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人际限制因素的研究
（1）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人际限制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意向阶段表现得最为强烈（11.56±1.05），在前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表现较弱（8.13±0.67，9.43±1.80），而在行动阶段、保持阶段基本不产生作用（5.77±1.63，4.95±1.25）。为了判断不同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是否产生了显着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见表4.65）。结果显示，方差检验的F值为950.99，相伴概率小于显着性水平0.01。也就是说，人际限制因素在五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个组与其他组有显着的均值差别，采用LSD对五个阶段的样本均数进行了两两比较。可以看出，五个阶段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着性水平。也就是说，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阶段的人际限制都与其他阶段存在着显着差异。
人际限制是指个体因没有适当或足够的休闲伙伴，而影响其休闲喜好或参与的因素，例如家庭成员的休闲偏好不同、缺乏友伴，或领导和同事的原因。人们感知到这种限制因素，往往已经有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意向，只是由于这些人际的因素，导致行为没有进一步发生，特别是一些需要有同伴参与的对抗性体育项目，譬如羽毛球、乒乓球，没有同伴的话就不能进行。如果不能克服这些限制，行为就不能发生。但在动机的作用下，人们还是会在准备阶段采取一些措施。“本人比较喜欢打球，诚邀德胜、大关、三塘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组织一起打球。”（臭皮蛋）当然，在计划行为理论中，主观规范也是影响行为意向的因素之一，人们意识到了这种限制的存在，也会影响休闲体育行为意向的形成。因此，在前意向阶段，人们也可能受到人际限制的作用。只有克服了人际限制，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才能进入到下一阶段。
（2）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性别对人际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42.01，均方为42.01；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6768.46，均方为1692.16。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性别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说明，不同性别和不同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异。
人际限制对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她们参加很多户外休闲活动时，都喜欢结伴而行。如本来想参加某项活动，但因为没有同伴陪同而取消。人际限制对女性休闲体育参与的影响还表现在女性在家庭中是否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如果家庭成员不赞成女性参加某项休闲体育活动，或此时正好与家庭休闲活动相冲突，女性往往会放弃自己喜爱的休闲体育活动。这可能与女性文化中的“伦理关怀”密切相关：很多女性把牺牲自己的休闲认为是一种美德，她们首先考虑他人的休闲需要而不是自己的，经常会参加自己并不喜欢的休闲活动而仅仅是为了让其他人高兴（李文言，2006）。相对男性来说，工作单位的上级领导或同事会成为阻碍休闲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
（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年龄对人际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37.22，均方为12.41；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5631.82，均方为1407.95。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年龄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和不同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际限制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大多数成人早期（20～29岁）的年轻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斥着表现自主与独立的压力，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方式可以选择而较少受到人际限制的影响，学生时代培养的运动技能也能使他们在各种项目中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当他有参与休闲体育的意向，他可以不顾及家人朋友的阻挠，依然我行我素；即使找不到同伴（如打球），也可以去参加另外的运动项目（如跑步）。而成熟期早年（30～44岁）和成熟后期（45岁至退休）的人们，更多地会考虑家人、朋友、同事、领导的休闲倾向，因为他们更期望在这个群体中获得认可，维持与他人的良好人际关系，展示他在家庭或工作中的价值和能力。对于完成阶段的老年人（退休以后）来说，人际限制则是归属需要的结果。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并不代表脱离社会，相反，他们可能把注意力转向了亲友、自我表达。因此，与社会的融合也是老年人参与休闲体育的目的。而往往有些亲友的兴趣会各不相同，造成他们参与休闲体育的限制。
（4）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婚姻对人际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5.28，均方为5.28；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4944.54，均方为1236.13。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婚姻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也说明，不同婚姻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而不同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的影响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也不存在显着的差异。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收入对人际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收入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2.93，均方为0.98；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5315.30，均方为1328.83。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收入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不存在显着差异，不同发展阶段对人际限制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人际限制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收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人际限制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发展阶段引起的。
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结构限制因素的研究
（1）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影响的研究
可以看出，结构限制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第三阶段，也就是准备阶段表现得最为强烈（13.29±1.65），在意向阶段也有所作用（11.61±0.86），而在前意向阶段、保持阶段表现较弱（10.12±1.19，9.8±1.07），在保持阶段基本不产生作用（5.85±1.82）。为了判断不同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是否产生了显着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
结果显示，方差检验的F值为973.65，相伴概率小于显着性水平0.01。也就是说，结构限制因素在五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区别。为了进一步了解哪个组与其他组有显着的均值差别，采用LSD对五个阶段的样本均数进行了两两比较。可以看出，除了前意向阶段和行动阶段以外，其他三个阶段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着性水平。也就是说，意向阶段、准备阶段、保持阶段的结构限制都与其他阶段存在着显着差异。
结构限制是指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参与的外在因素，它阻碍个体休闲愿望向休闲参与转化，体现了某项活动的兴趣与实际参与之间的矛盾。因此，结构限制在意向阶段和准备阶段的作用最为明显。譬如个体虽然打算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但是因为工作或家务太忙了，总是抽不出时间，这就使得他的休闲体育行为表现会有所不同，可能会停留在意向阶段，也可能偶尔去参加几次，或者可以采用其他的变通方式参与到休闲体育活动中去。缺乏活动机会和设施也会限制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有没有喜欢打篮球的女孩子啊，约一下，找个地方周末经常打打篮球啊！平时看到的打球的地方都是男孩子在打，如果有经常女孩子打球的地方也可告知一下哦。”在前意向阶段，人们往往把不想参加体育活动归结为没有时间，但事实上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人们认为在同一时间里有比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更好的事情可做。譬如有些人喜欢在家安静地看书读报，或者在电视机前度过闲暇时间，在电脑游戏中享受节假日，但不愿意参与到一些休闲体育活动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自身限制，而不仅仅是结构限制。处于行动阶段的人们也会不同程度地遭遇结构限制，但他们往往能采用一定的变通方式，参与休闲体育，享受休闲体育。如果人们能成功地克服这些结构因素，就会进入到保持阶段；而如果人们不能克服这些结构限制，就会返回到之前的行为阶段。
（2）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性别对结构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36.35，均方为36.35；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7029.84，均方为1757.46。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性别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说明，不同性别和不同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结构限制的影响也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
相对于男性来讲，女性可能会更多地遭遇结构限制。女性因为对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员有着较多的责任，需要花较多的时间操持家务，可能拥有的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都较少。为保障家庭、社会需求和自我心态平衡，越来越多的女性将“事业和家庭两不误”的完美角色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事业与家庭、社会与家庭面前，职业女性的选择倾向往往是“两全其美”。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女性处在工作和家庭“双肩挑”而带来的身心交瘁、内外交困和不安的困境中，女性的休闲时间被剥夺，参与休闲活动的机会也大大减少。缺少休闲的机会、设施也是限制女性参加休闲活动的结构因素之一。尽管没有一项体育活动仍然规定只允许男性参与，但是在参与、加入团队等机会来讲，女性在一些项目上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对有的女性来说，要使她们能参加休闲活动，首先得为她们解决好照看孩子、交通、为父母提供支持等问题，但是一些大众休闲服务机构缺乏这方面的服务。
（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年龄对结构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10.73，均方为3.58；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5199.12，均方为1299.78。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年龄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对结构限制的影响不存在显着的差异，而不同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的影响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结构限制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年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限制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发展阶段引起的。
（4）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婚姻对结构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9.26，均方为9.26；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4717.19，均方为1179.30。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婚姻的影响大。所对应的F值和相伴概率也说明，不同婚姻对结构限制的影响存在显着性差异，而不同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的影响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结构限制的影响也存在着非常显着的差异。
婚姻对于人们休闲体育的限制可能主要在于孩子的诞生，养育孩子会占据休闲计划的中心地位。因此，随着结婚生子，原来相对的独立自主会变成一系列的限制和责任。
（5）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不同收入对结构限制影响的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收入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74.96，均方为24.99；不同发展阶段贡献的离差平方和为4797.91，均方为1199.48。可见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要比不同收入的影响大。从表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和不同发展阶段对结构限制都存在非常显着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结构限制的影响也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收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限制是各不相同的。
“花钱买健康”是一部分休闲体育参与者的心声，但是收入的限制影响到人们能否担负起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消费以及解决去休闲场所的交通等问题。
政府提供的许多健身设施，以及消费门槛较低的健身场所，给人们提供了休闲体育的机会，而收入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是自主需要的满足。如消费门槛较低的健身场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使得有限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健身者去晚一步就会挤不进瑜伽教室，轮不上跑步机的空位……因此，人们会追求更高档的场所，但是消费也会相应地增加。另外，人们对休闲体育生活的追求并不仅仅是在闲暇的时间去跑跑步，人们也希望能在每个周末去打打高尔夫，冬天去北方滑滑雪，而这些想法对于收入较低的人们来说，不得不考虑经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