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在完成护航任务的前提下，与日方进行了会战，保住了主力，定、镇一艘未沉。会战中，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对定远舰的救护，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独力吸引整个第一游击队达四十一分钟之久，为海战的转折做出巨大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亮点。至于定远一炮使日军旗舰松岛号丧失战斗力，更是神来之笔。相反，日军遭重击后率先撤离战场，并遭到北洋水师的追击，怎么能说是胜利者呢？
两派的分析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根据。综合论之，我们不妨得出如是一个结论：黄海海战是北洋水师的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以高昂的代价，挫败了日军的会战企图。如果要说得再精确一些，我们不妨在“挫败”之前再加一个修饰词：暂时。历史是一个整体，战争亦然。
一次会战，不仅对以后的作战产生影响。反过来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也受日后作战流程的反制约。这就好比下围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后就不能再移动了，可以改变的只是未来，而当未来被改变后，过去自然也就被改变了。比如，原来觉得选点还不错的子，随着棋局的进程。可能会变成废子；原来可能很平凡的一颗子，由于己方的经营或对方的失误，也可能在相隔数十乃至百余手后大放异彩。
下棋如此，战争亦然。
中日两国争夺黄海制海权，鹿死谁手，无疑不是一场大东沟海战所能决定的。要把这盘海权争夺棋继续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修好伤痕累累的军舰——中方如此，日方亦然。
战争的决定权，遂由军人与枪炮转向工人和虎钳。
先看大清的抢修工作。
首先遭遇的就是硬件匮乏，不仅军舰的大炮钢底钢圈等大物件没有备用配件，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也付诸阙如。“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一旦急需，非购自外洋不可得。临阵施放，难保无伤。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国内又多不能生产，只好由天津军械局临时向外国订购，而何时能到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其次又触了人员短缺的暗礁。旅顺口的熟练技工本来就不敷使用，开战以来又屡有逃亡。迅速从外地厂矿企业抽调技术过关、政治可靠的工匠，前往旅顺会修，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李中堂给盛宣怀下了死命令：“靖远”必须在十日内修复，“定远”“镇远”则不超过一月。九月初二（9月29日），李又电令：“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九月初六（10月4日)更进一步指示：“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舰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盛宣怀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大沽船坞、唐山矿务局、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抽调员工。不料事出意外，工人们纷纷罢工，要求超额加薪，不然拒绝征调。
一番讨价还价，盛大人慷慨地同意了他们的加薪要求，火速送往旅顺交差。
可谁又料到，负责北洋水师后勤工作的龚照玙，偏偏这个时候又上了牛劲，坚持按旅顺口工人原工资水平发薪。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连带着很多原地工人也起了哄。龚照玙一怒之下，竟将第一批技工就地遣散，甚至拒收后续工人。这一下可急坏了隔海苦望的盛宣怀。
盛急电龚：“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
这已不是单纯的官府腐败或民众奸猾所能形容。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架构原始化，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资格。到头来，再想靠李合肥一只放大镜，一群老幕僚，几个电报员，去抗东瀛举国之众。“驯致贻误事机”，还要“定惟该大臣是问”！
不败何待！
当历史的镜头，再转向日本列岛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
联合舰队弗一归港，紧张的抢修工作便不分昼夜地疯狂展开。加之日本军舰的损失本来就轻于清军，结果，仅仅5天，联合舰队便恢复了战斗力。9月23日，当“浪速”与“秋津洲”两艘日舰试探性地出现于中国海域时，北洋水师企业依然是一窝病猫！
一进一退之间，日军终于抓住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制海权。在这里，后勤的功劳，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清军的失败，原因无外：（一）管理混乱；（二）体制落伍；（三）缺乏足够的熟练技工，现有技工的精神面貌也不佳；（四）战前长期经费无着，缺乏对相关维修器具的更新保养，也缺乏对相关备件的预购储备。至于各省大员，京中朝臣，也是唱高调，说风凉话的多，干实事的少。
李鸿章也只能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但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他也只好恳请皇上“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但遗憾的是，日军已经不再给清军时间了。
国门洞开
就在大清国的君臣还没有弄清楚黄海海战究竟谁胜谁负的时候，平壤的败讯传入了京师，中枢的第一反应就是：严惩李鸿章。
至于严惩的方法，一为交部严议；一为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观后效。
光绪最终选择了后者，算是给了李鸿章些薄面。但对于叶志超和卫汝贵就不那么客气了。
九月初三（10月1日），上谕撤去叶志超前敌总统一职。
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上谕再下，将叶、卫二将撤职查办。
查办的结果就是，叶斩监候，卫“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更有意思的也许还是二人被判刑的理由：叶志超之罪在放弃平壤和不守安州而退扼鸭绿江。卫汝贵之罪则在克扣军饷、军纪不严，与未能阻止叶志超放弃平壤。
似乎大家早已忘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一）叶志超放弃安州本为奉旨行事。
（二）平壤之失责任万千，头绪繁多，是否卫汝贵一死就能抵平？
在李鸿章的努力周旋下，叶志超最终侥幸逃过一死，无官一身轻的又跑回安徽老家当农民去了。而卫汝贵就没那么走运了。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还没等李鸿章采取挽救行动，卫汝贵已在北京西市身首异处。
此时再想退守安州一线也已不可能。对此，中枢也很清楚。所以上谕批准了叶志超退防鸭绿江的建议。只可惜，鸭绿江防线也只是一个空壳。
如果能将“平壤-黄海双重会战”与“镇南关保卫战”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首先镇南关之战属于家门槛上打仗，在有利的战场上聚集了3万大军，对3千法军，天时、地利、人和三全。其次，冯子材发扬风格，先以自己的二流部队与法军缠斗疲敌，而保留精锐淮军作生力军反攻，再将次级精锐湘军派往法军后方袭扰彼之后勤线，故能克敌奏功。而“平-黄会战”则反是，首先，四大军孤军深悬，后路无着，而对手反可依托海军对朝鲜东海岸的控制分进合击。其次，各省援军未到，就盲目倾北洋主力入朝，以柱石为孤注，胜则元气大伤，败则全局败坏。最后，由于战线的过度延展，李鸿章只有冒险派北洋水师为增援陆兵护航，终使其“保船制敌”的战略尽付东流。英雄扼腕之间，国事遂不可再问。
事实上，平壤之败，大清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朝鲜，同时出现的，是一个环渤海湾的巨大真空地带。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就叫“鳄鱼的软腹”，何况大清国还算不上“鳄鱼”。
大清国的陆军精华已尽毁于平壤，下面再打，只有临时募兵。
中国地广人众，人数是不愁的，可是工业革命后的战争模式与农业文明时代已大大不同了。传统战争技术含量低，个人的武功勇气，指导官的阅历，军队的数量优势都是非常重要的。三者结合，往往所向披靡。现代化战争则不仅保留了传统战争的艺术性，更空前加剧了它的残酷性与专业性趋向。到20世纪甚至出现了所谓“技术专家”与“科学家”密切接合的战争模式，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不李鸿章怎么老要“变法”呢。可“法”终于没有变。
新兵虽已到防，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总还算老中堂待这些新募兵不薄。精锐西洋武器，尽量拨发。这也是李鸿章唯一能干的事情了。他希望精良的武备能尽可能地弥补他们训练的缺乏。同理，他也不得不叹息，这样的武器给如此的士兵，实在太可惜了。它们的精良犀利是注定不能得到发挥了。真不知重洋之外，这些武器的设计师们，是否也会有明珠暗投之叹。而形势的发展，更有远出李鸿章意料之外者。
所谓“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
所谓“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
所谓“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
所谓“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相形之下，平壤守军的表现，已属上乘，可惜了李鸿章北洋练军20年的精华，毫无意义地毁于一旦。
军火的困难也日趋严重，以致张之洞喟叹：“方今求一千支枪，难于筹十万之饷。”而筹十万之饷又难于募十万之兵。
可是，买不来武器怪谁？廷臣们说，怪驻英公使龚照瑗。言路弹劾，皇上申饬，又是买军火一事无成，又是电报文理不通，指责的实在是莫名其妙。问题就出在龚照瑗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所谓“敲山震虎”者是也。影响所及，李鸿章的老部下川督刘秉璋，与李鸿章的大哥粤督李瀚章，也为言路攻击，相继告老还乡。至于屡立奇功的聂士成、吕本元、章高元诸将，则已无人再提及他们的淮将背景。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叫张仲炘的御使，居然在弹劾奏折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据他掌握的情报，李鸿章早和明治天皇暗结了亲家，李鸿章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天皇则认李经方为东洋国驸马。此外，据说李经方有800万两白银的巨款存在日本银行。故而此次中日开战，这父子二人皆盼日本获胜。
大清到最后还是内外不同心，南北不合势，打外战无方，搞内讧有余，不失败倒怪了。
10月22日（九月二十四日），山县有朋率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第一军大举进犯鸭绿江。26日（九月二十八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
大战在即，太后在过六十大寿，小皇帝与廷臣们却仍在忙着打击李鸿章。
他们不满李鸿章的懦弱，搬出贬退多年的恭亲王出山，却发现恭亲王比李更“软弱”。
他们还不满李鸿章的怯战，于是召湘军老将刘坤一入京，不料刘推三挡四，死活不肯出山海关督师，只因他深知“仅与左右数十人赴关，四顾旁皇，不知为计”，守关诸军“枪械多缺，万一有警，何以支持？”
于是只剩下天津城内的李鸿章，手拿放大镜查看地图，苦思破敌之计。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由于东北地区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有极其特殊的心理意义，断不容倭夷践踏。万一龙脉破断，大清朝的气运可就完了。在这点上，清流与皇族之间达成了惊人一致。
所以大清才把新募营放在旅顺、大连，而将大批由宿将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都置在鸭绿江一线。后者自西至东计有：丰升阿，聂桂林的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20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狐山个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的原卫汝桂所部盛军（18营，守沙河镇一带）；刘盛休的铭军（10营，另二哨守九连城）；聂士成的牙山军（4营，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马玉昆（5营，守榆树沟）、宋得胜（4营，20人守苇子沟）的毅军；依克唐阿的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20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旬河口一线）。
以上各部共计70余营，2万3千余人。除依克唐阿所部外，统由七十五岁老将宋庆指挥，率400亲兵设司令部于苇子沟。若说旅大守军是“问题儿童”，那这些部队就不能不说是虎狼之师了。
相形之下，来犯的日军还是第一军，只不过数量增到了2万5千人。和清军相比，并不占据太明显的优势。武器装备还稍劣于清军。再考虑到防御的优越性，清军几乎可说已稳居上风。只要宋庆、依克唐阿能在鸭绿江打出大清国的国威、军威，旅大地区的新募营弱又如何？
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22日，日本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24日，日军声东击西，以小股精兵偷渡过江，渗入依克唐阿与聂士成的接合部，潜伏待机。25日，正面大举进攻，江左伏兵呼应，26日即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不仅宋庆的前沿指挥所转眼成了山县有朋的司令部，清军的74门火炮、4400支步枪、400多万发枪弹和5000余石军粮，也一并成了旭日旗下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