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暂缓收复香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硝烟燃起，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北京条约》九龙半岛被割让，1898年新界强行租期99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察新中国成立后将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孤立，根据美英两国在华利益存在矛盾，为了创造对新中国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慎重决策。在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特使米高扬会谈时就明确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感到香港命运危如累卵。
5月16日，香港《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耐人寻味地指出：“香港正遇着最有利的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该社论无疑是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出打算长期利用香港的明确信号。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抉择。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势严峻复杂，在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新生的共和国尚未巩固；在经济上，面临的是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国内要处理好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可树敌太多；国际上要尽可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某些方面要争取缓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毛泽东“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可以避免与英国发生公开的冲突，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对新中国构成最主要威胁的美帝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开辟一条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通道；有利于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香港与中国内地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变阻力为助力的上乘之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电祝贺英国方面在伦敦召开的英国中国会议，他指出：“中国人民欢迎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敏感的英国政府终于觉察到了这一切。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外长：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基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中国接受了英国政府的建议，在与英国讨论建交问题时，不就香港问题进行交涉。
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封锁禁运案，国际局势处于冷战状态，毛泽东认为：中国这时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收复香港，如果诉诸武力，英国势必拉美国共同防卫香港，对我不利。而维持香港现状，则可以把香港作为我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利用其自由港地位，打破敌人的禁运和封锁，发展对外贸易，还可以通过它吸引外资、赚取外汇，观察世界风云，获取外部情报信息，保持与台湾的沟通渠道等等。于是，毛泽东多次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应采取特殊政策，暂时不收回为好，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并决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香港的现状。毛泽东关于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的思想，反映在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中。
周恩来说：“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同胞不要担心前途。”这一讲话实际上包括了我国对香港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香港不同于大陆，要按资本主义办事。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长期不变的方针。二是香港可以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一原则确定了我党关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的方针。三是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作朋友，要同他们合作，而这一合作是有前途的。这一原则确定了团结包括香港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香港人，实行长期合作的方针，为后来的“港人治港”政策打下了基础。
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1960年，中共中央总结十年来对港工作的经验，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中央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实际出发布置工作，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和地位，为中国的内地建设和对外战略服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干扰，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提出“收回香港”的主张，1964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论坛大会通过的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存在的决议，以及联合国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妄图在国际的干预下使香港、澳门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的企图，从而既维护了我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又确保了香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的地位，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和亚非拉地区，香港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和赚取外汇的地方。
正如陈云同志在1974年8月14日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毛泽东作出暂缓收复香港的决定有着深刻的战略意义。第一，从国际方面看，“暂时不动香港”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并使香港成为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同时，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分化瓦解了西方反华势力，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布置跟得太紧靠得太拢。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百天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即是明证。第二，从国内方面来看，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货物进出口的转运港，是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市场信息联系的桥梁。
第六节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不仅有理论，并且在实践上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为邓小平全面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一边倒”的对外开放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宣布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在“一边倒”政策的主导下，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决策。于是，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外援的目光投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重要的外部援助。
毛泽东积极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其主要措施是：
一是争取苏联的贷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并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得到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量增大，中国又与苏联签订多笔贷款协定。据统计，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共给我国提供了相当于人民币53.68亿元的贷款。通过利用苏联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经济建设中所急需的物资设备，引进大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改变了新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二是吸引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关于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等一系列合作协定。后来我们又与波兰和捷克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合作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并与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随着一系列协定的签订，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企业。
三是引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先进技术。具体包括：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和开展技术合作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技术水平还十分落后，毛泽东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与苏联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和改造50家企业的协定。随着协定的签订，苏联开始向中国大量提供成套设备，到1955年最后确定向苏联引进156个项目。除引进先进设备外，当时毛泽东也很重视人才智力的引进，向苏联及东欧国家聘请大批专家和顾问。据统计，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共聘请苏联专家及顾问3000多人，从东欧国家聘请专家1000多人。在请进来的同时我们也派遣了大批实习生、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1950—1958年间，我们仅向苏联派遣的实习生就有800名之多。四是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