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诗学与美学阐释，不是单纯的历史解释，而是在融通中有独创，但在中西诗学与美学比较中，大而化之，大胆假设的比较研究极为普遍。粗暴的平行比较和笼统概括，最为有害。目前流行的中西诗学与美学比较论著，一般说来，大都未能超出这种主观臆断，很少有人对西文文献有深入的研究，或者说，对西方文献的解释也多局限于字面之义。正是由于比较与对话过程中显现出的草率态度，所以，比较研究与解释也就格外大胆。例如：把亚里士多德和刘勰平行比较，把老庄与海德格尔平行比较，把黑格尔和李渔进行平行比较，这种平行比较，满足于浮面的概念解释，相对说来，“影响研究”要可靠得多。因而，当代比较诗学与美学有关王国维、朱光潜、鲁迅的诗学与美学研究，由于以客观历史事实作基础，这种比较对于思想的解释、诗学与美学的会通，则显示了许多实际的意义。这种研究说明，现当代诗学与美学之独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多多少少皆可寻觅到其思想渊源，也有利于精神的把握。
无论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如果仅仅满足于思想的还原，是无法充分体现诗学与美学的创造性的，当然，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必要的，没有这种研究，也就谈不上创造。在比较诗学与美学的草创阶段，有人主张西方诗学与美学偏重于“再现论”，东方诗学与美学偏重于“表现论”，并就中西诗学与美学范畴进行平行比较是可以理解的。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观，是基于平行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所以，这种比较本身，难免有其偏颇武断之处。尽管如此，如果力图以客观文字材料为依据，不凌空分析，结论可能更不足以体现其对思想本质的把握，但是，中西思想或古今思想比较本身，却有助于理解中西诗学与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论说，现在应该选择另一条更为科学的道路，以此接近中西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内在本质，但是，从目前的一些比较诗学与美学文章可见，并未克服平行研究的弊端，也有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弊病。不管怎么说，这种比较本身，并未真正实现精神的内在整合，相反，由于他们的大胆假设和随意阐释，可能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深渊，因而，这种中西诗学与美学批判，在诗学与美学理论上的诊断失误和偏颇是应该避免的。如果说，传统的比较研究还能给人一些启示，那么，他们至少揭示了中西诗学与美学的某种差异，尽管这种比较并未深入到诗学与美学的内在本质中去，而且，从被误解和主观臆断的比较诗学与美学观出发，诗学与美学解释之路，是充满危险的。
这里，可以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加以分析。例如，有人认为，“自然之道”，可以涵盖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内在本质，可以寻求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内在统一。他们认为，在自然之道的探求中，中西诗学与美学可以抹平二者之间的差异，找到创新的解释之路。事实上，不仅“自然之道”，不足以涵盖中西诗学与美学，而且，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的语境，也不应只在海德格尔和老庄思想之间展开。更为重要的是，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内在沟通和可能性融合，也不是“自然之道”所能统合的。这里，可以重温一下维特根施坦的思想，他在谈到《哲学研究》的写作情况时说：“我把这些思想以断想（Bemerkungen）或小段的方式写下来。有时围绕着同一题目形成了一串很长的链环，有时我却突然改变话题，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题目。”“我认识到要想把这些结果融为一个整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我能写得最好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比哲学断想好。假如我违反这些思想的自然趋向，把它们强行地扭向一个方向，那么这些思想很快便会残废。”维特根施坦这一思想，对于中西诗学与美学比较研究是有启发性的。
“自然之道”这一命题本身，是没有多少新意的，例如，老庄哲学和美学中对自然的阐释，魏晋美学对自然的追求，英国浪漫诗学与美学、德国浪漫诗学与美学对自然之领悟都极为详尽，而且富有深度。就自然问题所作的诗性阐释，在诗歌艺术研究和美学研究中，这些解释文本，并不鲜见。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人们一提起庄周、陶渊明、王维、李白，都不免显出无限的神往，因而，人们也易于把晋唐山水诗人和英国自然诗人直接关联起来，进行一些平行比较，而且仿佛颇有诗意，同时，人们也乐于把周易、老庄、禅宗、阳明心学与德国浪漫诗学与美学相会通。他们看到了两者的内在精神的可沟通性，因而，从自然问题入手，解释中西诗歌，从自然入手，解释中西生命哲学，成了中国诗学与美学和哲学的一条充满魔力的道路。
尽管如此，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是从对象和生命意义上来把握的。海德格尔通过对“费西斯”的希腊语源之考察，从存在论意义上指出：“希腊人并不是通过自然过程而获知什么是‘费西斯’的，而是相反，他们必得称之为‘费西斯’的东西是基于对存在的诗思的基本经验才向他们展示出来的。只有在这种展示的基础上，希腊人才能看一眼狭义的自然。因此，‘费西斯’原初的意指，既是天又是地，既是岩石又是植物，既是动物又是人类与作为人和神的作品的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处于天命之下的生灵自身。‘费西斯’就是出现，从隐秘者现出来并且才使它驻停。”这种自然之思有正本清源、令人豁然开朗之感。
在诗学与美学中，自然作为对象，只能引发人们的生命本体之思，同样，自然作为生气灌注的有机生命体，不仅能引发人们的无尽情思，而且能激励人们把这种自然的灵气、淋漓的大生命体作为艺术的至境。尽管中西诗学与美学中确有这么一条充满魔力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又根本不足以代替整体的中西诗学与美学。不要说《文心雕龙》与此不尽相符，即使是中国诗论与小说论，也并未贯彻这一精神，更不用说，法国诗学与美学、俄罗斯诗学与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背离。因此，一些人乐于从“自然”这一维度上去解释中西诗学与美学是合理的，但是，他们这种解释只有局部的有效性，在总体上，仍有笼统和主观之嫌，以这种局部有效性，去解释中西诗学与美学的整体精神，就难免不出差错。
任何比较研究，应该找到实实在在的地基，一旦流于主观臆断，比较的结果，也就无任何意义。在比较研究中，最忌讳这种随意性解释，如果看不到这种困难，中西诗学与美学也就用不着比较。同一个“自然”概念，在理解上是具有多义性的，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例如，“自然”，相当于物理世界而言，即“Nature”；显示事物的内在本性，即“Phys is”；不需要人力的干预，即“Freedom”。这三种含义，怎么能够胡乱地置放在一起呢？文学是一独立的精神对象物，“自然”，亦是一独立的对象物，两者在生命的层面上可以比拟，可以相互说明。中西诗学与美学的真正可沟通之处，是生命体悟、生命感受、生命之喻。文学是特殊的精神生命现象，它源于人的生命感受、生命情感和生命创造，同时，它又独立于人，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成了作家心智的产儿，精神的产儿。
当作品这一生气灌注的生命体，作用于接受者时，便能引发接受者的情感体验与生命体验。因此，中西诗学与美学中的生命之喻和生命精神的阐发，不自觉地具有浪漫而神秘的倾向，这在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中十分鲜明突出。比较诗学与美学的探索者，在解释“自然之道”时，抓住了“自然”这一问题，而忽略了道的问题，真有点舍本逐末。如果真正阐明了“自然之道”正在于它的生命本性或生命特性，那么，就可以把一些问题统一起来。在对“自然”问题的阐释上，他们没有看到“自然”一词的复杂义，事实上，中西思想，在交往对话中，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价值观存在根本性区别。对于西方人来说，宗教神秘主义意义上的价值观与社会正义平等意义上的价值观，乃两大思想体系。这两大价值信念，一是基于信仰，一是基于人道，两者互不相涉，共同提升人的精神生活价值。
对于中国思想而言，“自然”乃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共同思想渊源，一方面，人们把自然看成是活生生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又把自然的神秘看作是文化价值的根源。我们始终没有把人世的正义律法、自由平等以及光明正大的伦理德性作为生命价值的直接依托，所以，中国思想中的自然，在保护了生命的伟大德性的同时，也为自然等级思想或生命不平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法性解释，因此，我们在张扬自然的伟大生命德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思想的内在局限，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只看到自然思想的诗性价值，也要看到这一思想的负面价值。
从语义学上说，作为名词而言，“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对象，是存留于人心中的某种图像；作为形容词而言，“自然”，是指事物的有机生命构成和事物的生气灌注的活的特性。自然，既是本体论意义上、宇宙论意义上的天地之境，又是人们所追求的某种精神的和谐、完满和神性。很难说，这种自然性成为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共通的“道”，如果把这一概念作为中西思想共同的审美基础，显然有欠逻辑分析。人心的自然而然，是人性，是情感表现，是精神图像，是生命本性，而外在的“自然”，是宇宙的气化和天地的造化。“作品”，作为艺术的存在，它需要人们去解读，正如人们游山川，行吟湖畔，从自然对象中读出情感和美丑一样，人们也可以从作品中读出情感和意义。这样的作品和山水，是作为对象物存在的，而一切存在的道、逻各斯、“相”，是必须借助生命阐发才能实现的，因而，不必机械地以“自然”来贯彻诗学与美学的全部问题。无论从哪一方面而言，从“自然之道”来解释中西诗学与美学，不会有什么理想结果。即便梳理出了这种线索，它对当代诗学与美学的发展和重建又有何意义呢？顶多不过是对中西诗学与美学史作了平行比较和主观阐释而已。这一阐释本身，既未看到中西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合理性，又未看到当代诗学与美学的缺陷，根本无法为重建中国当代诗学与美学提供某种新的视野，而且，在这种比较中，中西诗学与美学的真面目被遮蔽，因此，这一问题，的确需要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