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在中国近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台湾著名音乐家许常惠在其《近代中国音乐史略》一书中指出，李叔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先接受西洋音乐的中国人，是以五线谱作曲的先驱者，在当时中国已是开天辟地的人物”。说他是“中国近代音乐之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1912年4月，同盟会会员叶楚伧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社址设于望平街，宗旨是向国人宣传中华民国的建国大业。李叔同与柳亚子、胡寄尘等一起应聘人社，参与编务。李叔同分工责编文艺副刊。
清末以来，沪上报纸盛行，为了吸引读者，许多报纸增设副刊。可是所刊文章，多属文人游戏之作，文章单调，内容枯燥，难以引人人胜。李叔同凭着自己得天独厚的文艺修养，借助自己在海外多年考察所得，不愿落此俗套，全力以赴，大胆探索，终于如愿以偿，将副刊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在报界独树一帜，为发展中国近代报刊事业作出了贡献！
创办《太平洋文艺》副刊。分设文艺批评、文艺消息、文艺百话、附录等栏旧。分刊文艺论述、诗词、散文、杂感、美术作品等等。每个栏目前，均有李叔同绘制的题花，实是一幅图案画；寥寥数笔，简洁醒目，高雅别致，颇有诗情画意，令人睹不胜睹。与此相配，副刊又分期连载了凡民的《西洋画法》。通过介绍木炭画、石膏写生、向国人提倡西洋近代绘画。凡此种种，均令当时其他报纸望尘莫及。
首倡图画进报，注重图文并茂。所刊图画，题材多样，手法不同，既有传统的中国写意画，也有简练的西洋速写漫画。兼收并蓄，各扬其长。在发表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时，李叔同约请著名画家陈师曾为小说作插图，署名“朽道人”，分期连载，深受读者欢迎。识者揶揄此举为“僧（苏曼殊）道（陈师曾）合作”、文图并茂，妙不胜言，一时传为美谈。于是《太平洋报》名声大振。图画之进报，小说中使用插图，均系李叔同此时首倡。
提倡书法。民国初建，百废待兴，传统书法，亟待倡导。李叔同首为《太平洋报》题写报额，古穆苍劲，带有汉魏六朝气息，与该报创刊号社论《太平洋之太平》发出之呼吁：四万万同胞作为太平洋之主人，理当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保卫“太平洋之太平”的历史使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时又在报纸刊登“李叔同书例”，承接社会各界书件，发表书法作品。凡此种种，无疑对民国初期的书法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
首倡广告画。当时上海各报广告皆另排专版，读者往往不屑一顾，致使广告大失效用。自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主持其事”，即首创新式广告画，一改各报广告旧貌：文字务必简要，排列务求疏朗，式样务求新奇。另附醒目之图案，刊于报纸显眼地位，隔数日即行更换，可谓新颖独创，独一无二，使读者既无法回避又乐于一看。另辟小说式广告、新闻式广告、电报式广告、杂志式广告。所刊广告，皆由李叔同设计绘图，名目繁多，别出心裁，画面不同，出奇致胜，在上海大受欢迎，被人誉为“精通欧美广告术大家”。
1912年7月，《太平洋报》终因负债而停办，创刊仅仅三个月。然而李叔同上述种种努力，却在中国近代报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君不信，请看今日之报章杂志有哪一家不采用题花、插图？又有哪一家文艺副刊不设众多的栏目？又有多少人知道，原来这一切均是在当年李叔同首倡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值得欣慰的是，当年李叔同在《太平洋报》首倡之新式广告画，已被方汉奇写入《中国近代报刊史》：“这家报纸（指《太平洋报》）由著名画家李叔同（弘一法师）担任广告设计，代客户进行美术加工。所刊广告有较高的艺术性，很可吸引读者，为其他报纸所不同。”发人深省的是，李叔同首倡的这门广告画艺术尽管业已载入史册，但至今仍后继乏人，尚待有志之士去继承去发展！
1912年8月，李叔同应经亨颐校长之邀，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任教，直至1918年夏出家，历时6年。这是李叔同致力培养中国新一代艺术师资的重要阶段。
在这之前，堂堂中国仅有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今师范大学）图工科培养图画师资，然其国画课仅授临摹，西画课也仅授临摹与静物写生，师资只能聘请外国传教士。音乐师资因无专门机构培养，多聘日本教席担任。因此，图画、音乐两课被人轻视，教员地位低下。李叔同自赴任之日起，便竭尽所能，以卓有成效的尝试与创造，对中国艺术教育作了可贵的探索。
首开室内写生课，分实物写生与人体写生。实物写生有利于练习目测，为学西洋画的入门课。校方自日本购回石膏模型作教具，陈列于图画教室。上课时，李叔同讲解要领，现场指导学生用木炭写生。人体写生，上课时，李叔同现场指导学生画人体模特儿。据现场所拍照片证实，李叔同于1914年在浙一师开设此课，这是中国近代美术教学中的创举。可以想见李叔同当时开设此课，需要多大勇气？需要克服多少困难？由此也否定了中国人体模特儿画始于上海美专之说。
首开野外写生课，分集体写生与个别写生。集体写生：学生乘坐校方预备的木船，去西湖速写湖光山色，李叔同现场指导。通过写生课，使学生既领略了大自然的美，又受到写生训练，且形式新颖，因而颇受学生欢迎。个别写生：由学生各自去野外择地进行。由于当时国内尚无写生先例，社会各界也无人知道何为写生，因此学生出外写生不时受到当局干涉。如李鸿梁去杭州运河写生，曾被警察误为私绘军事地图而去警察局接受传讯。又如李鸿梁去苏州写生，由于当时国内尚无铅管物，所携日本铅管油画颜料也被警察列为检查对象，非要全部挤出不可，双方各不相让，结果闹到站长室才算解说清楚。
首开西洋美术史课。李叔同自编讲义，每次上课，按照讲义要求，预选好有关画家的代表作，附条一一写明画家简历、作品风格特点，讲课时逐一取出供学生观摩，此课填补了中国近代美术教学空白。尤为可贵的是，他竟首开于中等师范图画手工科，而非专业美术院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西洋美术史讲义，学生深知其价值。李叔同出家后，门生吴梦非曾筹划出版，可惜被李叔同所阻，结果原稿遗失。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一个损失。
首开版画课，举办图画展览。为了向学生传授西洋版画技法，李曾发动学生自刻自印，自己装订，汇编成版画集一册。李叔同带头刻儿童像一幅入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版画集。为使社会各方尽快了解西洋绘画，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李叔同又带领学生举办图画展览，包括木炭、水彩、油画、粉笔画、钢笔画、图案用器画等等，李叔同也绘一人像参展。在此基础上，李叔同又发动学生组织漫画会，定期预选参展。1915年获悉旧金山当局举办万国博览会，李叔同即精选学生作品多幅，送交中国筹备机构预审。由于主审者西洋画一无所知，且又自甘菲薄，因此预审时竟然一幅也未通过。消息传来，同学们情绪低落甚至灰心丧气，李叔同当众劝慰大家：“不必气馁！过百年以后，我们的艺术自会有人了解。”
开设音乐课。应同学要求增设。先根据学生水准与要求，制订教学计划，再按此计划循序渐进授课。所授歌曲（包括独唱、合唱），多由本人根据中外曲调填词或自行创作。由于词曲贴切，歌词富有诗情画意，颇受学生欢迎。部分歌曲后被丰子恺编入《中文名歌五十首》公开出版，又被各地学校采作教材，成为近代最具影响的教学歌曲。少数歌曲，数十年历唱不衰，如《送别》一曲，就曾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两次选作插曲。
首设弹琴课。建议校方购买风琴若干架，置于琴房供学生练习。由李叔同编选教材。每次上课，十余学生编为一组，分组围观李叔同用钢琴范奏，讲解乐曲内容，说明指法要领。每天课余，检查学生弹琴或个别补课，如有不合要求者就说：“蛮好蛮好！明天请再弹一遍！”务求合格方予通过。
由于李叔同多才多艺，加上其认真教学，因而浙一师图画音乐课生机勃勃，学生都把母校看做艺术专门学校，课余埋首于琴房、画室，假日里结伴出外写生。弹琴作画蔚然成风。此情此景，感染了全校学生。甚至原来不爱好音乐的学生，也一清早起来练唱音阶，艺术教学面貌一新。李叔同没有就此却步，他又根据自身体会，因势利导要求学生加强道德修养。
一天，丰子恺来宿舍求教，发现李叔同在刘宗周《人谱》一书写有“身体力行”。李叔同即就斐行俭所云“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向丰反复强调“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道理。李叔同本人则时时处处以此严以律己，因此威信超群，受到中外教席的敬畏。一次，夏丐尊为学生宿舍失窃无法查证，上门求教，李叔同提议“可写一布告，限行窃者三天内自首；否则誓以一死以殉教育”，夏丐尊自愧不能照办作罢。又一次，几名学生向日本手工教席本田利实求索字幅，因笔墨不完备，被请去李叔同写字间磨墨挥毫。本田无可奈何答应，但要学生在楼梯口“放哨”，一旦李叔同回来要急速转告。学生询问何故？本田答：“李先生文艺、道德、文章，无人可与之相比！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所以在李先生面前不能随便！”字幅写好，有同学故意戏语：“李先生回来了！”本田果然急忙溜回自己房间，李叔同就是凭着自己出众的才艺和道德修养，博得全校师生的崇敬：“只要提起李叔同的名字，全校师生以至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夏嵛尊《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威信超群的又一原因是因才施教。丰子恺二年级始从李叔同学画，因为以往图画课均为临摹，故初学木炭画石膏模型写生，全班四十多人无从人手，仅丰子恺等少数学生能用木炭练习。特别是丰子恺，经多次练习，木炭画大有进步。李叔同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一次丰子恺来宿舍汇报完班上学习情况，李叔同高兴地说：“没想到你的图画进步得这样快！我在南京、杭州两地教课，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学生，你以后可以图画为终生职志。”正是李叔同因才施教，循循善诱，帮助丰子恺择定志愿，才使得他立志作画，永不变志。1914年5月，黄炎培率江苏省教育司一行专程到杭州浙一师考察，充分肯定了李叔同的教绩，称道该校图工“专修科的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其主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
李叔同在浙一师开创的艺术教学，人才辈出，后继有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他们发起组织新颖艺术社团“中华美育会”，创刊《美育》杂志，创办上海专科师范，编著音乐美术书籍，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与肖友梅在北京开展的普及音乐活动南北呼应，继承李叔同的事业，成为新一代开荒辟野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其佼佼者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李鸿梁等等，均为名列史册的近代著名艺术家。
篆刻起源于我国春秋时代，经过千百年来各派各家的继承创新，它已形成融书法与镂刻于一体的传统艺术。李叔同因受徐耀廷影响，少年时代就爱好篆刻。
徐耀廷原籍河北盐山，世居天津，比李叔同年长23岁。其兄徐子明为天津书画名家，擅长工笔花鸟，书法篆刻也很有造诣，兼有海派风味，在津门享有盛誉。徐耀廷自幼从兄读书，受其影响，爱好书画篆刻，及至李叔同家任管账，仍不弃此好，每有余暇。即奏刀自赏。李叔同通过一次次观摩，渐渐爱好篆刻。两人因此结下忘年之交。
李叔同17岁启刀。一次友人赠予鸡血石，李叔同便试刻起“饮虹楼”三字，独自琢磨不多时，终于顺利完工。自赏效果不差，于是又趁兴刻印数方，拓印寄交外出京口办事的徐耀廷。徐看完拓印，发现李叔同的篆刻才能，复信指出刀法成败，为免少走弯路，还提议李叔同从师学艺。李叔同接信不久，便向唐静岩学习篆刻。
唐静岩是客居天津的浙籍名士，诗词书画印无一不精。篆刻一艺，因有书法相助，刀法尤见功力，公认有秦汉风度，转折处颇有天发神谶意。有《颐养斋印谱》一卷行世。李叔同自得唐静岩指导，奏刀更勤，几达如痴如醉。如当时曾给在京口办事的徐耀廷写信说：
“弟好图章，刻下现存图章一百块左右。阁下在京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祈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支。如有好篆隶帖亦祈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千万别忘！”后又写信再次叮嘱：“弟托买图章并铁笔二事，千万别忘！”
李叔同从唐静岩学篆刻，坚持到南下上海结束，前后足足两年。在此期间，李叔同曾刻下大量印章，可惜作品未能全部保存。目前只能从无竟（龚望）先生珍藏的《李叔同先生印存》中以管见豹。内中所收129方印，既有天津书画名家，也有当地同辈名士，说明李叔同之篆刻已达一定水平，所刻各印已获津门书画界认可。这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来说，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同辈名士王吟笙曾赋诗记怀：“少即嗜金石，古篆虫书鱼，铁笔东汉字，寝馈于款识。唐有李阳冰，摹印树一帜；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坠。为我治一印，深情于此寄。”（《怀弘一法师》）
《印存》所收“桐荫寄馆”、“见笑”、“天真烂漫”诸印，属上乘之作。作者敢于大胆创造，别出心裁。字形刀法，不落俗套，布局注重虚实有变，笔划注重疏密有变，奏刀注重顿挫起落有变，因而尽管功力稚嫩，但对一个少年习作来说，能取得如此这般成绩，实属罕见，难怪李晋章侄谈到此事时说：“籍勉于金石之学，不足二十岁，即已深入，非凡人所能及。”
1898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南下上海，仍醉心于篆刻一艺。除奏刀治印之外，还想方设法筹备出版“印谱”，并就此事与徐耀廷写信商议。谓：“鉴印谱之事，工程繁杂，今年想又不能凑成矣！然至迟约在明春当定出书。至于盖印图章一书，尤须寄津求执事代办，缘沪地实无其人至其详细。俟斟酌妥善，当再奉闻。”这本“印谱”，也就是几经筹划，1900年终于在上海印行《李庐印谱》（因住城南革堂“李庐”得名）。李叔同在自叙中说明：本人篆刻一艺之宗法；印谱所收包括本人“所藏名刻”与本人“手作”二部分：
“盖规秦抚汉，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畜积，显见之于挥洒，与之于刻画，殊路同归，义固然也。不佞僻处海隅，味道懵学，结习所在，古欢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合编，颜日《李庐印谱》。太仓一粒，无裨学业，而苦心所注，不欲自埋，海内博雅，不弃孤陋，有以启之，所幸也。”
1914年，李叔同在杭州浙一师任教时，为了倡导篆刻，他又与人发起成立“乐百社”，被举社长，即带领校内师生共事篆刻。南社社友姚鸳雏闻讯，特撰《乐石社记》一文予以介绍，称该社是“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相与探讨观摩，穷极渊致，而以存古之作也”。推崇“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预言“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载下闻风兴起哉”！李子即李叔同是也。
文章发表，李叔同之篆刻造诣闻名杭州，有幸被近代金石大家吴昌硕所赏识，受邀人其主事之杭州西泠印社，通过定期观摩，相互交流，李叔同的篆刻也进入新的境界，受到印社同仁赞赏。1918年夏出家前，李叔同将历年作印与藏印赠与西泠印社，由该社修筑“印冢”封存立碑纪事：“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诸社中。同仁用昔人诗家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亦永云尔！”
李叔同出家后，因一心修道，奏刀更少，但也绝非如许多人所说“诸艺俱废”。如1922年5月闭关温州庆福寺，李叔同曾将本人私名治印五方赠予乐石社社友夏丐尊，向其首示雕技。五印皆为白文。私名为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李叔同在《赠夏丐尊刻题记》中说：
“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私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耶！”内弘裔一印，疏密得体刀法犀利工整，在方寸之内构成整体美，显示了作者书法、篆刻、布局三者合一的功力，颇受书印界推崇。
就是在三下南闽后，李叔同也未忘篆刻旧习，比如1938年云居福建漳州，李叔同曾与马冬涵写信介绍自己运用椎刀篆刻的心得，总结自己若干年来的篆刻经验：
“刀笔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刀刻朱文，终不负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朽人之刨论；未审有当否？”
近年西泠印社已从当年封存的“印冢”中发掘出李叔同存印90余方，闽南存印（包括藏印）公布于世者亦有40余方，但两处存印多为俗友门生所刻，本人所刻为数不多。内以1919年所刻“弘一人山一年”，是作者出家一年的“纪念之作”，又集中地代表了李叔同数十年问之篆刻造诣，最为珍贵，因此被书印界、佛教界珍视。尤为可喜的是，其中之“文涛长寿”、“弘一”、“佛造像”、“南无阿弥陀佛”四印，作为李叔同不同时代之代表作，已被西泠印社收入1986年出版的《西泠印社社员集》。由此可知，李叔同已进入中国近代篆刻大家之列！
书法是李叔同用心最久、致力最大、收获最丰、影响最大的一门艺术。越到后期，越臻完善，老尔弥笃，识者珍之。
李叔同幼承家学，日课楷书，从不间断，因而早在家塾即已写得一手楷书，及入天津辅仁书院改读新学，虽然年仅16，但由于文才出众而使其楷书也初露才华。每次作文，下笔洋洋，纸短文长，一发难收，遂于小字格内改书双行小楷交卷，故被师生誉谓“李双行”，今天津艺术博物馆所存李叔同若干书信，即写于这一年。由此可以证实，当时李叔同书法已有相当根基，楷书字迹，功力远胜同龄人！
1896年，李叔同投师唐静岩学习书法，历时二年，唐静岩是宦居天津的浙籍名士，曾任天津府司马，对诗词书画印无一不工，尤擅书法教学，在津门负有盛名。唐初学唐隶，后习秦汉，复以广涉各派书法才摆脱唐隶旧习。根据这一经验教训，他一反“篆一隶一草”的传统学书常规，参照清末以来碑学盛兴，练书北碑已成惯例，给李叔引同精心拟定“篆—隶—楷—草”的学书步骤，临摹各代碑帖，从《石鼓文》、《峄山石刻》、《天发神谶碑》以至魏碑造像，唐宋以来各大书家的墨迹，要求不厌其烦，反复临摹，务求写什么像什么，以此掌握各家书法之长，为日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创造条件。因得名师指点，方法得当，李叔同书艺大进。
为了感谢唐静岩传艺有方，为了传播宏扬其书艺，李叔同曾出示素册24帧，恭请唐静岩工写钟鼎篆隶八分等书自费石印装订出版，复用篆书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下书“当湖李成蹊署”，册后又钤一篆书印“叔同过眼”。从此题签可以表明，李叔同所学篆书已为唐静岩认可。
此书出版，李叔同的翰墨之交也由此而起。始用字幅结交同辈书画朋友，所书华伯铨扇面即是其中之一。一面以篆书唐诗一首，另一面则以陶睿宣魏碑书本人诗作一首。打这以后，李叔同日课书法，始终不辍。南下上海，曾为《中外日报》题书报额，曾被时贤誉为“豪华俊逸，不可一世”；在南洋公学就读时，为练书法，独居一室，四壁挂满字幅；在日本留学时，曾为春柳社公演《茶花女》书写戏报，受到欧阳予倩称道：“字也写得好！”归国后在天津工业学堂任教，曾应请为校长周啸麟书字幅《洪北江文》；在沪加入南社，曾应同人之请题签《南社社员通讯录》；转赴杭州任教期间，曾临写大量碑帖，被夏丐尊收藏于杭州小梅花屋。1930年1月，夏丐尊精选一帖，取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交上海开明书店石印出版。李叔同在自序中说：
“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
审视全书，可见李叔同20余年来的临摹功夫，点画精到，笔笔求工，皆能做到学什么像什么，可资代表李叔同出家前的书法造诣。但也不可否认，这些书作尚停留于模仿，缺乏独创。李叔同书法之“脱胎换骨”则是在出家以后，重又经历了一番磨炼。
如前所述，因知“耽乐书术”，“佛所深诫”，故李叔同1918年夏宣布出家，在杭州浙一师宿舍为同事姜丹书写完《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了结一年前承允之俗事，当场他把手笔一折两断，表示与书法绝缘。令人意外的是，同年秋，因受范古农居士之请，李叔同去嘉兴清严寺阅鉴藏经时，外界闻讯，慕名来求墨宝者络绎不绝。李叔同举棋不定，进退两难，遂与范一起商议。范古农劝说：“若用书法改书佛语，令人喜见，以种净因，此亦佛事。”李叔同听从此劝，即托执事代购大笔瓦砚长墨各一，选定佛语，先书一对赠寺，复书数幅与范古农等。李叔同以书法结缘，盖起于此。
由于长期书写北魏龙门派书体，加上经常书写字幅。因此，李叔同初书佛经，难尽人意。比如1923年始为普陀山印光法师写经，多次反复不合要求，及印光复信说明：“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至此，李叔同方有所悟，遂发大愿重行练习工楷书法。直到本人满意，再将书件寄交马一浮阅后认可：“无复六朝习气。”又寄印光审阅认可：“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方才正式写经。后于温州庆福寺所书《集录三种》，就是李叔同重练工楷后之墨迹。从中可见，李叔同的工楷书法已有明显变化。以此为契机，李叔同先后写下大量经书，包括影印出版的和未影印出版的，其中以《梵网经》和《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代表。前者写于1925年，近代书法大家吴昌硕阅完此经，曾题书二绝表示赞赏，推崇备至，谓：“昔闻乌枯称禅伯，今见智常真学人，光景俱忘文字在，浮堤残劫几成尘；四十二章三乘参，镌华石墨旧经龛，摩挲玉般珍珠字，犹有京风继智昙。”后者被李叔同自评为写经“最精工之作”。后因“目力大衰，无能为矣”！
正是经过工楷写经这一磨练，李叔同原有的书法特征：“运笔粗重硬朗，字体工整茂密”，逐渐消失，代之以近似孩儿体的那种书法，即摒除气质技巧，笔笔稚拙圆满，从而完成了书法艺术“脱胎换骨”的蜕变，自成一家。叶圣陶为此作了精当的评价：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总结李叔同的书法，正是经过真诚的反复摹仿，才始自成一家达到人们难以企及的境地（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
再参看本人自述，可知这一蜕变，原来获益于西洋图案画，即吸收外来文化之长，为我所用：
“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则可矣！”“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李叔同《致马冬涵信》）李叔同自成一家的书艺可以1929年在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所写之唐诗字幅“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为代表。其书法特点，叶圣陶先生作了透彻的分析：
“就全幅看，好比一幅温良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结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
李叔同出家后书作行世者，当以《华严集联三百》、《佛说阿弥陀经》、《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晚晴山房书简》、《弘一大师遗墨》为代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人们可以从“平淡、恬静、冲逸之致”的字体中，观赏李叔同佛体书法之妙。盖书者若干年来在晨钟暮鼓之中静心修禅而获得之功力——宛若不食人间烟火！
李叔同在皈依佛教、投身佛门前，经历了一个学道、崇道的阶段。虽然这一思想在少年李叔同身上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真正意义上的崇拜道教，是在辛亥革命以后。
李叔同是近代一天才艺术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的上野美术学校，专习绘画，旁及音乐，并与留日同学曾孝谷、吴我尊、谢抗白、李清痕、欧阳予倩、马绛士等人，共同创立春柳剧社，研究西洋戏剧，并进行实地演出。李扮演《黑奴吁天录》和《巴黎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由于他演艺超群，维妙维肖，在当时很有影响。一位日本戏剧学家松居松翁看了他的演出，交口称赞，说“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李叔同走向舞台，这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开端。当年李留下的照片，有扮演日本军官的，侧着头，留胡须一撮，神气很足；一西装半身照，少年英俊，都是他从事话剧生涯的真实写照。
1910年，李叔同毕业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应朋友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的邀请，担任该校图画教员。1912年春，李叔同到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画报副刊。这年三月，加入革命团体南社，与柳亚子、胡朴安等发起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
1913年5月，李叔同应经亨颐之邀，赴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在杭州执教期间，他曾以“浙江校友会”的名义，编写了一册由他亲自缮写后石印的《白阳》诞生号。这是一份综合的文艺刊物。他在上面发表了《近世欧洲文学的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介绍西方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还在该刊上发表了用五线谱印制的三声部合曲《春游》，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中最早一部运用西洋作曲方法写成的多声部音乐作品。同时开设了钢琴、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方美术史等课程，还开设了画室写生和野外写生课，并最早在中国使用人体模特进行教学。总而言之，李叔同作为近代一位艺术大师，为中国近代艺术的诞生作了筚路蓝缕之功。他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艺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在中国近代艺术传播史和艺术教育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凡是艺术家和才子，必定多情善感，风流倜傥，社会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对他们心灵的震憾是巨大的。辛亥革命后动荡而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一大批意气风发的青年消极颓废，经历了一个由兴奋到消沉的转变过程。李叔同就很典型。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十分欢欣鼓舞，写下了“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的豪言壮语，他满怀希望，想通过自己所衷情的艺术，改良社会，拯救心灵。所以，在这个时期，他编报刊，当教师，全身心地献身艺术教育，弘扬艺术，培育英才。但是，革命后所出现的军阀割据、南北混战、民众涂炭的严酷现实，使他由希望的峰巅跌到了幻灭的深渊，苦闷、孤独、忧郁的情绪笼罩了他整个的心灵，“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唱出了时代的深沉感伤。从前是亡国的威胁所带来的痛苦，但毕竟还有一种明确的目标，而如今则是没有目标，或者是目标模糊不清，是一种无路可走，迷茫、彷徨、徘徊和无所适从的苦闷，所以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新的人生依归和精神寄托。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立身处世哲学和为人准则，便成了李叔同的精神寄托和人生依归。随着当时社会的愈趋昏暗，李叔同的归隐心态也在逐渐放大。
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他开始由从前奔放热情，追求色彩斑斓、积极进取的生活情调向寻求内心宁静、恬淡、超尘拔俗的生活志趣转变。他的得意门生、现代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回忆弘一大师》一文中写道：“李先生自为人师表之后，刻意于本身之修养，在课余之暇，除绘画、作诗和替人写字之外，就细心读宋元人的理学和道家的书，”一味追求古代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这也反映在他的诗词中，如：
雕梁春在梦如烟，绿芜庭院罢歌弦。
乌衣门巷捐秋扇，树杪斜阳淡欲眠。
天涯芳草离亭晚，不如归去归故山。
故山、隐约苍漫漫，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
——《归燕》
唯空谷寂寂，有幽人抱贞独。时逍遥以倘佯，在山之麓。
抚磐石以为床，翳长林以为屋。眇万物而达观，可以养足。
唯清溪沉沉，有幽人怀灵芬。时逍遥以徜徉，在谁之滨。
扬素波以濯足，临清流以低吟。睇天宇之寥廓，可以养真。
——《幽居》
表现在思想深处，则是向往道家，视道家学说为自己的精神食粮，企图从中获得某种人生解脱，丰子恺回忆说：“李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放着道教的经书。……他自己关起门来研究道学。”为了学道，他曾去试验断食，“不食人间烟火”，以求灵化身心，并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梦偃卧摇篮似啼哭兮，似婴儿时”，“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之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号称“欣欣道人”，以道家信徒自居。这种怀旧情绪和退婴心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追求一种纯真、和谐及赤子之情，显现出一种复归传统，皈依自然的文化意想，成为他逃人佛家的重要桥梁和过渡。
1916年的冬天，37岁的李叔同，利用寒假到西湖定慧寺试验断食，历时三周，据他说十分顺利，不仅没有痛苦之感，而且自觉身心灵化，思路敏捷，颇有创作冲动。上面所说的改名李婴，就是在这时起的，表示扬弃旧我，开始新我之决心。在定慧寺“断食”期间，他还体验了寺院的宁静生活，又时闻寺庙长老说经，使他萌发入佛之念。这时写的《赠陈师曾荷花小幅》中，他公开宣布：“余将人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是自劭也。”其诗云：“一花一叶，孤芳自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说明他已在人生道路上做出了又一个重大抉择，即由审美和艺术的领域转向宗教道德领域，实现自身的内在超越。
第二年春节过后，李叔同便正式拜了悟和尚为师，自称“婴居士息翁”，成为在家弟子。从此常常到寺庙中听经问法，暑假便索性住在寺庙，过起了半俗半僧的生活。又在著名居士马一浮处借阅长水大师的《起信论笔削记》、《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花传戒正范》等经书。这年9月，他呈法轮长老一联：“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充分反映了他终日游目释典、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从名居士到出家僧，仅有一步之遥了。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做了长期的理智思考后，最后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从在家居士而变为出家和尚。对于李叔同出家的前前后后，他的学生、现代著名作家夏丐尊先生有一个生动而清晰的说明。他说：“转瞬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归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阳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愿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归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归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来。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
李叔同自己也多次谈到他出家的动机，归结起来，有这么两点：一是家庭的影响和童年生活的阴影；二是出于以宗教来救世的愿望。关于第一点，李叔同说：“年七八岁，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之，以为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虎跑。全仗宿因。”这里所说的“宿因”。实际上就是指童年的生活和遭遇。关于第二点，李叔同在给其侄女李麟玉的信中说到：“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可做一结束。戊午年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并表示他“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
1918年9月，李叔同结束了他39年的世俗生活，在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当了和尚，正式开始了他的僧徒生涯。关于他的寺庙生活，李自己有一段叙述，他说：“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等，综计余暇，每日不足一小时，出家人生死事大，未敢放逸安居也。”他以一个佛教徒的虔诚信仰，接受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规范，在宗教的氛围中，陶冶自己的情操。1925年，因为杭州故旧太多，应酬过繁，于是决定做行脚僧，云游天下，随缘而居。一生先后到过杭州吴山常寂光寺、福建泉州开元寺、厦门南普陀寺、山东青岛湛山寺等地讲学，研讨佛经。1942年9月，在泉州开元寺圆寂。弥留之际，书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大字，表现出悲悯众生，对自己追求的事业有所成就而又有遗憾的复杂心情。
律宗大师。李叔同出家后，主要精力是放在了复兴和弘扬传统律宗上。所谓律宗，全称“南山律宗”，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佛教宗派。因创立者唐僧道宣住终南山，故名“南山律宗”，或称“南山宗”。后来随着这一宗派的兴盛，人们往往简称为“律宗”。相传它是根据释迦牟尼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定的各种戒律发展而来的。包括关于受戒、说戒、安居以及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如规定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八十四戒等等。宗旨是说教众生“自利利他”，共成佛道。这一宗派在唐代极为兴盛，后来逐渐衰微。
李叔同利用云游天下的方便，大量搜集律宗典籍，除散落在国内的外，他还利用他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在日本找回了许多古版律书。之后，便组织人力对这些典籍做系统的整理和研究。1933年，他发起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尊胜院成立南山律学院，组织学者十余人，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开讲《随机羯磨》、《含注戒本》、《律学要略》等，训示学人要“惜福、劳作、持戒、自尊”。他还为律学院撰写了一幅长联：
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
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
表现了他肩荷南山道统，复兴律宗，以出世法振兴民气的精神。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律宗的著作，仅仅李叔同一人的，就有二十多部。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五戒相经笺要》、《佛学丛刊》、《律学要略》、《安海法音集》、《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含注戒本随机别录》、《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南山律苑杂录》、《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南山律宗传承史》、《南山律宗书目提要》、《南山律苑文集》、《晚晴老人讲演集》等，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
律宗学说主要是戒体论，就《行事钞》而言，诸戒皆有劫法、戒体、戒行和戒相四科。戒法就是戒律，戒体是自心法体，戒行是如法行为，戒相则是戒行坚固者外在的规范相状。李叔同则把戒分为法、律、行、相四条，戒法则是立戒的根本法，实指戒体。这不过是为了突出“自知身心，怀佩而法”的法戒体而言。他所倡导的“惜福、劳作、持戒、自尊”，就是对这四种戒法的具体说明。
“悲智双修”也是李叔同律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他说：“有悲无智，是日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而智慧的基础便是戒和定。因此，他首先要求持戒、禅定，才能“断诸分别。舍诸执着”，才能净化自我。他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在自觉、自度的基础上，才能觉人、度他，这就是所谓的菩萨行，是为他那改造国民性。提高众生文化素质的宗旨服务的。人世精神。我们知道，李叔同的出家为僧，献身佛教事业，既有其消极遁世、去世避愁的一面，也有“意在导俗”，用佛教的自尊自强、物我两忘、悲天悯人、勇猛精进的精神，来挽救国民“已死之心”，改造国民性的一面。他一再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开示众生，自利利他，现世即为乐土，以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学佛，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他说：“至发心以后，处众独处皆无不可”，因为“虽形影相吊，非绝物也；其毕事无闻，非尚隐也”。他称赞胡寄尘编的《四上人诗钞》“导俗砭世，意至善也”，都表现了佛法就在世间的人世精神。
李叔同身为僧众，心系人世。1927年，北伐成功，传说要毁寺逐僧。李叔同出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毅然出关，鼎力护持三宝。亲自撰写《致浙江省当局蔡元培先生等》一文，力主保护传统寺庙，并积极推荐“富于新思想，久负改革之宏愿”的太虚、弘伞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建议对僧制进行改革。同时指出，“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要“尽力提倡”；对于不利于社会的一面宜做妥善处理。其后以太虚为首的佛教界，提出“农禅并重”等改革方针，不能不说是李叔同的倡导之功。1937年，当民族危机加深，国难日益严重时，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称自己住处为“殉教堂”，表明了“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爱国心曲，不愧为一代高僧。
身体力行。作为一代律宗大师，不仅在于他对佛经的高深造诣，而且也在于他对戒律的信守。马一浮《挽弘一律师》：“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说明李叔同是身体力行、学行兼顾、言行一致的。他十分珍惜时间，整天忙于阅读、讲律、著书、礼诵；生活极为朴素，穿不讲究，吃不挑拣，经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行脚僧生活。真正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由布施而来的钱，除用于出版经书外，绝不动用。丁福保曾寄钱给他，他坚持“佛制不可含蓄”，原数寄回。凡是寺院中公物，即使是一副碗筷，一个桃子，也决不私自占有。
黄季刚，湖北蕲春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字季刚，又字季平，号量守居士。父亲黄云鹄，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为人执法严正，不畏强权，被人称为“黄青天”。后因平反冤假错案，得罪权贵，被迫辞职。晚年著书立说，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
黄侃生长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士大夫家庭，加上他天分很高，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少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才华。15岁考中秀才，17岁考入湖北文华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为同学。在游时的旖旎风光，今则垂垂老矣，感念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浮想连翩，写下了一组诗：
萋萋千里物华新，湘川人日不逢人。
园中柳枝已能绿，汀洲草色暗生尘。
立春人日芳花节，此日行吟正愁绝。
倚栏垂泪看初春，临风低头看新月。
初春新月几回新，几回新月照新人。
若言人世年年老，何故天边岁岁春？
寻常人日人常在，祗怜明月无期待。
故人看月恒自新，故月看人人事改。
也知盈缺本无情，无奈春来春恨生。
远思随波易千里，罗帷对影最孤明。
故人新月共徘徊，湘水浮春尽日来。
黄鹤楼前汉阳树，湘春城角定王台。
休言月下新人艳，明年对月容光减。
鸾镜长开亦厌人，燕脂色重难胜脸。
庭中桃树背春愁，春来月落梦悠悠。
惟见迎春卷珠幔，谁知避月下江楼。
楼前斜月到天边，楼上春寒非昔年。
远水余光仍似雪，空山夜碧忽如烟。
如烟似雪光难取，明月有情应有语。
从来照尽古今人，可怜愁思无今古。
这组诗形式模仿《春江花月夜》而有变化，似断似续，可分可合；内容上承袭《春江花月夜》而有所扩展，低徊婉转，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尽管模仿的痕迹很重，但读来依然觉得流畅自然。
王闿运不仅在诗文上，而且在行为上刻意模仿古人，既恃才傲物，又耿介洒脱，高兴时便想纵横天下，风云际会；失意时则出世遁世，归隐山林。徐一士说他“自负才犹迈伦，不甘徒为文人”。应该说是平情之论。的确，王精通帝王之学，素怀经世大志，周游全国，交结权贵，想以此大展鸿图，兼济天下。却生不逢时，到处碰壁，很不得志，“纵横计不就”。虽然一意学问，专心讲学，但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帝王之学，以80高龄，依然北上，在袁世凯麾下逢场作戏，过把官瘾就死。为人一生，落宕不羁，放言高论，风流乖戾，游戏人生，实际上是一种放纵，一种失意后的感情宣泄，一种对于当时社会无力抗争的反叛。五四运动的一员干将，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对王闽运和章太炎两个近代奇人，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剖析。他说：“章太炎、王湘潭，皆一代之怪人也。太炎国学既深，又富于世界知识；在日本时，读其高等师范讲义，悉能理解，高等师范生与之谈，恒为所窘。常评严几道之知识深，梁任公之知识宽，则自负可知矣。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近。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卿，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近则影响政治，易惹波澜，激切人心；引起赞成与反对，其力甚伟，而常不免贾祸。盖王怪属于旧，章怪属于新，要皆有以自成其学而独立；与夫近来口谈名教，依草附木，毫无新旧学之可言者，诚有凤凰鸡鹜之别矣。”古怪而耿直，激进而固执，可以说是近代所有怪杰的共同特点，章太炎如此，王闿运也不例外。仗义疏财节气高。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自号冷红生，福州府闽县（今福州市）人。祖籍金陵，迁到福州以后，世代务农，直到他祖父一代，才开始到城里做事。父亲林国铨，字云溪，用在闽北办理盐务积攒的钱，在玉尺山麓买了一套房子，全家人才得安居。不久，他的父亲租赁两条船到建宁运盐，不幸盐船中途触礁沉没，父亲只得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赔偿官盐。从此家道中衰，父亲一筹莫展，被迫离家去台湾谋生，结果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流落海外。家中仅靠母亲和姐姐做针线活度日。林纾5岁以后，家中经常揭不开锅。林纾曾一度寄食于外祖母家。荔枝成熟季节，外祖母用典当布衫换来的钱给林纾买荔枝吃，慈祥的外祖母谆谆告诫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元大志。”这句话在林纾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立下了远大志向。
屋漏偏遇连阴雨。当地一个名叫陈莲峰的举人，横行乡里，强行以低价购买林家在玉尺山麓的房屋。林家无权无势，在林纾9岁那年，全家被迫迁到福州城南的横山老屋。在这儿，林纾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这时的林家，生活境况更加凄苦。一天，林纾从学校回来，母亲拿出四个铜钱买来汤饼让他吃了去上学，瞒着他家里不曾做饭。他的小弟弟在地上转来转去，指着不断冒气的锅问祖母：“是粥吗？我饿！”其实锅里只有开水，祖母辛酸地流下了眼泪。直到两年以后，父亲在台湾谋到差事，每月寄回30元钱，全家人才得以勉强维持温饱。
林纾从11岁开始，跟随当地名士薛则柯学习古文和诗。薛先生“长髯玉立，能颠倒诵七经”，但是人很古板，性情耿直，一生落魄潦倒。他鄙弃八股，对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歌极为推崇，认为学好这些诗文，可以使人胸怀开阔，眼光远大，所以让林纾每天反复朗读。薛先生十分贫穷，到夏季常常是无米下锅。有一次，林纾找出父亲的一只袜子，偷偷装满了米，带去送给先生。先生见此大怒，斥责他说：“林纾，你已经11岁了，竟还敢偷东西！”林纾哭着说：“先生从早晨起就教学生古文和诗，到中午了还没有吃饭，学生我食不能咽呀！”薛先生听了，神情黯然，久久没有说话。薛先生家是福州的望族大户，他同辈中有三人中过进士，但他始终不为富贵显赫所动。薛先生这种清贫自律的操守和品格，对林纾特立独行、倔强固执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林纾自幼酷爱读书，好学不倦。有一次，他从家中箱子里翻到叔父所藏的《毛诗》、《尚书》、《左传》和《史记》，便立刻被迷住了，简直是爱不释手。尤其酷爱《史记》，太史公那气势磅礴的文笔，悲壮呜咽、慷慨淋漓的豪情，深深地感染了他。他用母亲给他买糕点的零用钱，在旧书摊上买下了残破的《史记》和《汉书》，一直视为珍宝，百读不厌。
18岁那年，林纾尊母命与同乡女子琼姿结婚，夫妻相敬如宾，相依为命，度过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岁月。19岁时，他的祖父、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清灯照壁，满目凄凉。林纾连遭不幸，悲痛交加，得了肺病，从19岁到28岁时常咯血。贫病缠身，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继续发愤读书。在这期间，他又从石颠山人陈文台学习绘画。石颠山人疏髯古貌，能诗工书，擅长画松石兰竹和羽毛花卉。林纾得山人翎毛用笔之法，变化以入山水，山人十分惊异他的颖悟，对他后来成为一代丹青妙手奠定了基础。
林纾虽然终生没有做官，但却极为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曾多次上书朝廷，谈论政治，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他说：“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我海军开炮，福州水师兵败马江，被击沉军舰十余艘，死伤官兵七百余人。林纾听到这个消息，悲愤异常，与好友林松祁相抱而哭。清廷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到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周长庚等人，毫无怯色，目光如炬，冲人钦差随从行列，在左宗棠马前拦道递状，使在场者无不为之咋舌。林、周二人发誓：“不胜，则赴诏狱死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定时，林纾正好在北京，他当即与陈衍、高凤歧等上书清廷，抗议日军侵占我国辽东半岛及台、澎等地。1898年，林纾又北上北京，与高凤歧、伯弗等到御史台上书，强烈抗议德国帝国主义强占我胶州湾，并提出筹饷、练兵、外交、内治等救亡策略，真正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戊戌维新开始后，林纾与福建的维新志士，常常聚会马江船政局，指陈时政，倡言变法。据高梦旦回忆，当时他们“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俄倾辄就”。在这个基础上，林纾模仿唐代诗人白居易讽谕诗体，以训蒙歌诀的形式，写成新乐府32首，皆感愤时事之作，后以《闽中新乐府》为名出版。这部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大胆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语言明白晓畅、生动泼辣。大声疾呼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抨击八股，主张学习西方以开启民智；揭露晚清官场吏治的腐败；针砭社会弊端；鼓吹变法维新，反对拘泥守旧。完全是一个新派人物。无怪乎郑振铎先生说：“在康有为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了。”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辛亥革命爆发，改良主义运动宣告失败，林纾的思想开始发生质变。他曾说：“是年九月，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余心。”进入民国以后，他对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大旗，倡导白话文运动，林纾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嬉笑怒骂，无所不及。清朝灭亡后，林纾决意以遗老自居。1913年4月12日，他第一次前往易县梁各庄拜谒光绪陵墓。这时传统的清明节刚过不久，林纾前来显然带有祭扫的性质。他在《癸丑上已后三日谒崇陵》诗中写道：“孤臣痛哭拜墀下，农春触眼如秋凉。”其悲伤酸楚的情态，溢于笔端！
1913年11月16日，光绪陵墓正式竣工，林纾第二天就前往拜谒。当时，正逢寒冬季节，大雪纷飞，千里苍茫，空旷的原野上阒无行人，只见脱尽残叶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林纾指冻欲僵，竟无知觉。临近崇陵时，他望见“红墙浓桧杂立于万木之中”，一种悲抑之情油然而生，及至陵前，“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几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们也愕然为之动容。归来后，林纾特地绘制了一幅谒陵图，“然每一临池，辄唏嘘不自已”。他将谒陵图交付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爱恋故主之情有如此者！”
林纾胸中的“爱恋故主之情”始终如一，至老不衰。从1913年起到1922年止，他前前后后拜谒光绪陵墓共达十一次之多，直到病卧不起，才结束此“爱好”。对逊帝溥仪，则执臣子礼甚恭。1922年溥仪结婚，他特绘四镜屏呈进，以表忠心。溥仪投桃报李，亲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纾，林纾感激涕零，特作《御书记》以纪其事。文中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誓以清举人而终其身。林纾不晓时变，死抱着大清，固守着旧传统，于1924年死于北京，终年73岁。从而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林纾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共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希腊等国180余种小说，计1200万字。其中属于世界名著的就有40多种，数量相当惊人。他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如莎士比亚、斯各特、菲尔丁、狄更斯、塞万提斯、大小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斯托夫人、笛福、斯威福特等。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
林纾翻译小说，完全出于偶然，成功也在他预料之外。在马江船政局期间，林纾除与魏瀚、高氏兄弟过从甚密外，还有一位晓斋主人，名叫王寿昌，字子仁，毕业于福建马尾船政前学堂，被选派留学法国。他和高而谦是同学，1897年从巴黎回国，在船政前学堂任法文教习。子仁精通法文，能诗善词，是个风度翩翩的才子。这时，林纾中年丧妻，郁郁寡欢，他的朋友们经常找他聊天，借此慰藉他那颗寂寞的心。一天，几个朋友聚会，王对林纾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魏瀚也谈到法国小说极好，大小仲马的小说尤称上品。当时在座的几位留法的，都连声附合，赞不绝口。林纾就请他们讲讲，子仁就讲了《茶花女》的故事。林纾是个文学素养极好的人，虽有地域、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差异和隔阂，他却能立刻领略到原作的艺术魅力，情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时喜时悲。魏瀚看他听得入神，笑着问道：“烦老兄的大手笔译出，如何？”林纾摇摇头说：“没写过小说，不行。”朋友们都怂恿说，只有畏庐的妙笔才配得上小仲马的佳作！林纾一时高兴，半开玩笑说：“那须请我到石鼓山一游方可。”魏瀚当即慨然允诺说：“那就一言为定！”
石鼓山是福州第一名山。层峦叠翠，花团锦簇，涌泉寺、白云洞等名胜美景林立，俯瞰闽江，令人心旷神怡。峰顶有一巨石，形圆如鼓，因而得名。山头经常被白云缭绕，如果在晴天登高望远，西望郡城，远近村落如星罗棋布；东眺大海，一片微茫，远处几个岛屿，像海市蜃楼，隐显于烟波浩淼之中，峰前有“天风海涛”石刻，宛似石鼓山的门匾。这一天，刚人初夏，风和日丽，天空如洗。魏瀚作东，邀请林纾、子仁等人荡舟前往。林纾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就在去石鼓山旅游的画船上，林纾开始了他的第一部译著。晨曦江上，放舟中流。窗外，十里烟花，岚翠欲滴，影沉空碧，白帆如织。子仁拿着法文原来的《茶花女》，坐在一旁从容口述，林纾铺纸在几，下笔如飞，风落霓转，不加润色，挥洒而就，立成一章。他自己曾经用“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八个字来形容这种情景，文思之敏捷，运笔之神速，引人喝彩，令人赞叹。这就是林纾的成名之作——第一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巴黎茶花女遗事》，现译《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成名之作。小说以委婉曲折的笔调描述了法国巴黎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小说的女主人公叫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戈蒂埃），因酷爱茶花，人称茶花女。她本是巴黎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少王公贵族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她却从未对他们产生过爱情。后来，一位名叫亚猛（今译阿尔芒）的纯真善良的青年爱上了她，茶花女对亚猛也一往情深。于是，茶花女决心摆脱世俗的妓女生活，与亚猛隐居乡间，享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可是，亚猛的父亲——位商人却粗暴地干涉了他们的爱情。他责备茶花女败坏了他家的荣誉，断送了亚猛的前程，并逼迫茶花女断绝与亚猛的来往。茶花女悲痛至极，但为了心上人的前程，她怀着满腔忧伤违心地做了一位男爵的情妇，并默默地忍受着亚猛的责骂。后来茶花女卧病不起，但病中仍日夜思念亚猛，希望能够见上一面。等到亚猛了解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匆忙赶到茶花女的病床前时，茶花女才叙述了事情的原委，倾诉了自己的衷肠，随即，她恬静地死在亚猛的怀抱里。为此，亚猛的心灵上负着沉重的创伤，他为茶花女迁葬，时常自我倾诉着无尽的悔恨和永难愈合的感情上的创伤！
应该说，小仲马笔下的这部爱情悲剧本来就十分凄恻哀婉，悲怆动人，而林纾又适处在哀悼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林纾是一个情感丰富而细腻的人，对亡妻的思念使他愈加同情马克格尼尔的遭遇，对马克格尼尔的同情又更加剧了他对亡妻的怀念。因此情随文至，文以情生，每每译到悲伤哀挚处，林纾常常情不自禁地流下同情而悲伤的热泪。他曾自述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即茶花女）竞……。”胡孟玺在《林琴南事略》中回忆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此书时，“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于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魏（瀚）日后常以为谈资。”很显然，他深为马克格尼尔的纯洁真挚、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在译作中倾注了全部激情，并引以为平生得意之作。
因为当时小说的地位十分低下，是引车卖浆之流所消遣的东西，是士大夫们所不屑为也没有人去做的事，没有人敢公然以小说家自命。所以，书译成刻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署上真名，林纾署冷红生，子仁署晓斋主人。可以说，在当时他们是作了一次大胆冒险的尝试。
小说问世以后，立刻轰动全国，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陈衍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这种轰动效应，是林纾始料不及的。“书成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意外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竞有如此高的文学天才。这时，他已经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半世蹉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用他纯熟流畅的古文文笔把外国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生动地再现到国人面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从此，他开始了辉煌的文学翻译生涯。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使中国人的耳目为之一新，它适应了当时学习西方，开发民智的时代潮流，打破了闭关自守的重重迷雾，使人们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学的瑰宝。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很可怜，尤其是小说，神怪佛仙、才子佳人等货色充斥市场，陈词滥调，雷同结局，令人厌倦。人们看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就像在茫茫荒漠中饮到一口甘冽的清泉，其情节之感人肺腑，译笔之清丽缠绵，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它赢得了当时许多文人学士的高度评价：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
“天生骨相是钟情，死后方知我负卿。”（高旭）
“珠沉沧海玉成烟，传赞无双意惘然。”（黎俊民）
“至今青冢埋香骨，一片山茶湿冷红。”（吴东园）
晚清时期，翻译外国小说的，并非只有林纾一家，但是获得如此成功的，却只有林纾一人，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才情俱佳的作家，具有很强的再创造再加工的功底和能力。
林纾是“以译为文”，他常常不自觉地融化进原作者的创作意境之中，随之俯仰悲欢。碰见原作中的弱笔或败笔，他就情不自禁地去给原作润色或改写。因此，林译小说“有如己出”，有林纾自己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林纾对原作中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在这种地方，他更是潜心创作，匠心独具，因此更为精彩。例如狄更斯的《滑稽外史》第十七章，写时装店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到顾客说她是“老妪”，气得发疯，回到缝纫室，把满腔妒火全发泄到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日：‘嗟呼！吾来十五年，楼中成谓我如名花之鲜妍’一歌时，顿其左足，日：‘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日：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没令我肝肠颤！”
上面是林纾的翻译，再看原书的专业翻译：
“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后嘤然以泣，为状至辛楚动人。疾呼日：‘十五年来，吾为此楼上下增光非少。邀天之佑’——言及此，力顿其左足，复顿其右足，顿且言日：吾未尝一日遭辱。胡意今日为此婢女所卖！其用心诡鄙极矣！其行事实玷吾侪，知礼义者无毋耻之。吾憎之贱之，然而吾心伤矣！吾心滋伤矣！”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那殴“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加工改造的结果。他觉得狄更斯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需要再渲染一下，于是他不惜借助自己的“谐谑”，为狄更斯的幽默添油加醋，以增加人物和情景的可笑。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林纾的这些补充和润色是“讹”，即不真实的。但是，恰恰是这些“讹”，使林译小说生动引人，没有被完全淘汰；而那些忠实于原文的古文译作，随着时代的变化，已经几乎被彻底淘汰了。林译小说至今还有重版重读的价值，就在于林译小说具有再加工的效果。
林译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学者钱钟书回忆自己幼年时代最初接触到的西方文学作品，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样迷人。”钱钟书又说：“林译除狄更斯、欧文以外，前期的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它们的特色。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本，不乐意读哈德葛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蠢板滞，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把古代英语与现代英语杂拌在一起。……林纾的译笔虽说不上工致，但大体上比哈葛德的轻快明爽。”“五四”时的一些主要作家大多数都受过林译小说的影响，鲁迅、郭沫若早年都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它的影响。
林纾为人刚强善怒，锋芒外露。他自己曾说：“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与人交往常常使人很难堪，但真正了解他的朋友，对此不大在意。少年时代被人视为“福州三狂生”，老年时自称“长安卖画翁”。确实是一位很可爱的清介之士。
林纾是一个感情热烈、嫉恶如仇的人，极有个性锋芒，多怒，善骂人。陈宝琛说：“君少以任侠闻，事亲至孝，顾善骂人，人以为狂。”这种性格几乎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家里人都熟知他的这种性格。叔父在他很小时就说：“儿虽善读，顾燥烈不能容人，吾知汝不胜官也。”他的母亲后来也说：“吾子憨而尚气，及吾之身，不可令其狎近要人。”他一生始终和官场无缘，在年轻时就已积怒于权贵，林纾自己曾说：“余少刻苦自励，恪守仲氏贫而无谄之训，至于困馁不能自振，而言益肆，气益张，乃不知为贫贱之骄人也。”因此，他变成一个很狂傲的人，愤世嫉俗，我行我素，颇有几分侠气。他除了读书绘画，又擅长拳击，精通剑术，曾向乡里许多拳师请教武技。后来他在笔记、小说中写了形形色色拳师的轶闻琐事。如“能以飞镖于百步之外中人，无不死者。飞行绝迹，日可四百里，飘忽无常”的拳师庄豫；如“常年一布衣，经雪不起栗，盛暑不挥汗。人亦未见其洗衣，然衣甚净素”、“登山如飞猿”、神出鬼没的“水先生”等，都是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林好汉。有位善用“纵鹤”运气之法的名拳师方先生，很看重林纾，曾赠他一柄青霜长剑，林纾在上面刻上名字，一直留在身边。20多岁的林纾，带剑任侠，被酒吟歌，旁若无人。因此，狂悖之名大噪。
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狂放不羁的林纾，所交的朋友自然是意气、性格相投的人。他年轻时的一个好朋友丁和轩，就是一个放浪形骸、目空一切的才子，挥金如土，一贫如洗，常常食不饱腹，忍饥僵卧。林纾后来回忆起他初识丁君的情景时说：“破屋阴沉，饶虱与蚊。君方独酌，意态嶙峋。通名甫竞，抗声论文。……高吟杜诗，飘飘凌云。旁人议君，饥或涉旬。不务苦虑，得酒辄醺。余日达哉，足称吾友。”两人遂成为莫逆之交。林纾常常到他家里高谈阔论，指斥时俗。同时，两人又都喜好旅游，涉足于山水风光之间。方广岩、石鼓山这些福建的地方名胜，是他们常常光临之所在。方广岩峭拔千仞，鸟道盘旋，泉声淙淙，峭石林立，洞天深邃，水帘飞溅，行人从鸟道上仰望，一片苍翠蓊郁之中，微露朱瓦，钟磬之声传于云外。林、丁二人，置身于风光山水之中，飘飘欲仙，忘乎所以，以至夜行迷路，虎啸斗发于丛林荆棘之间。他们还曾九游石鼓，在涌泉寺，两个人拿出牛肉大吃起来，招惹得不安分的和尚垂涎三尺，连呼“善哉”，丁和轩笑得前仰后合。
林述庵是林纾的又一个莫逆之交，两人的认识很有点戏剧性。先是有个叫林庾园的人，因为和林纾讨论诗歌发生争吵，就将林纾狂妄傲慢的情形告诉了述庵，述庵听了很生气，想在大庭广众面前出出林纾的丑。可是不久，述庵读了林纾写的《陈节妇吟》，立刻倾心相许，并以一睹其人为快。他约林庾园给林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倾吐了仰慕之情，希望一见。林纾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很快同意。他们初次见面是在台江桥南水榭中，那里本是歌楼酒馆荟萃的繁华盛地，朱阑拂柳，烟波一碧，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惊喜若狂。当时林纾正处于百无聊赖之际，一旦得遇风尘知己，不禁放声大哭，久久跪在地上。片言相契，遂定为金石之交，于是每人取大壶各尽三大杯而干之，真是“酒逢知已千杯少”。当时水榭中的满堂座客见了他们如此举动，无不瞠目结舌。他们歌哭狂饮，直到凌晨四点，酒阑人散，月白夜静，江涛澎湃，述庵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他们长哭狂醉的事便传遍城里，纷纷扬扬，以为咄咄怪事，有些好事者又添油加醋，肆意丑化，活灵活现地把他们说成疯子，听者人人捧腹喷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他们三人还被人们称为“福州三狂生”，名噪乡里。真是“酒恶情怀辄骂座，世人白眼尽欲杀”。
林纾还是一个好义尚侠的人。与他交往的人，没有一个不怕他那种猛烈的责备的，但朋友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他肯定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不惜老命为之奔走营救的。他的“说到交友一途，即便拼命无惜”的自语，即是明证。陈石遗说：“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东亚病夫也说：“他每年著作所得稿费，平均有一万元以上，但终散发济助人急，及辅助贫寒子弟的学费。”
的确如此，林纾对待他的贫贱之交，一掷千金，生死不渝。好朋友王薇庵中年夭逝，其妻不堪忍受兄嫂的凌辱和虐待，要上吊自杀，林纾破门而人，夺下绳子，慨然说道：“薇兄纵死，有林纾在！”发誓独任托孤之重！他亲视亡友人殓后，将其遗孤元龙带回自己家中，又筹措四百金为本金，用利息供其母女生活。三年后，其女出嫁，林纾为她置办嫁妆。元龙在林纾家十二年，林纾待他情逾骨肉，亲自把他抚养成人，为他完婚，直到元龙中了举人，开始在文学界小有名气，林纾这才了却夙愿。林述庵死时，其子幼小，也是林纾把他拉扯成人。年轻时代落拓不羁的丁和轩，晚年贫病不堪。其时林纾已经远在北京京城，仍然每年寄钱寄药接济他，在丁生日那天写下了“梅花影里雪弥天，知尔江楼正醉眠”这样深情的诗句，丁和轩收到林纾的诗和钱时，果然正在江楼醉卧，读罢感慨万端，泣涕不已——“关塞枫林千里梦，高山流水故人心”。这是多么纯真而高尚的感情啊！
1920年5月，林纾南游雁荡山，途经沧州，见饥民700余人夹道而哭。林纾拿出一部分钱来叫人分散给饥民，并作诗一首，表露出自己有心救济天下穷苦百姓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心态。诗说：“探囊恨少金千铤，胜火何资水一杯。河朔雄藩方纵博，那能引作切身灾。”
晚年，林纾曾经回忆说：“我定居北京二十多年，有许多因贫穷不能回家的人，常常来向我借钱，开始只是一些老乡，后来湖南、湖北、四川凡认识我的人都来借，越来越多，几十年来，总计达一万元之多”，结果，“竭我棉薄，几蹶而不起”。同时，40年来，林纾还先后抚养了亲朋好友的子弟七八个人。本来，林纾凭借自己的稿费，应该是很宽余的，但因为周济过多，他的生活也很紧张。为了朋友，林纾始终慷慨大方，没有流露出半句怨言。其义骨侠肠，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林纾晚年，由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不满，所以整天闭户不出，浇花作画，清介自守，非常重视气节，坚贞不屈，从不依附，终生以教书、卖文、卖画为生，不涉仕途。他说：“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惩恶之言，余未尝著笔。”而且作画题诗以铭志：“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狂态傲骨依然如故，“张目毕怒骂，解颐事诙谐”，个性风貌始终不变。
林纾的朋友及学生中显贵很多，曾多次引荐他出来做官，都遭到他的拒绝。1901年，清政府诏开经济特科，命令各部大臣荐才赴试，礼部侍郎郭曾听极力推荐林纾，林纾却坚辞不就。1903年，邮传部尚书陈壁上书朝廷，举荐林纾为郎中，也同样遭到他的拒绝。
文人风流，一妻多妾，拈花惹草，挟妓冶游，自古已然。但是，多才多艺的林纾却是例外。他终生只娶一位夫人，夫人中年去世后，他没有再娶。尽管有不少女子钟情于他，但他始终洁身自好，严于律己，不愧为20世纪的真君子！
一位清代举人，一位巴黎名妓，心灵竟是如此相通，奇怪吗？诧异吗？《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冷红生”，不正是林纾感情世界的一种表露吗？
林纾自号“冷红生”，并写过一篇极其别致的个人自传——《冷红生传》，其中谈到了他的爱情观，很值得一读。
“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日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日，吾能状物态如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
红者，女貌也；冷者，外冷内热，非无情耳。“冷红”二字，活脱脱地刻划出了林纾性格上的“癖”，表现出他对女性心灵深处的矛盾心情。
他能将异国妓女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眼前肯定浮现过他所熟悉的歌妓的形象呵，他一定把对这些风尘女子的同情倾注到了他的笔下。
林纾全家迁出苍霞洲后，旧居被改建为“苍霞精舍”，即一所比较新式的中学堂，学生上午学习英文和数学，中午学习经学，下午阅读《资治通鉴》，晚上自习。林纾被聘请为该校的汉文总教习，讲授《史记》、《通鉴》，五天时间上一次课，其余时间便读书作画。
苍霞洲位于福州城南的闽江南岸，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日可揽山水胜景，夜可闻江水涛涛。夏夜，浓郁的茉莉花香飘溢四方，萤火提灯，月光照柳，笼罩着一层神秘、恬静和安闲。
人杰地灵，水美人美。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养育出许多水一样柔情山一样多姿的美女。可不幸的是，许多人在富庶的土地上依然贫脊，榕树的浓荫深处，江畔的渔船上，藏匿着不少的卖身女子。月明星稀，笙歌四起，如泣如诉，勾人魂魄。
林纾每教罢课，独宿苍霞学堂，夜深人寐，听缕缕笙歌，怎能不撩起内心世界的层层波澜。
夫人死后，林纾独身一人，洲上的美貌歌妓，仰慕他的文名学识，少不了暗地里频送秋波或明地里赤裸裸表露。林纾的态度是，或埋头低首，装作没看见；或挺胸而过，视而不见。年轻时，由于家庭贫穷，再加上自己其貌不扬，同时性格倔强，脾气暴躁。小时候看见异性，唯恐避之不及。对于自找上门的浪荡女子，更是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洁身自好，这样便得罪了不少女子。有位曾经向他大胆表露爱情的姑娘，结婚以后见了他，仍投来又恨又爱的目光。对此，林纾又何尝不怀几分遗憾！
咚，咚，咚……轻轻的而又自信的敲门声。
谁呢？林纾睁开睡意惺松的双眼。夜色是那样的宁静，莫非是错觉。
过了一会，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声，两声，来人很有耐心。
林纾下床走到门前，从门缝里向外看，究竟是谁深更半夜来找他。
看清楚了，不是朋友拜访，不是学生讨教。在洁白的月光下，清晰地勾出一幅天仙般的倩影。哦，原来是那位姓庄的歌妓。这时的她，比起白天见时更显得眉清目秀，婀娜多姿。林纾心想，这位女子，虽陷风尘，并不俗气，不仅风姿绰约，柔媚多情，而且音吐清晰，歌喉宛转，听她说话唱歌，犹如饮美酒一般。此外还会抚琴弄筝，技艺精妙高超，真一个多情多才、痴心不改的女子！
开门让她进来吗？林纾犹豫不决。3闽中夏夜，闷热难忍。茉莉花开放过了，空气中留下的淡淡余香，依然醉人。蛙唱虫鸣，生命在延续。在夜幕的遮掩下，一切欲望都会在瞬夕间进发。
摸到门关的手抖了一下，停住了，理智与冲动在林纾的心灵深处展开搏击。
“请你回去吧，不要再来找我。”
上床，抖动被单的声音。
良久，门里门外无声的叹息。
一阵沉默后，咯吱，咯吱，沉重的木屐声敲打在石板路上，像一支渐渐远去的幽怨的歌。
林纾高度紧张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几天之后，林纾应朋友相邀，到江边酒楼聚会。酒楼圆形的酒桌上坐满了食客。长衫马褂间夹杂着银环翠珠的光亮，欢声笑语中飘溢着红颜脂粉的芬芳。来客几乎都约来了相好的歌妓，陪坐、斟酒、唱歌、嬉戏，酒色本相随，佳色助酒兴，自古文人习尚如此。
林纾找了个僻静处，悄然坐下。
酒过半巡，一位妙龄丽人走到林纾面前斟酒，并以她那火辣辣而又不失温柔的目光直视着他。同时大胆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着林纾的肩头，柔声柔气地说：“先生怎不见我呢？”
“不知女子芳名？”林纾的身子下意识往后缩了一下，避开了那只温柔的玉手。
“我就是谢女呀。我家住江南桥旁，与您教书的地方不过两里地，随便散步就可到，您为何不肯光临寒舍呢？”
“从未谋面，女子怎么知道我？”
“我给先生写过信，还给您送过礼，先生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又冒出一个多情的风尘女子。
原来，林纾夜拒歌妓庄女之事，第二天就被另一位歌妓谢女知道了。谢女也一直心系林纾，得知庄女遭到拒绝，决定自己尝试一次。她颇有心计，又略通文墨，多次写信给林纾，试图凭其缠绵之语和优美文笔来打动这位古板而又让人敬慕的男人，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对此，她并不灰心。一天，得知林纾有事外出，她便提了一大堆食品、水果，趁没人时溜进学堂，放在林的教桌上。学生不知是怎么回事，见老师中午还没回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一口我一口，狼吞虎咽般将送来的东西瓜分光了。林纾自然被蒙在鼓里。
谢女回家等信，不见东西被退回来，自以为得计，心中暗暗高兴。林先生既然接受了我的东西，也就等于接受了我的情谊。这天，听说林纾到酒楼吃饭，便一不做二不休，直奔而来，一定要借敬酒之机面见林纾。
林纾尽管孤傲固执，但一想到谢女信中对自己表露的一片痴情，不想让她在大庭广众面前过于难堪。就推托说：“今天大家在此聚会，粗茶淡饭，怎敢邀你同席。改日我专门请你如何？”
谢女说：“先生你这就误解了。我今日不是为了吃饭而来，我家中文人所赠书画颇多，唯独没有先生你的墨迹，实为遗憾，特请先生为小女作画一幅，使蓬荜生辉，万分感谢。”
“等以后有空时再说吧。”林纾再一次搪塞。
“不，今天就请先生随小女到寒舍。”谢女频送秋波，并用她的小手拉住了林纾的一只衣袖。
林纾再也无法推辞，只好说：“今天还有要事，实难奉陪，只好先走一步，请女子原谅。”说完，便起身下楼，夺路而逃。
嘲笑、讥笑、苦笑，在酒楼里突然进发，都说林纾太不解人意，怪僻不近人情，是个固执而倔强的老学究。
见过大世面的谢女，第一次遭此难堪，处此窘境，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对于这件事，林纾自己是这样看的：
“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偏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
歌妓也是人，要爱就要像爱其他女性一样，忠贞不二，至死不渝，奉场作戏，玩弄异性都非真情。林纾是一个情感细腻而又敏锐的人，他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情之种。对真心爱他的谢女，他一直珍藏着一份真挚的情感和怜悯之心。
林纾把这种真情都倾注到他晚年的笔记小说中。在《秋悟生》、《穆东山》等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善良多情的美妓，而且许多都姓谢，而倾心相许的男主人公又都如林纾自己那样：近女色而不乱，处污泥而不染，又充满恻隐之心。而这正是林纾先生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美好心灵的自我写照。
总之，林纾是我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学的窗口，“林译小说”为中国小说界增添了光彩，传播了新的时代思潮，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对于以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有其阅读价值。林纾又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后的古文名家，桐城学派的最后传人，作品和理论都有建树；诗词、绘画、小说、传奇、笔记等等，都具有很高的造诣和特色。同时，以人品论，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嫉恶如仇，豪气侠骨，是一个极其清介的纯粹学者。他晚年思想落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他的个人悲剧。但是，暇不掩瑜，林纾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是任何人和任何时代也不能、也不可能抹杀的。最后，我们引用中国当代文学大师郭沫若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本文的结语：
“前几年我们在争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时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许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如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主义革命潮流的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刘师培才孤高性怪异
刘师培，出生于1884年，死于1919年。字申叔，又号左庵，江苏仪征人。曾祖父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寿曾，都以治《春秋左氏传》而闻名于清代道、咸、同、光四朝。父亲贵曾，也以经术知名于时。刘师培天资聪明，超过常人，加上受传统家学的熏陶和影响，很小就博览群书，12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19岁考中举人，20岁到京城参加会试，名落孙山。回家途中，经过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反清革命志士，从此投身于反清革命运动。为此，他改名光汉，取光复汉族之意。
1903年，沙俄侵略东北，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的罪行，以唤起国人注意，刘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04年，《俄事警闻》改组为《警钟日报》，刘任该报主笔，发表了不少耸动视听的言论，因此被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离开上海，暂居浙江平湖大侠熊嘉敖家避祸。同年冬天，加人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发起的光复会，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志》、《攘书》，以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志。
此时的刘师培，思想进步，言论激烈，不愧为20世纪初年的革命闯将。这一时期发表的《黄帝纪年论》和《论激烈的好处》，都是主张革命，反对专制，批判立宪的战斗檄文，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黄帝纪年论》中，刘对中国历史上经常用皇帝年号记年作了批评，并对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作了反驳，主张用黄帝纪年。他说：
“民族者，国民特力之性质也。凡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刘师培认为，运用黄帝纪年，至少有三个好处：“黄帝以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以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善一。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其善三。”文章最后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伟哉黄帝之功！美哉汉族之民！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书。”
1905年2月，刘师培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了《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特别着重于“辨夷夏主义”，把国粹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一个“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刊物。成员大多是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国学家，他们都“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在《国粹学报》上，刘师培先后发表了《国学发微》、《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近儒学术统系论》、《古学起源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中国哲学起源考》、《孔学真论》、《王学释疑》等文章，积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欧化”，鼓吹民族革命。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号枚叔，刘号申叔），成为年轻有为的国学大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夏天，刘师培利用时人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暑假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从中国几千年浩瀚的历史典籍中，系统搜集和整理出中国先哲与卢梭《民约论》近似的思想言论，写出了中国自己的民约全书——《中国民约精义》。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行介绍西方民主思想之实。全书摘录古代典籍二十三种，先圣哲人三十九人的言论，把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民主思想的片言只语，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加以解释，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与西方相似的政治思想。他在序中写道：“吾国学子，知有‘民约’二字者三年耳。大率据杨氏廷栋所译和本户梭《民约论》以为言。顾卢氏《民约论》于前世纪欧洲政界，为有力之著作，吾国得此乃仅仅于学界增一新名词，他者无有。而竺旧顽老，切以邪说目之。若以为吾国圣贤从未有倡斯义者。暑天多暇，因搜国籍，得前圣曩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在当时民主思想受到普遍抵制的守旧氛围中，刘以古人之口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总而言之，刘师培这一时期的论著，不论是谈论政治的，还是研究学术的，都运用了当时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所以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惊世之论，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而且是这一时代思潮的弄潮儿。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对当时正在开展的革命事业，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刘师培是中国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个系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刊物——《天义报》，就是刘师培和他的夫人何震在日本东京创办的。1907年2月中旬，刘师培由上海来到日本，立即加入同盟会，并积极为《民报》撰写文章。这时章太炎主编《民报》，刘和章的学术观点颇为相近，自1903年在上海相识后，双方都十分仰慕对方的才学。1904年刘写的《岁暮怀人》一诗，列蔡元培、吴保初、马君武、张继等9人，而以章太炎居首，感叹“枚叔说经王、戴伦，海滨绝学孤无邻。僵斋无灵晚村死，中原遍地多胡尘”。来到东京后，他受到章太炎的热烈欢迎。《民报》第十三号首篇文章就刊载了刘师培的《利害平等论》，署名“韦裔”。《民报》第十四、十五号，又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他的《清儒得失沦》、《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悲佃篇》等。其中的《悲佃篇》，是《民报》上论述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代表陛著作，文章鼓吹“农人革命”，指出：“夫陈涉起于佣耕，刘秀兴于陇亩，邓茂七亦起自佃民，虽所成之业或成或堕，然足证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世有陈涉、刘秀、邓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计日而待矣。”看中了农民这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不说是刘师培的慧眼所在，比起同时代的革命志士，刘师培无疑略胜一筹。
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刘师培的思想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游离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醉心于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之中，其标志就是《天义报》的创办。
1907年2月，经张继介绍，刘师培结识了幸德秋水等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标榜以“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为宗旨。在这个刊物上，刘师培和他的夫人何震女士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鼓吹无政府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有：《废兵废财论》、《社会革命大风潮》、《人类均力说》、《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保满与排满》、《毁家论》、《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女子劳动问题》、《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女子解放问题》、《论新政为病民之根》等等。从而提出了大到毁灭国家、政府、军队，小到毁灭家庭、婚姻、财产的激烈主张。如在《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一文中说：“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都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清政府如此，西方民主政府亦然。“有政府者；其公理必不昌；则行公理者，其政府亦必消灭”。
在《毁家论》一文中强调，为了“拔本塞源”，必须彻底毁灭家庭。理由是：“家为万恶之首，自有家后而人各自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人类，乃得私于一人，自有家而后世界公共之婴孩，乃使女子一人肩其任。略举数端，而家之罪恶已如铁案之不可移易也。”刘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从文字学上考证出家从“穴”，乃“牢牛之居也，引申之而罪人拘系之所为牢”，“家字之义，尚含有以女子喻畜之微意矣”。刘指出：“试问女子甘受之乎？况今后世界大同，人人行踪自由，必不能如上古之世，老死不相往来，且人类平等，断无强女子守家之理，亦无用奴婢守家之理。则人生逆旅，无往非家。土地属之公有，无此疆彼界之分，是家之一词，实应消毁，无可疑也。矧既有家，则男子之纵欲者，必聚女子于牢笼，而强之为妾媵，供其淫欲，或取他人之子，攘为己嗣。今既毁家，则彼无所凭借矣。故自家破，而后人类之中，乃皆公民无私民，而后男子无所凭借以欺凌女子，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
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中，刘师培详细阐明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说：“吾人确信人类有三大权：一日平等权，二日独立权，三日自由权。平等者；权利义务无复差别之谓也；独立者，不役他人不倚他人之谓也；自由者，不受制于人不受役于人之谓也。此三权者，吾人均认为天赋。”刘师培指出，东西方民族同出一源，理应是相互平等的。怎样才能实现人类平等呢？刘认为只有实行无政府主义。他说：“故吾人所持之说，在于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颠覆一切统治之机关，破除一切阶级社会及分业社会，合全世界之民为一大群，以谋人类完全之幸福。”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纲领和行动方案：
甲、废灭国家，不设政府；
乙、破除国界、种界；
丙、不论男女，及若何之年，即服若何之工役，抵次而迁，实行人类均力之说，以齐人类之苦乐；
丁、实行男女上绝对之平等。
具体方法：
刊行书报一开通民智一宣播无政府主义
演说疾苦一运动人民一组合劳动团体罢工、抗税、革命颠覆政府
暗杀一诛民贼
依斯而行庶平等之目的可达，无政府之主义亦可达。所谓人类完全之幸福者，其在斯乎！这就是刘师培的救世妙方。
为了宣传和扩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07年8月，刘师培和张继等人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宣布宗旨为：“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慨社会主义之不昌，拟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又虑从学之不能普及也，拟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讲习会每周集会一次，由讲习会成员与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出席讲演。
关于“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具体活动情况，汪公权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文章说：“本年六月，刘君光汉、张君继因中国人民仅知民族主义，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乃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于日历八月三十一日开第一次大会于牛迳赤城元町清风亭，会员到者九十余人，遂于午后一时开会。”
会议由张继主持，刘师培首先演讲，说创立此会的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刘以其渊博的学识，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历数国家、政府、政党的危害和弊端，得出了“政府之罪，上通于天，诚万恶之原也”的论断。而且，刘师培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名日专制。实则放任；……名日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刘师培指出，革命并不是排满，而是最终颠覆政府，摧毁强权。如果仅仅讲反满，那就流于民族主义，而讲无政府，就是反对统治者之特权；如仅仅局限于民族革命，那就会重新培养一批新的权贵；而讲无政府，从事革命者都知道无利可图，革命目的明确，完全出于真诚；单纯讲民族革命，只是学生和会党等少数人的事情，难以唤起工农大众，如果讲无政府革命，则举国响应，万众欢呼。
接着发言的是张继，主题依然是阐述无政府主义是本会的宗旨。张发言后，日本人君演说。君演说的大意是，政府的存在，有利有弊。话音一落，刘师培就站起来反驳，他说：“以今日之人心，元一非崇拜强权，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使放任之政府变为干涉之政府。则君所谓法律、租税、官吏、警察、资本家之弊，无一不足以病民，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重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
刘师培的夫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晚清女强人何震的演说，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显示了中国妇女的初步觉醒。她说：“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盖无政府之目的，在于人类平等及人无特权。若男女平等，亦系人类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亦系抵抗特权之一端，并非二主义相背也。特无政府主义，不仅恃空言也，尤重实行。现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俄国无政府党，其进步分三时期：一为言论时代，二为运动时代，三为暗杀时代。今中国欲实行无政府，于以上三事，均宜同时并做。即使同志无多，亦可依个人意志而行，以实行暗杀。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最后，刘师培提议：以后每星期集会一次。讲习和演讲的内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无政府党历史；中国民生问题；社会学。同时欢迎各国民党参加并演说。“众皆赞成”。“时天色已薄暮，遂由张君继宣布散会。”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刘师培，虽然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分道扬镳，但仍然属于革命中的主义和主张的分歧，应该说还有其积极的一面。
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日本东京成了中国反清革命的大本营。其机关刊物《民报》被视为“革命党之旗”，被称作“敝国士民仰望如泰山北斗之巍巍者”。自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惊恐和不安，“必欲出死力抉而去之”。1907年9月4日，清政府外务部照会日本方面，称《民报》、《洞庭波》、《天义报》、《无政府主义》、《复报》、《新灭汉种策》、《大江》、做帜》、《鹃声》等几种报刊“倡导革命”、“煽惑人心”，要求日本政府“一体禁止出版”，统统予以取缔。日本政府首鼠两端，一方面答应清政府的请求，但又没有完全按照其意办理，一方面加强对反清革命报刊的检查和控制，两面讨好。
同时，清政府四处活动，对东京革命党人展开分化瓦解和拉拢收买工作。肃亲王善耆、练兵大臣铁良、两江总督端方等人，还“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其中端方最为活跃，他“授意败类学生多人从中作崇，或伺隙离间，或用金钱收买”。一脸书生气的刘师培，抵挡不住金钱与地位的诱惑，在姻弟汪公权、妻子何震的唆使下，终于投入端方的怀抱，成为辛亥革命中的可耻叛徒。
汪公权，又名云，何震的表弟。与刘师培、何震一道参加同盟会，共同御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曾经狂热鼓吹过元政府主义。私生活方面很不检点，十分放荡，平时住在刘师培家里，与何震“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他胡化乱用，“金钱不够挥霍，遂凿孔安胡子”。为了获得大笔钱财，他最先与端方搭上了线，作了端方的密探。接着，他又与何震一起，挟持和胁迫刘师培上了贼船，“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一代学人，就这样毁于一旦。
这时（1907年夏秋之际），同盟会本部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连机关刊物《民报》已不能按时印剧；而且，同盟会领导核心内部为孙中山离日和购买枪支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纷争和冲突，尤其是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激化。对此，章太炎内心十分苦闷和消极，曾一度萌发赴印为僧的念头。章后来解释说：“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讯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并决定与苏曼殊同行。可是因为路费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没有成行。
刘师培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为有机可乘，立即报告端方，并马上行动起来给章太炎设下圈套：由何震出面，让章太炎给张之洞写封信，请求资助，叫何的亲戚带回国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何震回国，经过一番活动后，写信给章太炎，谎称他的亲戚不敢把章的信送张之洞，但曾私下告诉端方，端方对章太炎颇为敬重和同情，愿意资助章5万～10万元以成全章太炎出家为僧之志，何震还表示，她本人要亲自到南京摸底；第三步，刘师培随后回国，一面告诉章交涉正在积极进行，一面又故意放出章太炎行将出家的空气，而且还把运动张之洞、端方的消息悄悄泄露出去，想借此造成一种压力，使章太炎在民报社和同盟会中感到难以久待下去；第四步，刘师培夫妇遵照端方的旨意，向章太炎提出了有条件的资助：一、到浙江普陀或福建鼓山等处出家，这样有利于控制；二、如果坚持去印度，可由驻印领事按月支付少量经费资助生活。
刘师培他们这样急于将章太炎推去披剃为僧，目的是很明显的，企图借此破坏《民报》与同盟会总部，以讨取端方的欢心，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但是，美梦难圆。尽管章太炎一介书生，始终没有明白他们的意图，但对他们提出的条件，统统予以拒绝，毫无商量余地。这样，刘等人收买章的阴谋流产。
收买不成，便进行诬陷。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则《炳麟启事》，内容是章太炎对其革命活动的忏悔。启事说：“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同时，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章太炎给清朝权贵的电报和信件，以此败坏章的声誉和人格。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刘师培、何震、汪公权等人于的，显然是对章不吃他们那一套而进行的报复行为。
也是在这之前不久，即1907年12月，刘师培秘密向两江总督端方上“弭乱之策十条”，对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表示忏悔和自责，并对如何破坏革命出谋划策。说他之所以参加革命，完全是被人“诱胁”的。他说：“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也。嗣蔡元培诸人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人会。……及前岁之冬，孙文居东京，创立同盟会，势力蔓延于腹地。时师培居芜湖，以事莅沪，蔡元培、黄兴又以人会相诱胁，并以皖省革命事相嘱。然师培居芜湖岁余，实未敢公为叛逆之举，惟党人密谋知之较审耳。”而且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标榜自己是率先觉悟者。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成希冀功成以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糊口。而内地之供其使命者，厥惟会匪。”所以他表示坚决反对革命。为了表现他的诚意，他详细而系统地把东京革命党的纲领、主张、骨干及其革命谋略和手段等等，都一一做了分析和预测。如对同盟会内部势力的分析，刘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党人，其在东京者，惟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稍有势力。张于内地羽党甚稀，惟居日本久，工于演说，以盛气凌人。今岁东京留学生之嚣张，以彼一人为主动。今拟诱之赴欧洲，盖彼既去东京，则留学生嚣张之气可以骤减。陶为浙人，运动会党，百折不挠，全浙会党，均为彼用。谷为晋人，所行略与陶近，势力遍于晋省，惟作事颇持重，欲未骤发。此二人所作事，师培均能深晰，若在东京，于断晋之举动，可了如指掌，必可破其阴谋。至于刘、宋二人，刘之势力在两湖会匪，宋之势力在东三省马贼，然近今均无大举动，如有举动，亦可暗侦。”纯粹一清朝探子！
在这封忏悔书中，刘师培还向端方建议，对付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只宜安抚，道德感化，除非党魁头目，不轻易抓人逮人。“今日对付革命党，只宜用解散之策。若身非渠魁，严加捕获，转以坚彼等之心，于国家前途至为不利。”可谓推心置腹了。同时，刘师培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争取在二三年之内，协助清朝除掉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孙文、黄兴，如侦其有潜人腹地事，即行报告。否则二三年内，亦可设法毙之。”为讨主人欢心，什么大话和牛屁都敢吹！
1908年冬天，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再次回到上海，急于立功表现。听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从南洋回国，便立即报告清廷官吏，而且每天还与清军军官米占元到上海各个码头侦察。却始终没有得手，难以向端方交代，内心十分着急，准备另寻时机，重建功业。
机会终于来了！1909年夏天，同盟会骨干分子陈其美、张恭、王金发等人，以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为机关，秘密召集江浙两省同志聚会，计划举行武装暴动。当时刘师培的叛徒身分尚未暴露，所以开会时常常邀请他列席。这样，他便把同盟会的计划密告端方。端方于是命令上海地方当局和租界方面交涉，同时派警察查抄党人机关。那天陈其美、王金发碰巧外出，周淡游、褚辅成换成工人的服装逃脱，张恭被捕，押送南京，武装起义计划流产。
王金发经过调查，知道此事是刘师培所为，大怒，挟枪“拜访”刘师培，痛斥刘“变节卖友”，可耻卑鄙，要一枪结果了他。刘见状，魂飞魄散，连忙跪地求饶，并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证张恭的安全。张恭脱险，刘才保住了一条小命，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上海了。汪公权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向清军汇报革命党人的行动，结果被快枪手王金发击毙，“闻者快之”。自此，刘师培战战兢兢，“躲进小楼成一统”，还算安静了一段日子。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被授予“上大夫”。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不甘寂寞，参加“筹安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六君子”之一。一代年轻有为的国学大师，因为家庭的影响和自己懦弱多变的性格，铸成了终身的遗憾和无尽的悔恨，成为近代文人无行的典型。
在近代史上有这么一类人物，他们对传统文化了如指掌，对外来东西异常敏锐，善思考，会议论，谈论学问、评论政治都不同凡俗，见解颇高，属于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虽然在租界或异邦鼓吹反清革命算不得什么大勇，但公开自己反清政府反旧传统的言论，仍然是要冒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时代与书斋中学者很不相同的勇武之辈。刘师培本人显然属于这一类型的比较典型的化身。
但是，刘师培在这类人物中，还有他的特殊处。他自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以后，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便由主张“教育救国”，而主张“民主共和”，而主张“农民革命”，而主张“社会主义”，而主张“无政府革命”、“共产制可行于中国”。就是说，他的思想，不仅趋时，而且超前，跳跃之大，速度之快，激烈的程度之高，真堪称“激烈派第一人”（刘的笔名）。
然而正是这个人，当他刚刚登上激烈的峰巅，却来了一个180度的突然转向。其转向的程度之烈，速度之猛，变化之快，同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曾知否，当人们正在为《衡报》最后几期主张“无政府”、“共产制”的惊世言论而感到震惊的时候，谁能料到它的作者已悄然写下《上端方书》，投入了捍卫清政府镇压革命的对立行列之中呢？
不错，刘师培投靠清朝大员端方时，年仅26岁。后来章太炎向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保他，正是以他年轻误人歧途来作为主要理由，但他却不领情。章太炎爱才心切，又拉了蔡元培在报纸上共同署名大登广告，“求与刘师培通信”，刘师培还是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依附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又写文章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当他再次处境尴尬、十分狼狈时，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再一次宽恕了他，主动聘他为北大教授。但他依然不感旧恩，明知蔡元培同情新文化运动，还是纠集北大一批教授和学生公开反对，直至病死，矢志不改。
主张革命与反对革命同样激烈彻底，前后行为大相径庭，判若两人，是由何种因素造成的，时代乎？性格乎？很值得人们深思。
“杀富济贫”的陆荣廷
从背面去看陆荣廷，其身材魁梧，肩阔腰圆，好一副英雄气概。而正面视之，其貌却不扬：他颧骨特别的窄而长，双眼深陷，鼻梁直削，好像是人工用刀斧砍削而成装上去的；他的下巴向前凸出约有一寸长，好像明太祖朱元璋一样。就是这样一个绿林强盗出身的丑大汉子，其内室却有着一个貌美如玉的妻子，究其来历，原来是陆荣廷抢亲抢来的。
陆荣廷，原名陆亚宋，又名陆阿宋，字干卿。原为广东肇庆人，1865年出生。自幼孤寒，五岁丧母，由其外祖父母收养。不喜读书，生性胆大妄为，少年即铤而走险，曾遭官府悬赏捉拿。他在肇庆安身不住，便纠合一些无赖少年，潜入广西武鸣山一带落草为生，打家劫舍，以“杀富济贫”相标榜，一举成为武鸣山寨里聚义厅上坐北朝南、发号施令的一名山大王。
陆荣廷落草的地方，靠近龙州（即今广西龙津县）。当时龙州河上有一霸，名叫谭亚雄，以贩卖私盐为生，是远近闻名的水路强人。
谭亚雄早年丧偶，身边仅有一子一女，其儿子名叫谭浩明，性情猛烈如火；女儿长得如花似玉，是谭浩明的姐姐，人称谭大姐，知道她的人都说她像平剧《庆顶珠》中的萧桂英。她身手矫健，精明强干，且有一身好武艺，母亲去世以后，一直跟随父亲在龙州河上飘泊。由于出身的特殊和所处的环境奇特，谭亚雄之女虽过了花信之年，依然是小姑独处。这父、子、女三人平日都生活在一条大船上，飘游无定，四处为家。这龙州河上到处都有谭氏的徒子徒孙，龙州河两岸是谭家的势力范围，谭亚雄的大船有特殊的标记，谁见了都主动避让。
有一天，陆阿宋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随从微服乘船去龙州，傍晚才到达，将船停泊在码头边，旁边正好停着一条大船。陆荣廷很少在龙州河上出没，因此不知道旁边的大船便是水上大王谭亚雄的船。船停靠码头以后，命身边的弟兄上街去沽酒买菜，准备在船上好好吃喝一番。吩咐停当，闲着无事，走出船舱来到船头。站定以后，抬头一看，就在隔壁的大船上有一美貌女子正在忙碌着，打水洗菜，两条船相隔仅有一丈多远，那女子的面貌看得非常真切。这一看不要紧，可使陆荣廷看呆了，陆暗自吃惊，心里思量着：我平生见过的女子不在少数，但像这么漂亮的女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便动了心，目不转睛地注视良久。说来也真凑巧，这时的谭大姐正抬起头来，无意回眸一看，看见旁边的船头上站着的一个人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再细细一看该人的这副嘴脸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谭大姐的回眸一笑，使陆荣廷误以为自己受到了佳人的青睐，于是便神魂颠倒起来，也回报一笑，同时也越发注视着对方，一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回到船舱。晚饭后百般无奈地躺在铺上，两眼直视舱顶，眼前浮现的是傍晚在对面船头见到的丽人倩影，头脑中也胡思乱想起来。辗转反侧，不能人眠。天刚亮，他便起身走出船舱，见那条大船已驶离码头而去。他茫然若有所失，即叫醒随从心腹，上岸去打听那条大船是谁家的，船上的姑娘又是何人。陆荣廷还把船和人的特征都对随从心腹描述了一番。没多久，随从便回船向陆荣廷报告说：“你见到的那位姑娘，是龙州河上盐霸、水上大王谭亚雄的千金，是一个谁都惹不起的人，有人说，谁要是多看一眼，被谭家父子发现都有可能惹出祸来。”
陆荣廷一听是谭家千金，为之一惊。他是早听说过谭亚雄的威名，自己一个草头王是不能和大盐霸相比的，料想遣人说媒提亲去把谭大姐娶过来是没门的事。可是谭大姐的美貌已使他神魂颠倒。当时他口中不说，心中却在不停地嘀咕：“我陆阿宋只要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能得到它！”最后决定：一定要娶这位大名赫赫的谭亚雄的千金做押寨夫人，办法只有一个——抢亲。当时广西一度有抢亲陋习，贫家子弟因拿不出彩礼聘礼，不能明媒正娶，便纠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把姑娘从娘家抢来完婚（对方一般都是原来定亲的对象，或是男女双方私定终身的女子）。造成既成事实。女方父母见生米已煮成熟饭，哭闹一场了事。当然也有乡间豪强，倚仗财势，只要是看中谁家闺女，不论对方及父母同意与否，便派人抢来逼其成婚，有时甚至大打出手，闹出人命案。
陆荣廷主意打定，也顾不得来到龙州，该办的事还没有办，一声招呼：“马上回山寨。”众随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不敢细问，只好前呼后拥地跟着山大王离船上岸，循陆路奔山寨而去。陆荣廷回到山寨，把几个把弟兄全部召来，附耳相告其欲抢谭亚雄女儿做押寨夫人的打算，大家听毕大喜，一致赞同，立即各自分头进行准备。
谭亚雄的家船，每天天刚亮照例便起锚出行，每当夕阳西下，便帆归泊岸龙州。这时的谭大姐便提篮上岸，沽酒买菜，回到船上为辛苦了一天的父亲和弟弟做晚饭。天天如此，几乎没有例外。家船很少在外地停泊过夜，谭家父女也很少离船上岸。
1893年9月的一天，天气晴好，谭大姐照例提着篮子来到街东的盛和酒肆。酒肆掌柜立即迎上前来打招呼：“谭大姐，您来了！”她点头还礼，从篮子里取出酒壶往柜台上一放，右手伸入口袋准备掏钱。就在这时，突然从酒肆的门外闪进一个大汉，黑布蒙面，窜到谭大姐的身边，右手将她拦腰一抱，左手拿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大膏药，往她嘴上一贴。这样一来，谭大姐的右手还在口袋里抽不出，左手提的篮子掉到地上，浑身的武艺无法施展，嘴巴被膏药贴得牢牢的，想喊救命也张不开口。突如其来的袭击把酒肆掌柜给吓呆了。这蒙面大汉就是陆荣廷，他力大无比，将谭大姐往肩上一背，拔腿就跑，快步如飞。谭大姐在他背上拚命挣扎，手脚并动，乱打乱踢，陆荣廷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地拚命往山上飞奔。酒肆门外的几个人各自从腰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鞭炮，跟随蒙面大汉，边跑边燃放起来，劈里叭啦，一路响个不停，沿途三三两两的人原来都是陆荣廷预先设伏的弟兄，一见陆荣廷背了人来，也前呼后拥地跟着跑个不停。通往山里的路上顿时热闹起来，街边路旁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一般贫家子弟抢亲，没有人出来干预，只是拍拍巴掌、看看热闹而已。
谭大姐是盛和酒肆的老主顾，每天都要来沽酒一次，上上下下都是认识她的，更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谭亚雄的千金。掌柜的亲眼看着她被人抢走，先是呆若木鸡，惊魂稍定以后，立即奔出店门，快步跑到河边，到谭家船上去报信。船上此时只有谭浩明一个人在，掌柜的便一五一十地将谭大姐被抢的经过情形告诉了他。谭浩明生就一个火爆脾气，一听说姐姐被人抢走，顿时七窍生烟，咆哮如雷。问明了强人的去向，立即提上家伙，跳上岸来，顺着掌柜指引的方向飞奔而去。
陆荣廷背着谭大姐，跑了一阵，已是气喘吁吁。正准备放慢脚步，歇上一歇，忽听到后面有人喊叫，料是有人追上来了。他一面布置几个弟兄断后，一面加快脚步跑了起来。他料想：凭着自己体力过人和熟悉道路，又有十几个弟兄接应，来人是不可能追到他的。但他也知道不能麻痹轻敌，只有回到山寨，到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才算大功告成。因此，他不顾自己满头大汗，背着谭大姐一个劲地奔跑着。背着的谭大姐一路挣扎不停，陆荣廷的双手像钳子一样紧钳不松，谭大姐也深知挣扎无用了，后来只能任其摆布。渐渐地，喊叫声越来越远，后来几乎听不到了，陆荣廷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不一会，到了山寨。山寨的弟兄们早已作好了迎接的准备，打开寨门，从陆荣廷的背上接下谭大姐带到屋里。此时的陆荣廷，衣服全汗湿了。同去的弟兄全部回到山寨后立即命令关上寨门，关好所有房门，熄灭全部灯火，各处埋伏好哨兵，准备应付万一。
谭大姐定神以后，知道敢于冒险抢她的就是那天在船头见到的丑大汉，远近闻名的武鸣山山大王陆荣廷，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船头的回眸一笑会引出今天的结果，命运竟是如此无情地在捉弄人，今天既被抢来，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济于事了，因此也就顺从了陆荣廷。
谭浩明一边追赶，一边叫骂，心急如焚。通往山寨的路曲折崎岖，对一个在船上长大的人来说简直无法行走，高一脚，低一脚，越走越难走，和前面的人距离越拉越大了。但他不灰心，还是拼命地追赶，终于找到了陆荣廷的山寨。来到寨前，只见一片漆黑，全无灯火，毫无声息，无法得知姐姐在哪个屋子里。他站在寨门外暴跳如雷，顿足捶胸，破口大骂。骂了好一阵子，没有人出来答腔。谭浩明一人在寨外干着急，他急得要砸开寨门，冲进寨去，逐个房间去查找。这时，只见一排房子中间的屋子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透出亮光，走出一个人来。谭浩明正要冲上前去，捉住那人帮他去找他姐姐，只听那人开口说了话：“弟弟，我决定留在山里了。你不要再叫骂了，你好好地回去吧。明天我回家去看爹爹。”谭浩明一听话音，正是自己的姐姐，说的是劝他好好回家的话，一时被惊呆了。他怔了半晌，只好转身回去。
第二天，陆荣廷备了几份丰厚的礼物，和谭大姐双双对对，到谭家去回门认亲和谢罪，谭亚雄见木已成舟，女儿本人也顺从了陆荣廷，只好顺水推舟，认了这个事实上的女婿。谭浩明满腹怒气未消，屈于爹爹的压力，也勉强和陆荣廷见了面，总算两家成了一家人。
自此以后，谭大姐也就真正做起了押寨夫人来了，她掌管着山寨内的事务，与陆荣廷一起发号施令，有时也随队出动，日子过得倒也自在。龙州的水陆两路强人，成了一家，翁婿郎舅也就合了伙，声势更显赫了。陆谭合流，水陆并进，没本钱的买卖越做越发达，陆荣廷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谭浩明后来也离船上岸，到陆荣廷营中任职。陆荣廷归附了清廷以后，先后出任清军分统、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宣布广西独立，被举为广西副督、都督。1916年护国军兴，陆荣廷自称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接着又兼并了湖南，一举成为桂系军阀首领，统辖粤、桂、湘三省，所部由原来的2个师扩充到7个军，显赫一时。于1917年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元帅。但陆荣廷野心勃勃，后勾结政学系改组军政府，成立七总裁体制，陆荣廷为七总裁之一，这时的谭浩明被任命为粤桂湘联军总司令。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6月18日对广西下达了总攻击令。陆荣廷被击败，携妻谭大姐先走越南，后赴上海，在黄浦滩寓居六七年，于1928年抑郁而死，终年63岁。次年归葬于广西武鸣山区狮哮山上。当年的山大王从此便永远和武鸣山作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