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上，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为那个城市服饰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从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不少荣誉称号。在全国东西南北多数大中城市中，红帮都成为其服装界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很多红帮人都成为所在城市的精英人物。风格流派进一步鲜明了、发展了。行业空间进一步扩大了，行业知名度、信誉度进一步提高了。任何其他服装群体和流派，在这些方面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红帮进入繁荣期第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各大中城市服装同业公会的普遍创立。鄞县一县在各地建立的同乡会、公会等已达40余个。这些同业组织在现代服装业的发展、红帮的群体创新中，都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繁荣期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中山装大普及大提高。全国城镇中，广大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都穿中山装及其演绎出来的系列服装。在大普及时期中，杰出的代表作有二：
一是红帮裁缝为周恩来总理精心制作的中山装。这款中山装飒爽英挺，风神超迈。周总理穿着这款中山装于20世纪50年代出席著名的“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国际活动，为年青的新中国树立英姿俊朗、蓬勃向上的服饰形象，令人振奋，通过各国新闻媒体的热忱报道和形象表现，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影响深远广泛。
二是北京红帮裁缝为毛泽东主席精心设计、制作的中山装，既有中山装的特征，又另有独特风范、独特气韵。毛主席很喜欢，在各种正式场合和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要活动中，都穿这套服装。
这款服装的制作者王庭淼，是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由上海迁京的红帮名师；田阿桐是北京红都服装公司高级服装师，青年时代在上海红帮服装店当学徒，1956年，随店迁往北京。王庭淼、田阿桐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们根据毛泽东的脸型、身材和气质特点，对中山装进行别具匠心的创新，将上面两个衣袋的袋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下边的两个口袋比较大，整个服装较为宽舒；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大，改变了紧扣喉部的款式。毛泽东很喜爱这种中山装。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标准画像上的服装，就是这种服装。人们把这种改进了的中山装称为“毛式服装”。从整体形象上看，显得伟岸豪迈，器宇轩昂，因之影响很深远，于是国内外都将这种服装称作“毛式服装”。国外的一些服装设计大师也认同这一名称，在国际上的影响随之加大。
通过这两款代表作，红帮的革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红帮的科技水平都再次显现出来，红帮这一群体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服装的代表队。
红帮的新成就自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独特的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的，这是必须关注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广大人民群众的衣着水平普遍有所改善，根据艰苦奋斗的思想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总方针，中山装大普及，城乡各阶级阶层、各民族的人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选择各种各样的布料做成中山装，制作中山装也就成为红帮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
西服，在这个时期产量少了，但依然是红帮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众多来华访问、工作的外国人、外交使节，都到红帮服装店定制西服。许多出国工作、访问、学习的中国人，以及从国外回国的人士，除了中山装（男子）、旗袍（女子）以外，也多备有西服。
20世纪50年代，苏联服装在我国日益流行起来，苏联服装是西式服装，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服装。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需求，红帮服装店除做中山装、传统西服之外，也做苏联服装。苏联服装影响最大的是列宁装。
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最喜爱最常穿着的服装，因之，人们称之为“列宁装”。
列宁装最初主要是干部穿的，后来逐渐向全社会流行，穿列宁装成为时尚。
苏联其他一些服装也在全国城市中流行开来，例如仿苏联坦克兵服装设计的“坦克服”、乌克兰衬衣等等。
1956年2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专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也是值得关注的。这次座谈会上，讨论了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文化部、商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花纱布公司和中国百货公司等部门。会议认为，当时的服装式样和色彩太单调，不能反映中国人民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主张根据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改进服装样式，丰富服装的色彩。与会者认为服装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在越来越好，人民的服装也必须越来越美，体现时代精神，男女青年应带头把自己的服装美化起来。座谈会还讨论了在北京举行有关服装式样、花布品种展览会的准备工作，以及今后开展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宣传和讨论等问题。（46）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专文，号召人们穿得更美一些、多样一些，并向读者介绍了一些新颖的服装式样，女演员白杨身着新式旗袍的照片被《人民画报》选做封面，反应热烈，影响很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先后举办了服装展览会，上海还举行了时装表演，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4月29日还报道了北京一家妇女服装商店开业的盛况。
各式花色、款式的服装涌现出来，成为20世纪50年代广大人民在穿着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青年男女的服饰出现了一些亮丽色彩。
服装发展的新动向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密切关注。1956年3月，毛主席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能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为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草药和外国的药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47）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列为首要问题加以阐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多处涉及服饰方面的问题，在新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是具有多方面重大的意义的。其一，服装应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应停留在一种款式、一种风格、一个水平上。其二，服装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与它的特点相一致的服装。其三，鼓励多样化，鼓励标新立异，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服装。其四，服装发展也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但学习外国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是体现民族特点，为我所用。特别具有本质意义的是，毛主席指出了服装革新的一个重要规律：“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就是说：服装革新，必须有横向吸纳，纵横结合，才会有大变革。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指明了新中国服装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创新的原则、必由之路。
红帮从开始孕育，就是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步调一致的，其后，他们始终走在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前沿，始终置身于改革、创新之中。对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新政策、新举措，红帮一如既往，积极采取措施，为新中国服装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6年4月至1957年4月，一大批红帮高手和红帮名店告别创业基地上海，陆续迁往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同时，又有一些红帮人奔赴边疆，支援西部建设，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
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不平坦的。1956年以后，由于“左”的和右的倾思潮的干扰，由于苏联当局的背信弃义，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10年动乱，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遭到严重干扰，服装多样化的愿望、多元化的理想完全被搁置。红帮一部分人向境外、海外移师，寻求发展，特别是在中国香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要具体地考察繁荣期红帮的状况，当然要从全国各大中城市来看。
首先看红帮的大本营上海。
红帮元勋王才运和他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王廉方和他的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南六户”各大商号，江辅臣和他的和昌号西服店、许达昌和他的培罗蒙西服店，顾天云和他的宏泰洋服店，以及周景堂父子和他们的协锠记西服店（含其子的“协锠锦记”、“协锠钰记”）等等都蓬勃发展，进入繁荣期期。红帮人还在上海创造了若干个“第一”：第一衬衫厂、第一内衣厂、第一黑炭衬厂、第一缝纫机公司、第一雨衣厂、第一木纱团厂……
抗日战争期间，又出现了王宏卿、周永升等人创建的军用被服厂——华商被服厂，从上海到武汉、重庆、昆明、香港，再返回湖南，转战千里，凭职工的双肩，整体搬迁，为抗日战争立下了卓著功勋。在上海红帮人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浙东四明山根据地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创办了四明被服厂，成为新四军一个后勤部，不断扩大，屡建奇功。
顾天云的服装专著《西服剪裁指南》的印行，红帮名人名店自主联合创办的上海裁剪学院、上海市私立西服工艺职业学校，由红帮为主要发起人组建的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等全市性行业组织的创立，表明红帮已不再是各自为战的小群体，已走向集团式的创业大群体。这是红帮进入繁荣期的一个显著标志。
还有楼景康和海派西服品牌的创立。楼景康是鄞县云龙镇家村人，小学毕业后去上海学裁缝。20世纪30年代进入南京路上红帮名店雷蒙西服店，很快跻身“雷蒙名剪”的行列，不久又成为“雷蒙”掌门人之一。他以“七工制”的精工细作取胜，因而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成为他的主顾。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各种风格的西服争奇斗艳、激烈竞争之中，“雷蒙”既博纳兼容，又自力创新，以西服民族化为大目标，在红帮同仁的协同下，创立了独领风骚的名牌——海派西服，为此，1956年上海名店进京时，“雷蒙”便成为其中重要一员。进京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到“雷蒙”制装，紧握楼景康的手叮嘱说：“千万不要把海派西服的特点搞丢喽，也要把首都的服装业带动起来、搞上去嘛！”
楼景康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他不但保持海派西服风格，而且在中山装、人民装等大众名牌服装的创新方面均有建树，曾为董必武、胡耀邦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精心制服，是红帮创业功臣之一。
戴永甫和“D式裁剪”也是上海红帮人的骄傲。戴永甫是鄞县古林镇人，13岁去上海当学徒，在红帮形成期中，他已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裁缝，在南市露香园开办了一家服装小店，此后50余年如一日，他始终如痴如醉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心无旁骛地研究服装科技。先后发明“衣料计算盘”（获国家专利），先后出版、发表《怎样学习裁剪》、《D式服装裁剪蓝图》、《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等著述。《D式裁剪》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解放日报》在关于戴永甫的报道中报道了他“十年面壁图破壁”的情景，指出他在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是目前唯一具有理论根据的科学裁剪方法。”此书先后重印多次，印数超过百万册，获得过“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最佳服装书奖”等奖项，全国前来向他学习、求教的人不计其数（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上海大本营中还有一位名师谢兆甫，他创立了“裁剪缝纫传授所”，为红帮在服装教育方面树立了一面旗帜。红帮人始终坚持科研与教学两者互动，服装科研带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促进服装科研，很多在服装科研上有建树的人都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途径教书育人，成为受人崇敬的名师。谢兆甫长期坚持举办“裁剪缝纫传授所”，办学条件十分简陋，收入很微薄，但他并不在意。由于他坚持学以致用和诲人不倦的原则，上海以至全国各地学员蜂拥而至，传授所兴旺了43年，直到他病逝。他的学生数以万计，遍及沪、浙、江、闵、滇、陕、蜀等大部分省、市。
“裁缝状元”陆成法也是红帮大本营中出来的名师。陆成法是鄞县下应镇江陆村人，12岁开始学艺，他善于博采众长，独创一格，因之加盟上海培罗蒙西服店之后，很快成为享誉中外的西服专家，很多到上海的外国人都要找他定制服装。利智华侨、亚历山大铜矿董事长来沪请他做了一套西装，取货之后，极为赞赏，恳切要求他在上衣商标上签上名字。陆成法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兴奋地说：“这套衣服有了陆先生的亲笔签名，就身价倍增了！”
陆成法还为各种畸形体型的人制作过合体的服装，这手绝活尤令人折服。由于他德艺双馨，曾被评为上海市劳模，被选为黄浦区人大代表。1995年，上海市举行“陆成法服装生涯六十年”庆祝会时，大家一致称他为“裁缝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