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冬，毛泽东在保安与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准。纵观毛泽东一生，对外开放思想与其一生的革命实践相始终，并和着时代的节拍，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毛泽东的伟人风采。
第一节时代文化铸就毛泽东开放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古老封闭中国的宁静，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处于复杂的剧烈变动之中，这种变动是“亘古未有之奇变”。然而，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不是社会形态自身按常规发生的变动，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力打击和压力下，向一种更为复杂和畸形的社会形态转变。它使中国丧失了独立和文明进步发展的希望，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使古老的文明大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同时，给中国社会的先进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华民族的出路何在？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不仅使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峻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为人们一贯尊崇的精神范型、思维范型、技术范型、社会关系范型、道德范型和行为范型等等，已经很难帮助人们应对新的局面、新的情况。这种传统范型，在社会变动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安全、保证和效率，不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不能应付不可预测的事件、具有威胁的事件，以及现实发生的灾难，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沉重打击。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维护仁义道德的原则，西方人却以发财原则相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暴露了严重缺陷，迫使先进人们对它的信仰产生严重动摇。
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为了争取独立，为了像西方一样先进富强，中国人民用革命、用反抗来应对西方的侵略和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中国近代社会处在“革命的震荡”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先进人们在寻找社会出路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步正视现实，转换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姿态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以期创造和获得新的文化范型、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技术范型和行为范型，以适应中国独立和富强的需要。因此，与近代人民革命相适应，中国文化处于转型时期，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进行着。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先进青年，对西方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的客观背景。
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如果不与中国社会的“革命震荡”这个主旋律结合起来，即文化转型不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往往会导致文化上的反传统立场，即全盘西化的立场，或者导致保守文化传统的立场，即复古主义的立场。许多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人，由于没有把文化转型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走向极端。而把文化转型和社会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便会在反抗西方侵略中，既承认中国文化的缺陷，又认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弊病，坚持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立场。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与他顽强寻求中国社会出路，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追求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突出特征是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自觉坚持文化转型的立场结合起来。使他学习西方文化而又不盲从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不盲目反传统。毛泽东具有独立思考、不苟同于时俗的性格特点，使他能冷静地对待中西文化。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深厚的功底，使他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有一个比较。
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种观点，使毛泽东看到西方不是一切皆好。例如，他看到西方有民主，也有专制；有先进的物质生产，也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因此，凡是西方敌视人的东西，中国人决不能接受。所以毛泽东宣布：“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当然，他从促使文化转型的立场出发，也非常激烈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中西文化同时实行改造。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恩师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第二节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开放思想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志存高远、思想开放、博学善思、放眼世界的人，他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处于新旧潮流交替大变革时期的青年毛泽东认为：“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1925年深秋，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时写下《沁园春·长沙》，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恢宏气度、非凡胆识和卓越才能。毛泽东思想活跃，做事从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师生们给他的评价是：“性不好束缚”而“好独辟蹊径”。同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坚决主张学习和利用西方的知识和经验，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
青年时期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71年毛泽东在回忆当年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显然，这里所说的读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大约从1909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开始。这时正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最早通过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刊物《新民丛报》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该报发表的一系列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以及对达尔文进化论等思想的介绍，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最初的影响。191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第一次大量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对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广泛涉猎，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其影响更大。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还得到了一位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时具有深刻了解，并对中西文化持客观立场的大学者杨昌济先生长期的直接指导。杨昌济国外留学10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理，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认为，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压倒或同化另一种文化，而是文化间的互相吸收和交融，由此而“熔铸”出新的民族文化。杨昌济在中西文化上的观点，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在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被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时代精神深深吸引。
《新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引入中国社会，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最热心的读者，因此，《新青年》杂志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1917年曾对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无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在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深深感受到向国外学习的必要性，指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新知识、新经验，毛泽东积极支持进步青年到国外留学。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主张“向外发展”，争取到国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势。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强调要效法俄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毛泽东酝酿组织“留俄队”到俄国勤工俭学，学习苏联和欧洲的经验。直到1921年9月，毛泽东还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国”。青年毛泽东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可略知一二。
毛泽东学习过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接受过西方近代的唯心论、二元论、辩证法、机械论、进化论等各派的哲学观点，受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深刻影响。因而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多方面的。西方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化中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结合起来。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说：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我们曾接受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在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处处体现着他对民主的渴望、追求和歌颂。他肯定，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西方进入民主时代很久，中国仍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的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后来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种，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民主思想，成为毛泽东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二是受到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与时代的先进人们一样，毛泽东在对中西关系和文化进行对比时，他认定，中国之弱，不仅在国力之弱，犹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之弱。他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于全国人民的思想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为救其弊，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志，改造民族文化。有了宏大的民族精神，强毅的民族意志、抗争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即使处于逆境也可以振兴，处于衰亡也可以再造。他早年接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的唯心主义观点，夸大主体的能动作用，其目的就在于此。三是受到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文化特征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西方的个性解放值得提倡。他把个性的不独立、不自由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指责专制主义的最大罪恶就是压抑和摧残个性。中国社会的落后腐败，中国人的愚昧和创造性的萎缩，就在于中国统治者不允许中国人有个性发展，个性自由。1944年，毛泽东说：“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他在阅读《聊斋志异》的《小谢》篇时，高度肯定个性解放的意义，毛泽东批注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把西方的个人主义改造为精神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把个性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成立，以及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看做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