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对李的刺激实在太大，使之决意压制日本，而不计代价。
又有人说，联俄制日是西太后与张之洞以及全体重臣达成一致的国策，李鸿章只是执行而已。
最后还有人说，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恐惧俄国的，既然打不过他，不如与他合伙。
众说纷纭中，回头看去，1896年周游世界的李鸿章，唯一能够经受时光检验的美妙回忆，莫过于他对美国的顺途访问。
美国之行
8月28日，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纽约。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
在这之前，李与美国打过无数次交道。但两脚扎实地站在彼国的土地上，则无疑又是一种全新的感触。这是一次奇妙的邂逅。一个落难的老英雄，和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帝国。一双古老文明的眼睛，去看一群充满创新力的国体。
中堂老矣，目力早已衰退。马关的遇刺，更加剧了这种衰退，但在1896年的8月28日，中堂的眼睛似乎获得了一个回光返照的真切。
那一天的欢迎仪式是热烈的。热烈到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
港口，迎宾彩船与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
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
码头，200多名第六骑兵旅的骑兵，穿着带穗带的蓝制服，戴着饰黄羽的盔帽，迎接李鸿章登岸。
助理国务卿诺克赫尔，与李鸿章的老朋友——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一起来到码头迎接“东方的俾斯麦”。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的卢杰将军更是率着部下一路迎上了“圣·路易斯”号。
20层的高楼，李鸿章确是见所未见，但更吸引他眼球的，还是楼上楼下的人们，似乎这里的人民有无穷的精力，他们冲李鸿章拼命挥动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又唱又跳又叫。
不成体统乎？可爱异常乎？
李鸿章看美国人，美国人同样在看李鸿章。
美国记者说：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据说：那天参加欢迎仪式的公民超过了50万。
8月30日，李鸿章来到了他的老朋友格兰特的墓前，“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9月2日上午九时许，李鸿章干了又一件很超前的事情。他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12名记者的专访。其间谈到了李鸿章一贯关注的教育问题：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在1892年通过了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利制定的《格利法》，歧视在美华人，严重侵犯了华工的正当权益，故而这个问题也成为这次问答中的一个重要且敏感的话题：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在李鸿章看来：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
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最后甚至还说到了媒体本身的发展：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采访结束后，美国人说：坦诚，谦虚。
9月3日，李鸿章又会见了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又去了费城。在那里他参观了独立厅与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国会山和国家图书馆。
9月5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鉴于当时美国依然对华工态度恶劣，李鸿章拒绝从美国西部回国。这是他对美国最后也是唯一的抗议。
陆沉的新时代
告别了美国的热烈，李鸿章又回到了一潭死水的大清国。在这里，没有人向他咨询，也没有人与他交流。相对于李鸿章的所见所闻，朝廷更激动于清俄密约的签订成功。而李鸿章得到的，是一个总理衙门行走的冷板凳。
闲极无聊中，李鸿章来到圆明园故址，面对那风化在遗忘之海里的断壁残垣，久久无语。但就是这么一件事，又被言官揪住不放，扣上了一个“擅游圆明园”的大帽子，罚俸禄一年！
未几，变法大潮席卷京师。面对新旧两派的激烈争论，李鸿章的处境是尴尬的。
变法的人骂他见识浅陋，只知枪炮子药，是反动派的代表。可反对变法的人也骂他，说他崇洋媚外，好以利禄驱人，实为康党靠山！
尴尬中，李鸿章问要尽废六部的康有为，六部都废了，那么过往的“则例”
是否也要全盘抛弃呢？
康说：当然要抛弃。因为今天是一个多国并立的新时代，而不再是传统的大一统世界。我们的法律与官制都是大一统的历史产物，已经不能再适应现实了！
事后，李喟叹：“康有为，吾不如也。废立制艺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矣。”
可是当李鸿章拿着3000两银子，要加入强学会时，却被拒之门外。因为维新少壮派们嫌弃李鸿章名声太坏，还是划清界限为上。
再后来，变法失败，人头乱滚，康、梁外逃日本。国内西太后大兴文字之狱，以变法为雷池，大搞政治株连。西太后甚至问李鸿章：有人检举你也是康党，你作何解释啊？
一向以圆滑着称的李鸿章，这次竟在人人避“康”字不及的环境下，冲西太后喊了一声“臣实是康党”！并说：关于废立之事，臣不发表意见。但是六部确实该废。如果说老制度能让中国富强，中国早就富强了，还会等到今天吗？如果主张制度变革的人都被指为康党，那么臣无处可逃，只有也承认自己是康党了。
西太后拿他没辙，干脆让李去当两广总督，远离权力中心，又保留了一张外交上的王牌。
与此同时，李鸿章给康、梁送去活动经费。并三次托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熟人给康、梁传话，以“韬光养晦”相勉励，让他们精研西学，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举”。
可是，李鸿章、康有为、大清国都没有等来这再举的一天。
李鸿章无法阻止西太后不宣而战地袭击列强驻华使馆，也无法阻止西太后随后闹剧般地对全球列强的不点名集体宣战，更无法阻止其中八个应战国家进入北京城。他的两位老部将——罗荣光与聂士成进行了军事上的玉碎抵抗。密集的火力排射下，坚守大沽的罗荣光选择与炮台同碎。在天津郊外顽强阻击联军的聂士成，则在弹尽粮绝之际，拒绝了联军的劝降，穿上他的黄马褂，戴上所有的勋章，骑上战马，手挥军刀，冲向联军的阵地。那是老淮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最后的一曲挽歌。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清王朝两次丢失了自己的首都。同样是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西太后在连续四场战争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犯了同一个错误。远在南方的李鸿章则又一次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刻，临危受命，孤身北上，靠外交手段去挽军事上惨败的狂澜。
码头上，南中国的官员们列队恭送李大人北上善后。闷热的船舱里，寂静中，竟有人清晰地听到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不知道这是悲壮，还是悲哀。
这是大清国的悲哀，是李鸿章的悲壮。
只可惜这悲壮从不被允许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出来。毋宁说，在环游世界的1896年，相对于发挥余热的壮志，七十四岁的李鸿章，是怀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离开美国的。
在他的眼前，是一块即将陆沉的古老土地，和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工业强盗。而在他的身后，却是一块貌似与世无争的大陆，与一轮即将升起的骄阳。
这就是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被遗忘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