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层模型强调限制层次的重要性，认为休闲限制的层次是从最初的个人自身限制，到人际间限制，再到最后的结构性限制阶段。个人在形成休闲偏好的过程中，必须先克服个人内在限制，之后才能到达下一个阶段的人际间限制。个人只有了解人际间限制发生的原因，加以适当调解后，才能面对下一个阶段的结构性限制。结构性限制是干扰休闲选择的外在因素，包括金钱来源、能够获得的时间和机会等。若三种类型的制约因素都能被克服，那么个人才能顺利参与休闲活动。在休闲限制模型中，个人若想参与活动，可能需要克服其中一层或所有的限制层次，这种限制层次是由最低层的个人内在限制发展到最高层的结构性限制的。个人自身限制是最基础但影响力最大的限制层级，而结构性限制的层级最高，但影响力却最小。休闲限制的阶层模型也说明了对休闲限制的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关注某些具体的限制因素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去探究这些零乱的限制因素背后的深层作用机制。
2.休闲限制阶层/变通模型
Jackson，Crawford，和Godbey（1993）进一步假设尽管遭遇限制因素，使得人们参与享受休闲的程度与原先有所不同，但人们还是会找到途径去参与休闲，享受休闲。并根据人们对限制因素作出的反应分出了三类人群：不参加他们想要的活动的人（消极反应）；尽管遭遇限制因素，毫不减少或改变他们参与的活动的人（成功主动反应）；参与态度选择不定的人（部分成功主动反应）。同时提出了六个假设：
（1）人们参与休闲不是因为没有限制因素（尽管对有些人也许是这样的），而是因为能够通过变通克服限制因素，这种变通通常是改动而不是排除限制因素。
（2）休闲限制研究中的多样性不仅可以被看作是限制因素的多样性，同时也可以看成变通方法的多样性。
（3）对于结构限制因素的成功变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个体不愿改变现有的休闲方式。
（4）预期到一个或更多不可逾越的人与人之间限制因素或结构性限制因素，就会压制人们参与休闲的意愿。
（5）预期不仅包括对限制因素的出现和强弱程度的预期，也包括对变通限制因素的能力的预期。
（6）变通过程的开始和结果，取决于参与休闲所遇到的限制因素与动机之间的相关影响力。
2.3关于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研究综述
2.3.1阶段变化理论在休闲体育行为领域的研究现状
阶段变化理论最初应用于戒烟行为，在随后的20多年中，阶段变化理论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健康行为改变研究中。包括：戒除物质滥用、控制体重、减少饮食中的高脂肪摄入量、防止乳房癌变的X光照相、药物依赖、压力管理和紫外线过度照射等问题行为的改变。近年来，阶段变化理论在锻炼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研究对象职业方面来看，有对学生、工人、医务人员、社区居民等锻炼行为的研究；从年龄来看，有对青少年、中年人和老人等的锻炼行为的研究；从性别来看，有专门对男性、女性被试的锻炼行为的研究，有对特殊人群如病患者或是孕妇的锻炼行为的研究等等；从研究设计来看，有横向设计研究、纵向设计研究，干预研究、非干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少数研究采用的是访谈法。下面简略介绍使用阶段变化理论进行锻炼行为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最早将阶段变化理论应用到锻炼领域的是岛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s‐land）的Sonstroem。研究者将220名超过30岁的男性被试分类为前打算者、打算者、行动者和坚持者。研究发现，放弃锻炼的现象既存在于不打算继续锻炼的被试中，也存在于打算继续锻炼的被试中。第二项研究是由Barke和Nicholas于1990年对年龄为59～80岁的59名老年人进行的。结果表明，该阶段变化问卷在区分老年人的不同锻炼行为水平上是有效的。Marcus，Selby，Niaura和Ross编制了测量锻炼改变阶段和锻炼自我效能的问卷。研究发现，还没有开始锻炼的被试与经常参加锻炼的被试相比，前者对于自己的锻炼能力缺乏自信。Marcus，Rossi，Selby，Niaura和Abram编制了阶段和改变过程问卷，并用它们对1172名参与工作环境健康促进项目的被试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处于不同阶段的被试在使用改变过程的方式上存在显着差异。Selby和Dilorenzo也编制了阶段和改变过程问卷，并用它们对443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改变早期阶段的被试则更多地使用认知过程，而后期阶段的被试更多地使用行为过程。被试使用改变过程策略的模式与以往的一项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该问卷只有七因素32个项目。Marcus，Rakowski和Rossi编制了针对运动情境的均衡决策问卷，用该问卷对来自五种工作环境的778名男女被试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正面、负面效应评价（决策平衡）与锻炼的阶段之间显着相关。Marcus和Simkin通过比较锻炼阶段问卷与一周身体活动回忆问卷，检验锻炼阶段测量工具的效度。结果显示，阶段测量问卷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效度。Nicholas和Kerry等运用阶段变化理论理论，以年龄在18～65岁的普通人群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纵向研究。40个假设中有18个得到支持，研究结果为阶段变化理论在锻炼领域中应用的内部效度提供了部分支持。Marcus，Eaton，Rossi和Harlow为检测锻炼行为的阶段、身体活动自陈水平、锻炼自我效能、均衡决策之间的关系对698名雇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身体活动水平很大程度上可由他们所处的锻炼行为阶段、对锻炼的代价和益处的认知以及锻炼自我效能来预测。Marcus和Banspach等基于阶段变化理论设计了一个促进身体活动的干预策略，实验对象为610名志愿参与他们研究的社区居民。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干预，被试的身体活动显着增加。Chun‐JaKim，Ae‐RanHwang和Ji‐SooYoo等以阶段变化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了一项为促进2型糖尿病人的锻炼行为的阶段匹配干预（stage‐matchedintervention）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组与控制组相比，在锻炼行为的阶段改变、身体活动水平以及FBS、HbA1c的减少上存在显着差异。Claudio和Kerry等运用阶段变化理论对819名高中学生的锻炼行为进行了研究，为该模型用于研究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提供了支持。Prapavessis，Maddison和Brading等采用阶段变化理论对新西兰青少年的锻炼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自我效能、均衡决策和两个行为过程维度上都具有大的效应，阶段变化理论各维度都能很好地预测锻炼行为的阶段转变。因此，该模型在解释青少年锻炼行为阶段改变意愿和阶段转变上非常有效。Young‐HoKim运用阶段改变模型对韩国青少年锻炼行为与心理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被试在各阶段上的人数分布不一致，锻炼行为分布在性别和年龄上存在显着差异。而锻炼自我效能、锻炼益处和锻炼障碍认知评价随着阶段的变化而变化，青少年的锻炼行为与本研究中所选的心理变量之间存在显着相关，心理变量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具有统计显着性。
Ronald，Stephen，Richard和RickPetosa对不同种族大学生的锻炼行为进行了研究，不同种族的大学生在五个阶段上的分布存在显着差异，并检测了身体活动水平与改变阶段之间的一致性程度。L.S.Wallace和J.Buckworth对大学生的锻炼行为阶段改变进行了纵向研究，对于前后测试中所处阶段未改变的被试，他们的锻炼自我效能、社会支持、静坐行为没有变化，而复返者的锻炼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情况与基线测试相比有显着的下降。研究结果对今后研究大学生锻炼行为的获得和保持具有指导作用。Bradley，Kaisa和Rintala等运用阶段变化理论模型对美国和芬兰大学生的锻炼行为作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两国被试在阶段变化理论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没有显着差异，唯一的文化差异体现在美国被试的自我效能得分高于芬兰被试。研究结果为使用阶段变化理论对美国和芬兰大学生的锻炼行为进行研究提供了支持。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使用阶段变化理论对锻炼行为进行研究。Tai‐HingLam，BrandfordChan（2004）等运用阶段变化理论理论，随机抽取中国香港3233名年龄在18～64岁的中国人，对他们的健康行为进行了电话访谈。研究发现，39%的被试处于前打算阶段，12%的被试处于复返的状况下（at‐riskfor‐relapse），3%的被试处于打算阶段，11%的被试处于准备阶段，15%的被试处于行动阶段，20%的被试处于保持阶段。研究结果为阶段变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支持。
程小虎等（1998）运用“阶段性行为改变模式”的理论，对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有一定比例的大学生完全不参加体育锻炼，有锻炼习惯者较少，大部分学生有时参加体育锻炼，但没有养成习惯；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阶段性动力特征，有部分学生现在放弃了原有的习惯，回到基本不锻炼，或只是有时锻炼而没有规律的行为阶段；大学生中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存在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加的不良现象。
程小虎、卢标（1998）对一、二年级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阶段性特点作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完全不参加体育锻炼和有体育锻炼习惯者较少，大部分学生有时参加体育锻炼，但没有养成习惯，他们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阶段动态性特征，男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好于女生。
宋晓东、杨习锋和胡洪安（2002）运用行为改变阶段模式对云南工业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不参加锻炼的人占大多数（71%）；三年级的大学不参加锻炼的人数百分比相对较低，有锻炼习惯的人数百分比相对较高；认为学习压力所产生的闲暇时间的不同，是影响锻炼习惯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伟、周建军（2002）运用“阶段性行为改变模式”的理论，对郴州市4所大专院校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郴州市大专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阶段性动力特征，不同年级的男女生体育锻炼行为在各个阶段上的分布呈现出相同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
常生等（2004）运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专家访问等方法，对大学生闲暇体育锻炼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锻炼阶段参加闲暇体育锻炼的频度、时间和强度差别具有显着性；参加体育锻炼后的心理感受与锻炼阶段存在相关；年体育消费水平与参加体育锻炼的阶段存在相关；每周的平均闲暇时间与参加体育锻炼的阶段不存在相关。由此推论，大学生不参加闲暇体育锻炼，非闲暇时间缺乏所致；接受媒体体育信息状况与参加体育锻炼的阶段存在相关。建议重视大学生锻炼后的愉悦感受，在对闲暇体育锻炼行为的干预中，应引导选择集体锻炼形式，促进锻炼氛围的形成。
同时，应重视和加强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提高大学生锻炼行为的坚持性。
司琦（2005）以我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首次对《阶段变化问卷》进行了“本土化”和标准化，并对大学生锻炼行为的特征、决定其锻炼行为的心理因素、心理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锻炼行为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漠视阶段、条件依存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坚持规律性锻炼的学生人数较低，同其他国家（地区）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影响我国大学生锻炼行为阶段变化的八个心理因素（自我效能，锻炼的主观弊端，锻炼的客观弊端，自我管理，意识提高，反条件化，环境再评价和互助关系）中有七个心理因素（除去互助关系）能有效判别阶段划分，对锻炼者所处锻炼阶段的正确预测率为35.9%。影响锻炼各阶段转化的心理决定因素有所不同，各心理因素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
方敏（2006）采用锻炼行为阶段变化量表、运动自我效能量表和决策平衡量表对119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被试锻炼行为阶段分布为：前意识阶段（21.8%）、意识阶段（24.9%）、准备阶段（37.4%）、行为阶段（6.1%）、维持阶段（9.8%）。锻炼行为阶段变化呈现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另外，运动自我效能、锻炼受益和锻炼障碍得分也呈现明显的锻炼阶段差异，且这些心理变量对锻炼行为有明显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