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对外开放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其发展中都必须予以重视的，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人们不能事事都依赖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理所当然地要把一切社会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加以改造、发展和利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别是在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面对这种国情，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是不行的，必须走捷径。他认为，一方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就是要向外国学习，把别人先进的东西学过来，加以改造、为己之用。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对外开放。
毛泽东论证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为对外开放阐明了哲学依据。对外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之所以十分必要，就是因为革命和建设发生和发展的根据虽然在一个国家内部，但缺乏一定的外部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配合，革命和建设都不能成功。对外开放的实质在于创造、选择和合理地利用有利于革命和建设的外部条件。毛泽东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论证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仅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层面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问题，但毛泽东的论断中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经济的世界性问题。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世界性的联系的客观性决定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毛泽东根据我国经济落后的特点，论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毛泽东借鉴列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在我国也要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问题，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和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提出了一个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哲人，深知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指出：“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联想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在我国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可称作“新民出版社经济政策”。
第四节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
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对外开放进行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全面实施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许多谈话和著作中我们都可以领悟到其对外开放思想的制度选择。
1.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中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在这里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总结出来的创造性理论。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屈从和依赖于外国，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者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在《必须学会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必须依靠本国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有十亿勤劳智慧的人民，有广阔的国土和极其丰富的物产资源，又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完全有条件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选择有效的途径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充分合理地利用国内的资源，挖掘本国的潜力，发挥本国的优势；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内部的资金积累，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才能智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争取外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保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不需要外援，更不是说可以闭关锁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之所以必须争取外援是有现实根据的：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革命，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并可能争取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援。二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国际间经济往来日益扩大和密切的今天，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很难由本国来全部满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必须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三是为了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要以多种形式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是相辅相成的，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自力更生是第一位的，争取外援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离开了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就失去了基础和方向，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它的辅助作用。因此，争取外援必须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和国情出发，反对处处依赖外国、盲目引进和贪大求洋的做法，反对任何损害国家主权和损害民族经济发展的行为。但是，不能把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对立起来。对外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样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不利的。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一原则。争取外援的问题，就是对外开放的问题。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一是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是有主有从，不可颠倒。对外开放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创造自力更生的条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是对外开放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接见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时就指出：“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该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强调上述原则，50年代中期提出反对“贾桂思想”，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他在谈到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生意时又告诫全党：“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中，毛泽东也一直强调要坚持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我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因此，在对外开放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决不允许以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国外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