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日记只记录了他和克莱恩、赖特谈话的主要精神。赖特在会谈后发给国务院的汇报中，对整个谈话经过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根据赖特的汇报，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中法建交的后果和影响表示了几个担心：一是担心对台湾军民士气的打击，二是担心共产主义影响在日本的扩大，三是担心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气焰。蒋介石强调：美国没有意识到最近东亚恶化的局势对台湾民众和军队士气的影响，中共将利用台湾低落的士气来渗透和颠覆台湾，不动一刀一枪，实现“和平解放”，使得美国第七舰队无用武之地。在谈及日本在亚洲反共联盟中的作用时，蒋介石指出：他没有将日本包括在内，是因为日本的宪法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渗透已经很深了，日本已经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池田政府控制，另一部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不应该低估日本在东方的作用。话题转到东南亚，蒋介石声称：中法建交扩大了法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共产党将利用法国的影响来破坏美国的行动，最后迫使美国撤出南越，而美国从南越撤退将对美国的声望造成如此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不管美国如何保证，韩国和台湾都会对美国失去信任，士气将大跌。蒋介石还用二战后美国调停国共冲突的所谓历史教训来敦促美国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政策。他说他曾告诉美国调停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如果美国不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的政策，大陆就会沦入共产主义之手；同样的道理今天也适用于东南亚和台湾。蒋介石还再次重申他反对“两个中国”的建议：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反攻大陆就有希望，台湾军民的士气就会高昂；“如果我们三年前采取行动收复大陆，那么今天法国承认（大陆）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很明显，对蒋介石来说，中法建交所造成的危机既包括危险又包含机会。一方面，法国承认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带来危险，对东南亚的反共力量构成危险；另一方面，戴高乐的行动又给了蒋介石一个在美国人面前再次强调反攻大陆重要性、再次强调在东南亚（特别是南越）遏制共产主义重要性的机会。蒋介石提出的建立台湾和南越反共联盟的构想，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和南越变成一个战场，迫使美国同意在南越的剿共行动中使用他的军队，从而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创造机会。
蒋介石有关美国在南越必须坚决遏制共产主义的言论为美国官员的越南战争升级理论提供了证据，因为他们在向美国民众解释美国为什么必须干预越南时，用的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逻辑和说法，他们也强调共产党夺取南越会产生的连锁反应，即“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也指出美国是否在南越顶住共产主义牵涉到美国在盟国眼中的“声望”和“信誉”。也就是说，美国官员在谈到越南问题时经常挂在嘴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不是属于空穴来风，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掩盖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幌子。起码像蒋介石这样的盟友就赞同“多米诺骨牌”理论。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详尽解释法国这么做的原因以及中法建交的意义。他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还在讲话中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敬意。戴高乐的讲话使蒋介石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戴高乐在宣布承认北京时还会美言他几句，这使他那颗由于中法建交而伤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其日记云：“此次法‘匪’建交声明后，不料戴高乐三十一日对记者会之谈话以完全颂扬我功业与民族精神之伟大，次乃其与‘匪’建交对我外交上作答，对我大有助益，不仅为光荣的失败耳。”蒋介石还记录了他对苏联在法国承认北京问题上态度的观察：“法‘匪’建交后，俄态表现虽冷静，且认此为与俄和平共处之主张相符，但其内心对‘共匪’更具戒心与敌视，无疑此于我反攻计划将更增加效用乎。”很显然，蒋介石一直在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希望能够在中苏分裂中找到可以为他所用的东西。
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回顾了过去一个月中台湾所经历的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由于“周鸿庆事件”而引发的台日矛盾、中法建交、美国的压力等），不禁感慨万分。他写道：
自去年杪日本受其日共之压迫押解周鸿庆回大陆后，我国外交至本月最为艰危，但精神振奋，努力斗争，亦已此为最极点，并未因此略抱悲观，而其间最不幸者，乃为美国之无理干涉，强制压迫，无所不至，最足痛愤，但亦因此而激起我独立自主、不屈不挠之精神，使美方有所认识也。本月可谓外交奋斗月，用心最苦，但反攻军事行动之决心亦因此而得确立，不能再有其徘徊犹豫矣。
2月1日，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沈昌焕将他对戴高乐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反应转告给法国驻台北的“代办”皮埃尔·萨莱德（Pierre Salade）。蒋介石的反应包括，感谢戴高乐“对我之道义与情感一如往昔”，希望戴高乐在与北京的关系上“至此为止，不可再有进一步实现建交之行动，意在不互派使节”。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法国继续忍耐，即使巴黎和北京互派使节，如法国不主动同台湾绝交，台湾也不撤退“驻法使馆”，这样，世界舆论将同情台湾。对美国的不断施压，蒋介石非常恼火，其2月7日日记云：美国视“我政府为其玩物，不仅视为幼稚无知，而已可痛。现在不必再对美作答，先问其对我与克来因所谈者是否作复，如其对我意见不予采理，而只要求我国无限期的永蒙耻辱，则我必不能对人民与国家永无交代，而国民亦对我政府决不能支持与谅解也”。第二天，他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外交不择手段，专以利己损人，不惜牺牲盟友……之卑劣心理，令人更为痛愤，但亦可因此更增我自重永存之决心，也在国际上艰难与耻辱日增一日。在此时期中，似乎一片黑暗笼罩在我心头，但亦光明即在目前的信心更强。”
2月10日，法国驻台北“代办”萨莱德口头通知台湾“外交部”：法国即将与中国政府互派代办，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日召开临时院会，详加讨论后，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断交”决定，同时下令“驻法代表”高仕铭，“准备即日下旗闭馆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