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载酒已半酣，也不再矜持，当下用手指蘸酒，写了几个字，众人望去，只见他写的是：壹、贫、疲、弱、辱五个大字。元载也不待众人询问，便娓娓道来，只见他神采飞扬，双目炯炯有神，混不似将醉之人。可见，胸中抱负久矣。
元载说到：壹者，统一也。如今叛军还未扫平，太上皇西狩，当今陛下乃是天命所归，雄才大略，必能廓清环宇，海内一统，还我大唐一个太平盛世。所以，必须让百官和百姓只效忠于陛下一人，必须坚决相信陛下能中兴大唐。凡不忠于陛下者，无论有何才能，一律罢黜不用。在任官员要日日训导百姓时时刻刻谨记效忠陛下，感恩陛下。各国遣唐使的待遇要提高，每个遣唐使可以派几个国子监学生作伴，将陛下的圣明，大唐的文明灌输于他们，好让他们回国之后，颂念陛下，宣扬天朝神威，使我大唐威镇寰宇，万国来朝。
元载又指着第二个字到：贫者，让老百姓贫穷。为何？我大唐本来实行均田制，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乡土特产），有身则有庸（劳役）。只是如今叛军为祸天下，各地田亩户口籍册大多焚烧殆尽。叛军未到之处，由于大军粮草所用甚多，各地官吏为了供应大军，已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了，租庸调已经无法有序实施，百姓苦不堪言。我若为相，必改为按所拥家产数额纳税，如此一来，征税既有标准，没有财产的流民也不用纳税，不至于走投无路加入叛军，壮大其声势。至于收税额度，国难之际，提高一些，也是理所当然。另外，以前缴税都是实物，今后只收银两。百姓将其产出变卖为银两，然后缴纳，如此既方便各地保管运送税银，朝廷也能根据需要调整物价，从而多收三五贯，百姓还不自知。人穷志短，越穷越容易统治。
岑参道：如此，岂不富者亦逐渐变为赤贫，或有狡猾之徒，勾结贪官污吏，乘机侵吞小康者家产，形成官商勾结，逼民造反之势？
元载笑道：岑大人将做刺史，果然见识不凡。不过无妨，听我讲来。一者，富者因何所富？还不是仰仗陛下英明，天朝强盛安定，若是在西域，各个小国，互相攻击，强盗出没，性命都朝不保夕，谈何富有？今日国难当头，多收三五百贯，也是他们应该拿出来的，即使不收，他们也应该有良心自己捐出来！再者，若有狡猾之徒勾结官府，为祸一方，必有如岑大人一般廉洁清明之士为民做主，铲除土豪恶霸，罚没其财产。如此既能收取民心，亦能增加国库收入，岂不是一举两得之策？岑大人不必过虑，土豪恶霸一般也就逞凶三五载罢了，难道还能为祸十几二十年不成？三五载以后，必有贤良清廉官吏除之。
岑参默然无语，元载又继续说了下去：疲者，疲惫也。为何？平时老百姓闲来无事，聚在一起，赌博打架，喝酒嫖妓，容易产生事端不说，若有心之徒，加以利用，说不定就会加入叛军，对抗朝廷。所以，乘此国难之际，必要使百姓或参军或服役筑城，或铺路修桥，日日疲于奔命，可得一日两餐，数文铜钱活命，再无心思想其它事，如此，定能使四海升平。
元载喝了一杯，又滔滔不绝到：有此三策，百姓必变弱。弱了自然易于驾驭治理，诸君都知，后汉豪强林立，百姓好勇斗狠，不服官府管辖，终于酿成黄巾大乱，国运消亡，故绝不能让百姓过于富强。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元载说的高兴，又把第五个字重写了一遍：辱，何为辱？我大唐百姓见官就怕，这是传统，即使刺史府管扫街的衙役，也可对不听话的刁民肆意殴打侮辱，使其丧失自尊，唯命是从，这还不够。还要使百姓互相辱，何为互相辱？各地官府都要设立铜匦，鼓励百姓申冤，互相告发，若有告发勾结叛军，或为叛军做耳目奸细，再有图谋不轨，贪赃枉法等事，皆可告发，一旦查实，可从被告发者罚没的家产里赏一部分给告发者。如此一来，百姓人人互相提防，就不容易聚在一起对抗官府了。各地可组织一些无知少年，告发其父母亲人，大义灭亲，树为榜样，予以表彰，如此一来此策必能快速实施，见到效果，不仅判贼奸细无处容身，更能充实国库，增加军费，我这个户部侍郎也算是为国做了点事。
元载说说完这些话，叹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若时势不对，也是一事无成，骈死于槽枥之间。我的这些方略，要不是国家有难，也无用武之地啊。
众人见识远不及他，不知如何答复，自然无话可说。只有张小敬道：鄙人一介武夫，原来只知道沙场杀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多少兄弟命丧沙场，马革裹尸都是幸运的，如今想来，战争残酷至极，那里是长安市井之徒口中的百万天军征西域，飒爽英姿灭高丽那么诗情画意啊。只愿天下太平，咱大唐不要再有灾难。今日听元大人这么说，原来国家有难，还有如此好处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
高适道：多难兴邦，多难兴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