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艺术或自由艺术的美学探索意义上说，诗书画一体形式应该终结，但是，这种综合艺术方式，由于文人画的兴盛而渐成大势。文人画，在艺术表现上，在构图、立意和形式革新上，都受到较大束缚，于是，他们力图借助总体艺术的平衡来分散观者对绘画本身的接受。力量被抽平，结果，诗书画，在欣赏上，虽构成循环作用，但这种综合形式，实质上，只能以其中一艺术形式为主，或诗，或书，或画。如果画突出了，书的地位和诗的地位便易于被忽视；如果以书为主体，那么，画和诗则为点缀；如果以诗为主，书与画可能出现矛盾。在中国艺术史上，可以看到，中古艺术强调形式的分离性和精神的互渗，近古艺术强调形式的融合与精神的对抗。结果，在现代艺术中，人们不断对抗近代艺术而向上古、中古靠近，并力图再现原始的、原发性的生命力量。从诗书画一体走向诗书画分流，成为现当代艺术的根本动向。
诗书画，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获得独立？在何种意义上又可获得沟通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考察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内在运动规律本身。诗书画，必须在形式意义上寻求独立，同时，也必须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谋求生命情感的内在沟通。不同的形式，使人领悟到生命之道，而生命之道和审美心理结构，可以表现为不同艺术，这无疑把“道的问题”置于新的高度。艺术离不开本源性思维方式的提升，在中国艺术中，这种艺术本源性把握，便是对艺术生命秘密之揭示。如果选择了这种诗书画独立的评价道路，那么，艺术本身的独特性便得以强化，相应对，艺术的共通性则被忽略。从这种特殊性的眼光入手，不仅可以重新评价中国艺术，而且可以预测中国现代艺术的民族精神之回归。从纯粹中国诗书画的眼光来看，从纯粹生命哲学的意义入手，屈原的楚辞，陶渊明的诗歌，李白、王维的诗歌，苏轼的书法，荆浩的山水画，范宽的山水画，石涛的书画，郑板桥的书画，张大千的绘画，徐悲鸿的绘画，徐志摩的诗，启功的书法，顾城的诗，等等，在中国文艺美学的新视野中，也许可以获得新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艺术分离和艺术独立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不是基于孤立的艺术立论，因而，这种评价本身，一方面重视艺术间的比较，同时，也重视艺术自身的哲学把握。得意忘言，得意忘形，得道乐生的美学法则或启示法则，艺术的根本，在于守护生生之德，在于使人获得了本原的生命快乐。悟道通神，使人接近了生命本身，从这种超越之境中，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本真性。
于是，诗书画的创造和领悟，由中国古典生命哲学的方向上开导出来，它既是感性的生命体验，又是理性的生命反思。为了获得生命自身的乐趣，我们不再局限于艺术符号自身，艺术的符号化作了生命的血肉，艺术的情感意义让我们接近了生命的本原。艺术的初始和终极目的必然如此，中国艺术力图在这两方面得救。中国艺术的生命意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之所以被遮蔽，就是因为人们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的同时，而忽略了艺术的精神的根本性展示。艺术形式离我而去，生命意识则切近我自身，于是，真正领悟了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趣，就变成现实。这是一股穿透宇宙，穿透历史，流贯生命全程的饱满之力，充沛精锐之力，新生命之狂欢和奔腾涌动之力，在力与美的体验和领悟中，我们才能获得内在的神性。尽管如此，还必须看到，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文人趣味，极大地妨碍了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美学革命才显得非常必要，新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尤其是与西方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相交汇的新的思想建构才显得十分迫切。
第二节 生生之德：美学对话与新儒家
1.儒家美学的主导地位与新儒家美学的历史转型
在理解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美感艺术形态之后，自然，要深入理解原始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要想真正详尽地解释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美学思想，显然，不是本书的任务，我更希望选择一个特殊视角，考察原始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于是，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现代新儒家的美学思想。新儒家美学，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而是融入了原始儒家和道家思想，综合了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现代生命价值观念，是从道德理性与生命价值入手去探究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自由的哲学派别。所以，从新儒家美学出发，我们不仅能对中国古典美学，而且能对中国现代美学形式有基本的把握。
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探讨新儒家与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关系，新儒家与佛家的关系，进而探讨新儒家与西方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存在论哲学的关系，我们以此作为考察“新儒家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新儒家”这一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义：一是指宋明理学，即朱陆所代表的不同儒学思想；二是指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中扎根于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的新理论派别，人们习惯于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为了标明这种区别，有时人们直接用“现代新儒家”这一概念，以相别于宋明理学意义上的新儒家。由于新儒家在探讨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时，总要涉及美学问题，故而，“新儒家”论诗与美的一些基本看法，从美学思想史视野来看，也不妨称之为“现代新儒家美学”，应该说，它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事实上，现代新儒家美学，如果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那么，很有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价值体系，因为它在保存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对西方古典哲学思想和现代理性主义思想进行了很好的综合。新儒家美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化了儒家的生命哲学观念，那种与天同一的生命哲学崇拜，极大地张扬人性生命中的正价值力量，也使个人的主体性创造的尊严在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与此同时，它们的诗性浪漫观念与礼乐和谐观念，使个体生命处于诗性自由的想象与体验之中，能够极大地张扬生命的主体性创造个性。从比较意义或文化综合意义上说，新儒家美学，是充满着力量与价值的现代浪漫美学。新儒家美学，带有鲜明的文化综合与文化比较意识，例如，古今思想综合、中德思想综合、中印思想综合等。
从方法上说，这种比较综合的立场，已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选择。我们既不能完全西化，又不可能完全保持古典，那么，以古典为中心价值原则，融合西方的自由美学思想，就成了新儒家的正确选择。比较的目的，决不应停留在平行比较、历史分析和现代综合上。“比较”，就是为了在历史文化的深处寻求智慧的启示，也是为了坚定民族诗学与美学话语立场，发掘民族诗学与美学的深义，并且融合其他民族诗学与美学的智慧来丰富本民族的诗学与美学创造。
新儒家美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以生命为本，以诗性为本，以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的思想精髓为本，强调道德与理性的意义，强调生命的自由与和谐。就思想渊源而言，他们强调原始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学说中的仁爱精神和孟子学说中的狂儒精神，也强调原始儒家思想与希腊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和德国思想的浪漫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阐释而言，他们尤其注重易学精神对生生之德和生命变易精神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统合儒家道德论和道家道德论的合理因素，使中国古代道德论与生命论，在审美自由想象和体验中，得到包容与发展，甚至可以说，传统道德论的不利因素，在中国生命审美自由论中得到了奇妙的统一。因而，新儒家的美学，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包容着中国传统审美道德思想智慧，而且，在世界视野中，既具有与西方生命美学相通的一面，又能弥补他们把审美与道德分离的局面。基于此，新儒家美学具有特别的思想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从新儒家的美学思想出发，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生命概念在美学中的意义，显然，很有必要认真地探讨一下中西生命美学价值形态。“生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是最核心最基本的概念，中国文艺美学尤其重视这一问题。在西方文艺美学中，生命概念，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随着现代语言哲学的兴起，生命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以此为基点的美学价值形态，也就受到强烈冲击。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康德到席勒、叔本华，从尼采到狄尔泰、海德格尔，皆有对生命哲学精神的崇尚，也有对生命本源精神的推重，但是，在具体的思想论证中，他们并不重视生命概念的论证，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过程中。从存在论美学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生存解释就很有意味，但是，海德格尔不谈“生命”概念，也不用“体验”概念，并对狄尔泰的生命体验美学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只用“此在”和“存在”。这说明，生命美学观念或生命概念，在思想的论证中有其含混不足之处，不过，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生命美学仍有强大势力，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丢失了生命概念，似乎失却了文艺美学的根本。因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许多理论家仍倾向于建构生命美学。
2.生命诗性与礼乐调和的情思：与西方深层对话
尽管如此，新儒家美学的生命道德观念和审美道德观念，还没有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价值共识，因为我们还在探讨各种各样的西方美学思潮，试图以西方美学来改变当前中国美学的思想困局。其实，中国现代美学的内在焦虑，是由于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审美文化价值的认同存在具体矛盾。
现代中国美学，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也必须有自己对生命与审美的理解，新儒家美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先导性价值原则与创造规范。在当前的比较诗学与美学探索中，存在着这样倾向：即评价中西诗学与美学时，以西方当代诗学与美学作为基本尺度，以现代诗学与美学观念解释古典诗学与美学，同化古典诗学与美学，并以当代诗学与美学的西方最新解释模式来否定古典诗学与美学或传统诗学与美学。在他们看来，传统诗学与美学远离了“诗的事实本身”，这种彻底摧毁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努力，实际上，受到了西方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新儒家美学的发展，不得不直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挑战，因为我们已经从观念上接纳了西方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特别是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解构主义思潮，可以看作是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在德里达看来，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只要他“手指”轻轻一点，顷刻就会瓦解。德里达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弊端，那种理性中心主义原则、主体性立场，实在过于独断，因而，他力图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声音中心论原则，强调“在无底的棋盘上游戏”。德里达的哲学革命，的确，具有颠覆性，事实上，他也看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然而，诗学与美学的发展，决不会在德里达这里止步。在瓦解了一切、颠覆了全部传统时，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
无论是多么新异的思想，它最终必然融合到传统之中，时间能抹平人的一切蛮横、莽撞和独断，因而，在尊重解构主义，看到德里达思想之合理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古典诗学与美学传统的合理性。从思想建构和独创的意义上说，否定一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从历史继承与古今对话的立场上看，古典的东西并不像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过时，相反，在历史的作用力中，它们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认同当代诗学与美学原则的同时，必须看到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对于古典诗学与美学，绝不应简单否定，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当代转换，恰好是中西比较诗学与美学的难题之一，也是未来诗学与美学重建的基本理论依据。
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探索者来说，如何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吸取资源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儒家的哲学与美学视野中，儒、道、佛并非彼此对立、互不相融的思想体系，而是可以互通互渗的。在熊十力的思想中，佛、道思想对他的儒学思想解释与建构，直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现代新儒家思想而言，我们并不重视思想派别之间的分延，而是重视对生命与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开放性与综合的思想倾向，使现代新儒家思想极具包容力，而且具有饱满的思想力量，使生命本身显得恢弘博大、深邃无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