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日本则大力渲染俄国威胁的可怕，与中俄联盟的严重性。日本的高级笔杆子们，以受雇于日本驻英使馆的德籍秘书西博尔德的名义写了一份数千言的备忘录，宣称一旦俄国南下，朝鲜是肯定无力抵抗的。而俄国之所以迄今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西伯利亚铁路还未通车，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撑。但毫无疑问，这一天即将到来。到时候，中国既无实力抗俄，也无此意志力抗俄。结果为了保住本土的安全，中国必会将朝鲜转让给俄国。而一旦俄国占据了朝鲜与远东的不冻港，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从长远看，绝不能允许朝鲜落入俄国之手（这一点，日英早有共识）。同理，在短期内，也不能容许中国控制朝鲜，因为中国控制朝鲜也就等于长远的俄国控制朝鲜。而真正能与大英帝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坚定不移地抵抗俄国南下的只有日本。
在这里，日本人很巧妙地偷换了辩题。将中日冲突与英俄矛盾挂钩，利用英国人的恐俄心理大做文章，可谓精明。
6月底，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建议，中日俄三国派员，到天津会议，以妥善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明显将英国排斥在外的计划，自然会引发英国的反击。7月初，英国政府建议，由英德法俄“五强联合调停”中日争端。但这个计划又遭到俄国抵制。于是，英国于7月中旬又提出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划区占领”，互不侵犯，徐图和平解决的新方案。
虽然英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照会了俄国，并希望能得到俄国的谅解与支持。
但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中日。如果两国真能达成妥协，俄国赞成于否都不足以根本改变结局。可问题正在于日本蓄谋已久，岂能善罢甘休？而大清国的外交手段，又不免太拙劣。
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的两大得力幕僚——马相伯、马建忠两兄弟就向李建议，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朝鲜问题越来越棘手，恐怕日后会造成比越南更可怕的不利局面。中方应及早脱身，以免为朝鲜所累。关键是既要脱身，又不能让某一个列强控制朝鲜，从而威胁中国的安全。所以选择有二：或让朝鲜独立，放弃宗藩关系，并促其开国，从而在列强的共同承认中相互制衡，构成中日俄英之间的共同缓冲区。或干脆并朝鲜为郡县，列为第19行省，在中国的主持下对外开放，以市场换安全。
结果，这两个建议李鸿章都不敢采纳。首先，他无权放弃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其次，他也无力并朝鲜为郡县。一句话：大清国我都不敢保证他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乎？
李鸿章的坦诚令马氏兄弟震惊，震惊之后，马相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现在，大难当头，再不弃子，只怕要全盘皆输。
朝鲜地处中日英俄四大国的实力交界处，列强不会允许任何一国独占朝鲜。
朝鲜自身的民族主义也正在觉醒，大清再想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也确实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倒不如断然弃子转换，从朝鲜脱身，转身致力于国内久久不能实施的变法工作，举国卧薪尝胆，以图来日复兴。日本受制于国际压制，自然难以独吞朝鲜，如此朝鲜作为缓冲国独立，日本的大陆战略自然失去基础。
具体到光绪十九年六月入朝清军的军事布置上，也有收缩的必要。
当是时，叶志超部2465人驻防牙山，基本无后援。原因如前所述，清军真正具备近代化战力的部队只有北洋陆军。其不仅数量少，无预备兵员，而且都肩负着拱卫京畿的重要守备任务，难以外调。否则就会在后方留下一个巨大的战略真空，更重要的是，朝鲜得失不过边隅利益，北洋易手则必震动全局。而日军大岛混成旅团（由第五师团主力编成）八千余人已驻汉城，并控制了仁川海口，国内援军随时可发。这样一来，叶军的陆海后路均被切断，成为孤军。这支孤军人数不多，但却占大清最精锐的北洋陆军总兵力的近十分之一，可若为这十分之一，拿其他的十分之九再加整个北洋去冒险，又实在得不偿失。可谓标准的鸡肋一块。
六月初二（7月4日），李鸿章正式决定先撤叶志超的孤军，以使“日军久留更无理，公论更有劲。”当天，李电示袁世凯，命其“与叶妥商定议，电示酌办。”
次日，李向总署建议，或将叶部移扎平壤，或干脆撤回。这个建议也正与前线将领的军事分析所见略同。
早在五月初七（6月10日）夜，淮军猛将聂士成就致电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者，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指“东学党之乱”——笔者注）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这份建议来得很及时，也很高明。从政略上讲，中国将获得国际同情，而将日本置于火炉之上。从战略上讲，中国将厚集兵力，拉长日军战线，在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战场上与之摊牌。日本人的速决战也就泡了汤。
五月初八（6月11日），叶志超也提出了他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水陆大举援朝，海军抢占仁川，断日军退路，叶部则在得到大军增援后，由牙山主动进取，以一个南北对进的钳形攻势规复汉城。中策：与日同时撤军。日不撤，我亦撤。伺机再大举反攻（事实上也就是聂士成的计划）。下策：坐困牙山，待日主动。
下策等于等死，上策虽然动听，但超出清国的国力。能采取的只有中策。大清国的政略与军略，就这样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但可惜的是，主导大局的既不是天津的李中堂，也不是牙山的叶军们。
首先，“战略退却”根本无法为舆论所容。何止不能容忍“退却”，朝野官员和书生们，普遍轻视日本，以为大清打西洋列强不足，敌东洋小鬼有余，竟让李中堂取对马直捣长崎，攻神户，破大阪，“由大阪铁路直达西京”，断其国为二。
更搞笑的，有人还建议，“练征徽之颖亳、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如果上面的言论只是让人哭笑不得，接着的事情就不能不让人心惊胆颤了。
光绪亲政前，大清的政策由西太后定夺。亲政后，大清国就同时有了两个权力中心。西太后的算盘在自己心中；光绪的算盘则一半在自己心中，一半在帝师翁同龢的心中。
翁同龢出于传统治平之术的考虑，一直担心李鸿章实力太大，会尾大不掉，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李鸿章深通为官之道，深得老太后的“宠信”（这就不仅仅是权臣了，而已经具备了佞臣的条件），平素难以扳倒，现在朝鲜启衅，正好严饬李鸿章采取强硬姿态对日。双方两败俱伤，功归皇上，光绪就可以借此战之威，真正主持国家大政。如此既攘了外又安了内。可谓一举两得。
问题是，何以能保证大清必胜呢？当然是有依据的。既然十年前中国没有铁甲舰，而且是在遥远的战场上作战，尚且可以与法国打成平手，最终既不割地也不赔款，谁又相信十年后有了铁甲舰，在国门口会打不过一个小日本呢？这个想法，恐怕不仅存在于翁同龢的脑海中，而且存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的脑海中，也存在于张之洞之辈的脑海中。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不同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忽略了战争的性质。十年前的对手确实比十年后的对手更强大，但是那个对手目的有限，所以始终不曾全力对华作战，打的是一场局部战争，所争者也不过是越南一隅之地。但是十年后的这个对手就不同了，它是倾举国之力来打这一仗，它是把中国当做头号对手来预设战争的，这一次打的是全面战争，争的绝非朝鲜一隅，而是东北亚的主导权！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光绪发出上谕：“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要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但从朝鲜撤兵之说绝对不准。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李鸿章又接“上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现在，李鸿章唯一的希望就是西太后。可是，和中法战争前夕一样，虽然已经吃了一次亏，西太后却再次在对外决策上选择了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上。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太后明发懿旨：主战。不仅主战，还说是在不借洋债的前提下主战，而且要求光绪在对日交涉时软话也不许说（不准有示弱语）。
有了西太后的支持，光绪顿时底气大增，他于六月十五日（7月17日）颁布上谕：撤兵可讲，不撤不讲。
这里的“撤兵”指的是日本撤兵，“讲”指的是中国与之讲和。即必须日本先从朝鲜撤军，大清才与之讲和。
这一来，既堵死了避免战争的通道，又大驳了英国的面子。日本坐收渔利。
与此同时，朝鲜的袁世凯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袁世凯先是与大鸟协商共同撤军，但随着“改革韩政”计划的出笼，袁世凯的努力化为泡影。
接着，袁世凯又策动英国领事提出了“仁川港中立化”的建议。此举如能实现，无疑将严重干扰日本的军事部署，从日后的战局发展看，更将使日本海军丧失一个极有利的基地。但是很可惜，由于俄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
袁世凯又通过韩廷内的亲华派，大力抵制日方所谓的“改革建议”。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大炮与刺刀，抗议是苍白的。
日本兵越来越多，袁世凯所吹嘘的天朝大军却不见踪影。朝鲜君臣疑惑了，动摇了，害怕了。
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攻击也日趋猛烈。甚至传出流言，说日本人要暗杀袁世凯。
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终于获准回国。
次日夜，袁世凯灰溜溜地易服逃出了汉城。从此，汉城彻底沦为日本人的天下。
战争越走越近，李鸿章还在做最后努力。
六月十日（7月12日），李鸿章派其高级幕僚伍廷芳秘密拜访日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暗示李将派其心腹幕僚罗丰禄为正式代表，赴日和谈。
此后，荒川与伍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协商。伍甚至告诉荒川，李傅相“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须考虑北京的态度”。但陆奥却并不相信，他指示荒川：“过去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与中国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最后只能使我们失望。所以，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建议解决目前这一问题，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我们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并秘密通知荒川。
李“已决定派罗到东京作为秘密特使与伊藤内阁总理大臣联系”，并“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
两天后，陆奥作出了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但绝不承诺限制在朝日军的行动自由权。
其实，一切都已经不需要了。就在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的当天。眼看战争无法避免，英国政府退而求其次地转告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作出保证，与中国开战时不对上海及其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通讯中断会大大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
对日本而言，这就是战争的发令枪。结果，就在陆奥宗光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的第二天，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地挑起了丰岛海战！
武力援朝，自空家底
在太后、皇上、朝臣、激进舆论的联合围剿之下，李鸿章虽明知家底有限，还是只有孤注一掷，在后补队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继续从主力队员中抽调精锐，送出国门。李鸿章先从驻小站的十八营盛军（9000人，指挥卫汝贵）中抽调十三营（6000人）精锐，由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亲自统帅入朝。
又从驻旅顺的十营毅军（4000人，指挥四川提督宋庆）中抽调四营（2000人）精锐，由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统帅入朝。
其中，卫汝贵的盛军系北洋直属机动部队，是守备京津地区的主力，属于战略机动部队。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军纪也最差）。因无具体守备任务，故优先入朝。马玉昆的毅军则屏护着北洋水师的后路，责任重大，也被抽调，正说明李鸿章的无可奈何。
其余北塘、芦台、山海关各要点的守备兵力，早被抽调一空，随叶志超赴牙山协助朝鲜平定东学乱党。而新招募的部队，“必须数月精练”，才能初步形成战斗力。外省援军“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且有兵尤须有械。旧储枪械本属无多。开战后设法购运来华，尚需时日。此皆非仓促所能集事者也。”眼瞅着李鸿章的西墙快拆完了，东墙还没补上。于是又从东三省抽兵。
先是从分驻奉天各地的奉军中，调马队两营和步队六营（计3526人）。后又招募500人，成立炮队一营，合计4026人。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赴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