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开放主义”的论述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是基于两方面的判断：一方面是观察到当时“世界开化，人智益蒸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西方资本主义因开放而“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另一方面则痛感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使中国“愈形衰弱，渐渐召列强之侮”。
1912年9月，孙中山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上演说：“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宜。且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既可推倒，则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之习惯，何尝不可推翻？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孙中山是一个有广阔世界眼光的革命家，他仔细地研究过美国西部开发、日本明治维新和南美阿根廷等国的振兴历史，认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对外开放。孙中山说：“诸君试看日本国，土地不过我中国两省多，人民亦不过我中国两省多。四十多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俨然称为列强。全球上能成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之一国。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他认为：“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只有彻底摒弃闭关锁国的“荒岛孤人之思想”，“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才能，“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孙中山曾多次游历欧美，从美日等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中得到启示。他认为实行开放主义是中国由弱转盛的捷径。他认为，美国建国之初，经济并不发达，只因为注意开放，仅仅经过百余年而雄踞世界；日本一度比中国还贫穷，也由于明治维新利用外资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鉴于此，孙中山提出中国应效法美日的做法，大胆采用“开放主义”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工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
1917年2月21日孙中山为《民权初步》作序，孙中山深信“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上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发奋为雄”，“用人之长，补我所短”，那么经过若干年建设后，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驾乎列强之上亦意中事。”1912年4月7日，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集会欢迎孙中山，并推举其为会长，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便具体阐明了自己的开放观点，孙中山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论资本一层，外债非可不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仆之意则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孙中山严正批驳了当时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所谓“普遍的误会”，即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封闭式的国家”、“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只有刺刀才能迫使中国港口向外国人开放”的谬论，指出发生“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为此，孙中山回顾历史说：“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他认为，中国后来之所以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乃是清政府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他告诉人们，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而中国作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如果能通过对外开放“日臻发达”，则“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全世界亦必同沾其利”。
2.“开放主义”的实施途径
对于通过何种途径将“开放主义”付诸实行的问题，孙中山结合外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利用外资”、“利用外国人才”、“利用外人方法”等具体的开放设想。
第一，“利用外资”。孙中山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以振兴工商业，是中外皆有利的大好事，“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孙中山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所以，“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就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他还阐明了利用外资的三种形式：“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这三种引进外资的形式中，孙中山认为，“批与外人承筑”即由外商独资经营最适合中国。孙中山说：“借资兴办，中外合资，尚不如批归外人承办，与国家较为有益。例如借资外人，而我国人才不足，材料不足，外人应募而来，惟计力受值，对于我国本无感情，工程上求其适可而止，已属万幸，安望其竭尽所长？”因此，他主张“惟有批办一法为最好。我若批给人办，其承办之人断不肯任意消耗。……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
第二，“利用外国人才”。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欧洲之所以富强，“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为了解决中国实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孙中山提出，除多开学堂外，还应该“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孙中山分析说，欧美工业发达早于中国，如果要想在“短时期内追及之”，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雇佣“其专门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孙中山提出：“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机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驾欧美矣。”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孙中山首先讲了一个开发荒岛的例子：中国欲求富强，如不大力引进外资，广揽外才，则“是犹望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孤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浚深，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宅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以成此等之事业也。然若荒岛之孤人，肯出其厌学所埋藏累累之金块明珠，以与海客谋，将其荒岛发展成为繁荣华丽之海市，而许酬以相当之金块明珠，则必有人焉，为之筹划，为之招集人才，为之搜罗数据，不其年而诸事可以毕集矣。荒岛孤人，直可从心所欲，坐享其成耳。中国之欲发展其工商事业，其道亦犹是也。”在这里，他提议，为了引进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惜“许酬以相当之金块明珠”，这充分表达了孙中山“欢迎外才”的决心和孙中山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同时，孙中山以美国发展经济的历史事实作为借鉴，说明了引进人才的重要性。“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然其实业之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他特别介绍俄、日等国的情况，孙中山指出：“俄国之制造厂、兵工厂，皆用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人支持。”所以，孙中山提出，凡是在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有真才实学的外国人才，都可以按照中国的实际需要把他们吸收进来。
第三，“利用外人方法”，即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经营方法和管理经验。他认为，中国幅员广大，物品丰饶，劳力充足，从资源条件看，“断无不富之理”。“所惜者，尚未掌握开发此等富源之锁钥———即不谙实业经营之方法而已”。为此，孙中山提出，要虚心借鉴和利用欧美等国行之有效的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同时“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校肄业”，尽快掌握利用外资和进行实业建设的知识，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对于政治和文化方面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也进行深入研究。政治方面，孙中山主张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和国制的方案，辛亥革命后由孙中山组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明显体现了欧美资本主义共和体制的特征。文化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引进西方“学者研究所得之著作”，把“各国所出新书，以中文翻译，廉价出售，以应中国公众之需”。
3.关于“开放主义”和维护国家主权
1897年初，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之中，明确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开放”一词。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强调，实行“开放主义”，绝不是将西方文明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过来”，而是要有所比较、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地利用。孙中山态度鲜明地提醒人们，在对外开放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盲目排外，“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二是盲目崇洋，“极端地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总比中国好。”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是科学”，“外国的长处是科学”，我们中国有自己固有的文明，如果在同西方文明的接触和交流中，一切都效仿西方，那就会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
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洲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才能有所收获，对外开放也才会取得成功。他鉴于清王朝因举借带有奴役性条件的外债而丧失国家主权的惨痛教训，孙中山在对“开放主义”主张进行理论论证时，反复申明，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必须以不损害中国的主权为前提，维护国家主权是实行“开放主义”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孙中山就新政府举外债问题，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书中指出，要利用国外资本、外国先进技术和人才，但“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能否坚持独立主权是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本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为了保证在开放中不至损害中国主权，孙中山提出三项主张。
一是引进外资必须采用“纯粹商业性质之办法”。在当时世界上，能够输出资本、技术和人才的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向中国投资的特点是经济与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引进外资首先必须把经济与政治分开，利用外资必须是纯经济的，不能带有任何政治条件，一切国外资本集团和个人必须“遵正当之途”，按照国际惯例与中国有关部门订立平等互利的条约，不许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
二是引进外资必须直接同外国私人资本来往，而不同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发生关系。他认为，如果向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借款，难免会因此而受他们的政治控制。所以，为了“摆脱外交上之一切纠葛”，“杜绝外来之干涉”，孙中山提出只允许引进私人资本，只同外国公司或银行打交道，而不向外国政府借款，不同外国政府发生关系。这样“可使全盘事业脱离国际的与他种的政治范围”，有利于国家主权的维护。
三是引进外资必须立足于增强中国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而不能陷入对外国人的过分依赖。他指出，在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具有“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引进外资必须着眼于锻炼、提高中国自己的独立经营能力。不仅仅要用外国专家“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更要用他们来“为我训练”。只有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关于实行“开放主义”发展中国的思想，虽然不乏其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孙中山这一思想中也有很多不切实际之处。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都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