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可追溯的人类历史以来，从信仰中剥离出来的各种宗教、法门不胜枚举。这些宗教产生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各自有着自己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智慧。外在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团体，为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模式。而内在智慧的发展则建立了相应的思想体系，并影响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哲学、文化和历史。
“印度教”的定义是很难下的，它是宗教、哲学和社会习俗的综合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印度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信仰和实践。这种综合性、多样性使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做出公认、明确的定义。马克思曾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佳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可以说“印度教”囊括了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19世纪英国殖民地也曾用了20年时间对印度教作了系统的调查，当年英国外交部曾宣布：无法对印度教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
“印度教”（Hinduism）并非印度人民对自有宗教的称谓，而是外来人强加的。在印度所有经典中都没有这个词的出现。“Hindu”实为“Sindhu”字的讹传。此字本指自古以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为“India”（印度）的国度，是由希腊人从波斯人借用的字。后来由于印度周边地区的穆斯林无法念清楚“Sindhu River”（印度河）中的第一个字母“S”，因此把该字念成了“Hindu”。这个字后来就被外国人用来代指生长在由印度河及恒河浇灌的土地上的人民所具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因此，确切地说，印度教是由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不同信仰组织集合而成的。
不过，尽管有那么多的信仰，但它们中的大多数的根源都来自一个，即古老的《吠陀经》。《吠陀经》有四部：娑摩（Sama Veda）、耶柔（Yajur Veda）、梨俱（Rig Veda）、阿闼婆（Atharva Veda）。唐玄藏在《大唐西域记》中解释说：“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
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不同目标及不同层次才构成了印度教各种信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印度教的发展史有数千年，不但在印度各个领域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对印度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民族、宗教和文化产生了广泛和巨大的影响。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就与印度有了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随着印度商人的登陆，印度教也曾落户过中国。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南洋考古学家朝韩槐准认为，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就在华南作过蠕动式的传播。唐朝天宝年间，在广州建有三座印度教神庙，许多印度教僧人都曾在此居住。宋代，泉州港也建起了一些印度教庙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出土和发现大批印度教石刻，大部分是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在泉州出土了约有二百多件印度教的文物，其中有大量石头制成的“林伽”像、还有其他神灵，如毗湿奴、湿婆、克里希那、罗摩、吉祥天女的石刻雕像等。现在，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上，还立有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柱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分刻成四面，每面各刻一个圆盘，圆盘内浮雕印度教神话故事和图案。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孙悟空、阎罗王等的原形也来自印度教神话中的哈努曼和阎摩罗等。而通过佛教吸收后传到我国的印度教元素则更是不计其数。
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并占据宗教领域的主导地位后，被其斥为外道的各种印度教信仰便逐步从华夏大地上消失了。一千多年来，国人对印度的了解基本上都仅限于佛教中的内容，两国的宗教、哲学和文化交流也基本上只局限于佛教领域，直至今日仍无改观。许多人对印度教信仰怀有极大的偏见，甚至并不知道，佛教的许多内容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在学术领域，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佛教，研究印度教的文章则极少见诸论文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希望这部译作的出版能为国人了解印度教智慧提供有益的借鉴。
叶济源
2006年12月于北京一稿
2007年11月于上海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