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枪可以减去1亿两，那你们干脆再打老夫两枪好了。
日本人当然不会再打李鸿章两枪。于是双方只有沉默，尴尬的沉默。
三月十一日（4月5日），日方的最后答复期限已到，可清廷的进一步指示却没到。李鸿章也只有再次一力承担，向日本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外交说帖：《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复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全权办理大臣所拟和约底稿说帖》。
在这份说帖中李鸿章首先重申了自己的枪伤未愈，“设此说帖内回复之语，有不周不备之处，实因伤疾未愈，力不从心。尚祈贵大臣原谅。数日之后，必能一一详覆也。”然后他从四个方面回复了日本的提案。这四个方面分别是：一、朝鲜自主问题；二、让地问题；三、兵费问题；四、通商权利问题。
关于第一点，显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余地，也不再有争论的价值，所以包括小标题在内，李鸿章一共只用了59个字就结束了这一话题。但接下来的三个话题就不免要李中堂大费一番口舌了。
关于割地问题，李鸿章认为，应当超越一时的战争胜败，从两大民族长久的和平着眼，始有真正的和平。回想开战之初，贵国公使不是已经向各国声明了吗？“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和谈之初，贵国又说，此次和谈的目的在于“俾两国及其居民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可现在贵国所采取的行动却恰恰是背道而驰，“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今日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东亚大局也就不可再问了。
不错，现在日本强而中国弱。但强弱之势是变动不定的。若日本真“徒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尔。”
至于赔款，“现查日本所索兵费数目，必非中国现在财力能偿。现如将内地赋税加增，百姓必至相率为乱。盖国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为深耻。如复横征暴敛，贫民岂能相安？如将洋关之税加增，而现在未届修约之期，各国何能应允？
且一时纵可修约，必待各国众谋佥同，方能开办，亦属缓不济急。至商借洋债一节，亦必以新关税款为质。且和局已成之后，中国必须办理善后事宜，在在需款。故非请日本将拟索兵费之数大加删减不可。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胜，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化出扣除。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尚望贵大臣详细思之。”
最后，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特别强调了一点：“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更可怕的还在于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必将对中国的民族企业造成灾难性打击。总之，“此事关系中国经久章程，各国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时战争遽行更改也。”
在逐条陈述中方意见之后，李鸿章又追加了一个额外进言：本大臣尚有一言，效其忠告，惟贵大臣恕而听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今和局将次议成，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国大臣深谋远虑之心为师法，而保两国民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国势现在已甚强盛。而人才众多，尤为方兴未艾。今日赔款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本大臣为中国头等全权大臣，自能代中国决计，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订一周密完善永远和睦之约章，俾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如此和局订约者，不但不遭后人之唾骂，亦且与有光荣。庶东方两大国百姓，日后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实基于此，望贵大臣熟思而图利之。
读完这份说帖，陆奥宗光也忍不住赞叹其“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一向风度翩翩的伊藤博文读后却忍不住动了肝火，他认为：“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
春帆楼上，城下之盟
苦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北京的最新指示：来电首先训斥了李鸿章的办理不力，但接着又让李鸿章见机行事，自作决定。并暗示日本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若此时不签约，只怕连这一亿两的回旋也将失去。其潜台词就是，条约要签，黑锅则由李鸿章来背。
读完电报，李鸿章沉默了。沉默后，他将电报丢到了一边。他还要与日本人再争，因为：争回一分有一分之益。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与北京的密电码早为日本破译。他又哪里知道，当他大演苦肉计时，日本人唱的却是一出空城计！
事实上，日本为了这场战争，已花掉两个半年度的财政收入，剑虽利，钱已空。正如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日本）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的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
诚然，大清国并不具备与日本打一场全盘持久战的软、硬实力基础。但至少只要大家一齐努力，损失还是可以比现实中降的更低的。但可惜，没有先进的情报机构，缺乏拥有现代智识的智囊团，就靠一个七旬老翁，单枪匹马，去和日本人拼抢，又如何挽回颓势呢？至于英国人，自然更不会主动给李鸿章提醒，因为他们还需要日本帮他们抗衡俄国这个巨怪。
所以日本人最怕大清国以此为借口，撤回全权大臣，并争取二三西洋列强的同情，在他们的调停下，重新洗牌。可是，北京的电报扫除了一切疑虑。于是，伊藤一扫前几日的谦恭，又说起硬话来：若贵国再不签约，敝大臣一声令下，60艘运兵船，就将满载大军，在小松山亲王的指挥下，直捣北京！
留给李鸿章的只有无望中的挣扎。
据陆奥宗光回忆，直到签字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仍在不断哀求，哀求日本无论如何，将那两亿两的赔款再减一些。
五千万？再减五千万，为两国长久之友好？
两千万？再减两千万，为日后的和平共处？
最后，李鸿章甚至哀求伊藤，无论多少，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就再减一点吧。就算，就算是老夫此次回国的旅费了。
在陆奥看来：“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争得一分是一分吧。
但终于，一分也争不回来。
三月二十三日（4月19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它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讲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另约》则规定：
一、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三、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外，还签订了《停战展期另款》二款：
第一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订约停战，从此约签定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此约所订停战，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照，如在期内，两帝国政府无论彼此不允批准和约，无庸告知，即将此约作为废止。
双方约定5月8日在烟台正式互换批准书。而正式的谈判则早在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前两天就已结束。伊藤兴奋地提醒李，当年天津谈判也是在阳历的4月15日结束的：“亦可谓奇矣！”
木然中，李鸿章也只有生硬而尴尬地应一声：实属奇也。
更奇的还在于，后人忽然发现，当年李鸿章少年入京之时，就已预写下了一生的自传。
那是一首非常着名的述志之作：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所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说的不正是他少年的功业之心和非常之志吗？
所谓“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说的不正是他从东南到华北，千里转战，得封肃毅伯的事迹吗？
所谓“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不正是他走在时代前列，任劳任怨，一生追赶世界先进行列的缩影吗？
所谓“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不正是写他此刻在日本一生功业的扫地吗？（注：瀛洲在当时有多重含义，其中一个是对日本的艺术化称呼）奇哉？不奇哉？
也必到此时，李鸿章始彻底认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纸片为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政治老人的认输中，大清国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中国也随之失掉了一次宝贵的现代化转型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