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能怨恨父母，他们的境况已经使我对他们充满怜悯，他们像秋天的草一样憔悴和脆弱，谁都可以对他们横加指责和刁难，而他们则永远无话可说。那么我只能怨恨死去多年的从未谋面的爷爷了。那个不开窍的老家伙一辈子勤勤恳恳累死累活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几十亩地却给他自己和整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多年后甚至还遭到了我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孙子的恶毒诅咒，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据说在当初把爷爷评为地主的时候他受宠若惊，为表谦虚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后来被揪到台上批斗了才知道“地主”原来不是个“官儿”。当时的批斗就像开文艺晚会，嘻嘻哈哈，与电影上的血泪控诉有天壤之别。但后来有关领导对这种极不严肃的斗争状态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把我爷爷与乡亲们拉家常一样的“对质”理解为糖衣炮弹，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过几次三番示范性的批斗之后，爷爷才尝到了诸如“坐飞机”、“点天灯”之类的新鲜玩法。后来，作为本地为数不多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爷爷被押到市里去参加“陪斗”，据说把老地主与走资派放在一起批斗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灵活运用，是我们市革委会的一项新发明，若能成功运用，则可以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将永久载入史册。
但爷爷那次一去不归，十几天后被送回来的只是他僵硬的尸体，据说是心脏病突发不治而亡，但我父亲不止一次在饭桌前对我们说，我爷爷的身体壮得像头牛，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史。至于为什么突然就患了心脏病，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是在爷爷去世四年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我的时候我在母亲肚子里伸胳膊蹬腿，折磨了她整整一天一夜，几乎把她送上鬼门关，医生说我是倒生，若非第二胎，恐怕我母亲命都没了。这是我来到世界上给母亲的见面礼，也证明了我的邪恶所在。
而且我不得不说，我来得不是时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父亲摘掉了那顶压了他多年的帽子之后焕发了从来没有焕发过的活力。我一直认为他的成功是基于出一口恶气的扭曲心理，否则无法解释他怎么会在短短十年里从一个猥琐的“闰土”变成一个身家过千万的卓有成就的企业家。但我的处境并未因此有更大的改变，我的恶毒在于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的花言巧语，与整个世界作对的心理使我走向一个个极端。我父母在我上初二的时候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是因为我的那则关于林珊的绯闻被学校爆料。
你那么早就有绯闻了？袁琳对此非常惊奇。我说，当然，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确切的男女之事，但我已经大体知道那么回事了。除了缺乏实战经验，我什么都懂了。
其实袁琳之所以惊奇，是因为她下意识地把我和林珊当年的绯闻简单化了，其实我和林珊是被那些古怪、陈旧而顽固的家伙利用道德之名绑到了那根无形的耻辱柱上，尽管当时我们仅仅十几岁。我曾以冲天的勇气对林珊做出了最庄严的承诺，但我面对她、面对整个社会时的嘶哑的呐喊在整个黑沉沉的死海中掀不起一片浪花，甚至连一点涟漪也没有。究其原因，应该是那时我们周围充斥着着的全是古怪、陈旧而顽固的家伙。我对抗整个族群的勇气最终在死气沉沉的黑暗里消泯。
我不得不说袁琳的头脑有点简单。一个已经是过来人的女子还无法预知人心之险恶，只能说明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人，她曾说她对过于复杂的事情具有天然的逃避心理。她善于劝说自己原谅他人，比如不管我有意或者无意间说了什么伤害她的话，她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主动和我打招呼，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我原谅你了。我其实并没有指望她的原谅，若我果真伤害过她，那也是因为现在的我已经越来越真实了。真实往往不容易取悦于人，但真实一些心里就感觉更踏实。而且，到了这个年龄，对谎话已经有了充分的辨别力，我们还需要谎话来装点我们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虚荣心吗？
但女人天生是需要谎言来安慰的，比如，你一定要宽容地对她眼角堆砌的鱼尾纹视而不见；对于她日渐丰满的身材适时夸赞几句，至少要说她长得很匀称；对于她动情地唱起某一首歌寄托她几乎绝望的爱情梦想的时候给予赞赏和同情……追根究底，男人要宽容。
但这些我恐怕并没有做到，我不够宽容是因为我在心底已经顽固地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宽容，也不值得宽容。于是我失去了所有。或者我还将因此失去刚刚认识不久的袁琳。其实我对于失去几乎已经麻木了。
袁琳曾经盯着我的眼睛轻声说：我离婚是因为我不想继续难为自己了。我什么也没说，于是她很失望地说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她。作为对她的安慰，我说，我也离婚了，是因为我实在配不上她。因为我自己都认为我是个混蛋。她想听下文，但我就此一直没有给她什么下文。也许现在可以对她说了。因为我已经揭开了自己的伤疤，尽管还只是剥去了一层硬痂，但离血淋淋的内核已经越来越近了。于是我在沉默中抽了一支烟后对她说，我后来的妻子就是林珊……
但在此时就去叙说和林珊之间的恩恩怨怨显然有点太早了。我想，按照适当的顺序来讲的话，应该先说一说我父亲的发家史。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暴发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