断地放大，从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心理素质好的人则会想出周全的应对策略，有可能规避了对自己的调查。韩江林事先已经做好了妥当的安排，这些天倒是乐得无事，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开放着冷气，不是看报纸就是上网，倒也落得个清闲自在。
这天，《深圳商报》刊登了一则由市团委发布的消息，说是曾经获深圳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每年向社会和贫困地区捐款上百万元的企业家顾维钧的独生子患上了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他儿子顾文同的血液属于罕见类型，与他血型配合的人群比例为十万之一，团市委向社会发出公开倡议，要求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查找并捐献适合于顾文同的骨髓，挽救少年的生命。
韩江林心想，在当前，中国的企业家中能够做慈善事业的人并不多见，为非作歹被爆光的倒不少。像这种每年能够捐出几百万的企业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社会确实应当伸出援助之手，鼎力相助，这是社会对于善良心灵的慰藉，同时是对于慈善事业的高扬。
韩江林阅读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宗教》后，陆续读了关于宗教的一系列书籍，并把宗教与现代社会组织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宗教能够慰藉灾难的人生，救赎堕落的灵魂，给处于苦难中的人一线温暖的阳光，甚至于人生的希望。因此，借助于宗教，封建政府或者资本主义政府，在对公民道德教育等不仅可以节省相当的费用，还通过宗教对于心灵的自我完善，把一种济世光辉洒向了整个社会，并给予普通人一生的关怀。
在宗教缺的的社会，何人何组织何机构承担对公民普世救济呢？这种责任毫无疑问地落到政府身上，但是，政府组织和机构只承担了对公民人生外部的救济，心灵的救赎则只能依靠公民个人的道德理念来完成，比较起宗教理念对于心灵的救赎范围和功用来说，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机关人员必须利用政府的理想和信念，引导公民，慰藉处于艰难和困境中的心灵。如果这种理想和信念不具备所有公民所能接受的程度，公民心灵的迷失则可想而知之。因此，政府公务员必须承担对于社会心灵救赎的责任，否则，整个社会将处于心灵的荒漠状态，尔虞我诈、贪污腐败、人情冷漠等情势可想而知之。
在县长任上，也有很多人通过政府的渠道，向社会发出号召，救助某一个生了重病的孩子。尽管韩江林对此无一例外的签字表示同意，但他心里并不接受这种对于个案的救助方式。他认为，这种带着偶然性、关系性质的救助，只能救助个别人，不能救助整个社会，只能安慰个别人，不能安慰整个社会的心灵。同时，因为同一个案的病例，有关系得到救助，没有关系的只能在医院或家里坐着等待死神的降临，巨大的悬殊会在他们本来已经伤痛的胸口上撒上一把盐，从而使他们对政府和社会组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这不仅无助于宣扬政府的理想信念，反而会动摇普通群众对于政府的支持和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将由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社会外部和心灵救赎模式，哪怕政府缺乏这种能力，使得救赎只是道义上的，道义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比较起来，对于确立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也显得更为重要。
韩江林沉浸在思索中，或许是位居闲职的原因，韩江林越来越喜欢把现实进行梳理，进行带着思辩色彩的哲学思考，并能够给他带来发现的快感。这时，门被敲响。韩江林说，请进。
郑虹拿着一份文件进来，韩江林一看是市团委的函头文件，不用看也猜到是什么事。团市委与驻深办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何况机关内部处于相对封闭的系统状态，若非有事需要联系，一般不会向外发文。
郑虹说，团市委十分重视这个事情，特意专车专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送文件，想把这次活动作为对一位慈善家的回报，为推动慈善事业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知道了。韩江林说。郑虹出去以后，他把文件看了一遍，和报纸上的内容完全一致。他拿着文件愣了老半天，在脑海里思索这个名字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当名字和场景重叠起来时，韩江林苦笑一下，把文件拍在桌上，心想，真是因果报应啊。
顾维钧就是把因两个孩子溺亡不假离厂的工人开除的老板。韩江林实在不能理解，一个口口声声提倡狼性精神的老板，居然会是市十大杰出青年、还是一个每年向社会捐助上百万元的着名慈善家。在当下的中国，有很多致富了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慈善事业，真心实意地承担着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另外韩江林也毫不怀疑，同样有很多企业家捐钱捐物，或许是在做秀，或许是在捞取政治资本，或许仅仅是为企业打广告。一个提倡毫无人情的狼性精神的慈善家，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他捐款捐物真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吗？社会责任又怎么能和残酷无情的狼性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系列的问题让韩江林走进了思想的死胡同里，他不知道怎么解开眼前这个混乱的心结。只能把狼性精神与慈善事业的巧妙结合，归结为人格分裂的结果。因为具有狼性精神的企业家，根本不可能承担需要默默温情才能承担和完成的社会责任。人之所以会形成人格分裂，一方面来自于人本身的性格变异，另一方面说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缺乏明确的理想引导，使得这些人在行进的道路上迷失道德方向。
幸而一个电话让韩江林暂时终止了思考。刘亦文打来电话，说是纪委的同志已经腾出了时间，要求韩江林赶到他们在深圳的宾馆里接受调查。
韩江林对到宾馆接受调查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一向认为，工作是需要分场合的，正规的工作只能放在办公室，宾馆等场合只能是休息或者娱乐的地方。把工作放在宾馆等场合，说明在某些人心理，庄重的工作不过也堕落为某种娱乐的形式而已。当然，韩江林偶尔也在反省，如此重视形式，同样会不会落入到形式主义的巢臼呢？
韩江林如约来到天涯宾馆，刘亦文等候在走廊上，见到韩江林从电梯里出来，立即引着他走进一间敞开着的标间。纪委的两位干部摆出了一副三堂会审的架式。刘亦文把他们介绍给韩江林时，只有主任站起来和韩江林握了握手，说了一声坐。
韩江林在他的侧对面坐下。刘亦文完成了牵线搭桥的任务后，主动退出了房间。主任朝韩江林点点头，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这次来深圳，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参加全国纪检干部学习培训，另一个就是最近收到群众举报你的生活作风问题，按照纪委领导的指示，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调查了解，当然，按照纪检机关的惯例，对于匿名的举报一般置之不理，但领导本着对年轻干部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尊重事实和尊重你本人的态度，作出了这次调查的决定。
韩江林心里格噔一响，上次纪委对于换届选举中的问题尚且宽大，为什么这一次居然抓住一点小问题不放呢？由头还是不负责任的匿名举报问题，这就让他感到匪夷所思了。
主任按照惯常的程序，询问年龄，性别，职务等等，人生的简历一样不落。韩江林只得按照他们的提问给出答案。
问完了这些，主任要求韩江林对他的婚姻状况进行说明。韩江林已经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把个人的婚姻遭遇详实陈述一遍。并把离婚证和第二次结婚登记证摆在主任面前。记录的人拿过去如实地进行了证据笔录。
主任又问，说说你的孩子情况？
触及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韩江林骤然一惊，心想自己到底是做不得坏事的，在面对实质问题的时候，尽管事先已经打了预防针，仍然感到紧张，手心居然浸出了汗水。韩江林假装不经意地侧转身，深呼吸了一下，沉缓地回答道，我们第一次离婚，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能生育，才坚决要出国治病。
在她离开的这一段时间，你没有与其它女人发生感情，并生下孩子吗？
没有。韩江林坚决地摇头否定，你们想一想，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老婆难道还会和我复婚吗？
主任点点头，道，按常理是这样，你在离婚期间，即使和其它女人发生什么感情，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并没有违背有关法律，与生活腐化也扯不上边。
说到这里，主任似乎为韩江林主动配合松了一口气，轻轻笑了起来，又说，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来承担这样的调查，只是领导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大概是出于对年轻干部负责，尤其关注韩主任生活作风这个事情。
是吗？多谢领导关心。
主任说，领导还让我转给你一句话，叫你这一段时间稍安勿躁，踏踏实实做好办事处的工作就行了，没有必要把手伸得过长，到处抓扒。
韩江林心想，这是什么话呢？是警告呢还是善意的提醒？莫非这次调查真是因为投资金矿的事情惹恼了某位领导？
与纪委的两位干部告辞之后，韩江林坐在车上，反复揣摸主任的最后几句话。他从这次莫名的调查中，感觉到有一种东西正在对他形成巨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