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战法，都可谓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速射炮的出现与军舰行驶速度的改良，迅速改变着海军的组织与战术。
在正需要后续资金持续支持北洋水师进行更新换代的时候，大清国却进行了两个大工程：修复三海，并斥巨资修建颐和园，供西太后怡乐晚年。据说，后者是建基在大量挪用海军军费与铁路经费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今天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是否存在挪用，以及究竟挪用了多少。可是，在中日竞争即将进入决赛区的当时，花费巨资用于皇家园林建设，无论这个款项是否直接挪用自海军军费和铁路建筑费，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军军备更新与铁路建筑。而且，在工程建设期间，还多次向外国举债用于园工，更是匪夷所思。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又恰值西太后六十寿诞，庆贺开支的开销惊人。
与此同时，李鸿章既控制着直隶地区的精锐陆军，又掌握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引发了高层很多人的猜忌。当这个猜忌与前述资金转移结合起来时，就导致了自光绪十四年后，除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外，北洋再未添加一舰。光绪十七年，户部正式上奏，以财政困难为由，奏请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对于这个上奏，老太后与小皇帝无不心领神会。自然也就不会不批准。不仅批准，还要正式诏告全世界。消息传出，刘铭传顿足长叹：“人方谋我，我乃自抉其藩，亡无日矣！”
同样在这一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带着他的元老级幕僚周馥视察了北洋海军。
周馥早在同治元年就入李鸿章幕府，可谓元老级人物。一般干幕僚这一行的，无不希望外放，独当一面，既有名又有利还有势。可周馥却一次又一次地谢绝李将他外放的好意，甘心给李鸿章当幕后高参，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举凡李鸿章的重大举措，几乎无一不有周馥的身影闪烁其间。工作时，周不避劳怨，奋勇直前；论功时，周不计得失，谦逊向后。是李鸿章不折不扣的左膀右臂。
此刻周馥深感时事艰难，故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出了事，又必归罪于北洋。与其“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自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误事矣。”但李也很无奈，很多事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他也不想上那种留后路的折子，徒然留笑柄给他的政敌。于是也只有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自此而后，北洋水师连正常的军舰维修都倍感吃力，也就更无力购置新式武器了。而海军武备更新一日千里，大清懈怠的同时，日军则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时光，在制度建设与装备更新两个方面疾速反超了北洋水师。
制度建设的领先
1872年（明治五年）2月，日本内阁从兵部省中独立出了海军省。最初，该机构统一管理日本海军的军政与军令。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5月，日本海军效法陆军的德式参谋本部制度，设立了日本海军军令部，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联合舰队总司令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
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机关，下设军务局（管理军备、服务、条约、礼仪等所有海军相关制度）、调度局（又称经理局，负责预算、决算的计划和执行，物资筹措，管理资金和贵重物品）、医务局（负责医疗研究和卫生管理）、法务局（负责维持海军军人的军纪，管理军法会议）。日后更将陆续增设人事局（1900年5月20日由海军大臣官房人事课扩张而来，管理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人事和保障）、军需局（1920年10月1日设立，管理装备研制、燃料、军需等）、教育局（1923年4月1日由外设机构海军教育本部缩编而来。管理海军军人的教育和对国民的宣传活动）和兵备局（1940年11月15日设立，管理动员、战备、生产等战争执行计划）。这样，日本就在海军的制度建设上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装备更新的反超
正如李鸿章的核心幕僚薛福成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海军是一个巨型系统，“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霆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
就其中的作战系统而论，必铁甲、快船，坚盾、利矛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佳打击力量。所以李鸿章在从德国购买了镇、定两艘铁甲巨舰后，又分别从英德两国陆续购入济、靖、经、来、致五艘巡洋舰，以配合作战。但是，这五艘军舰购入之时，十七八节的航速固足以傲视群雄。但到甲午战争前夕，由于连年损耗，想保持原航速已属不易，更何况西洋列强此时已生产装备了航速二十多节的新式巡洋舰。
此外一种新武器的出现，也很不利于北洋水师，那就是：舰载速射炮。
在各式火炮射速都有限的情况下，定、镇两巨舰的巨炮依仗巨大的威力，无疑大占优势。可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随着射速大大加快的新试速射炮的列装，巨炮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如川崎三郎在《日清战史》中所言：“镇远号的巨炮五分钟能发射二十八发，而松岛舰于同一时间却能发射四百四十二发。
但这只是计算四英寸口径以上的炮，如果把更小口径的也计算在内，则更能发现松岛的优越性。松岛经常能在一千五百码到二千码的距离，破坏敌舰的非装甲部分。而且拥有五分钟能发射五百七十发的六磅炮五门，三磅炮十一门。相反，镇远则没有与之相敌的小口径炮。”
当然重炮也有优势，那就是杀伤力大。但再大的杀伤力都要以命中为前提才有意义。因为战斗中军舰位置经常变动，“在这一点上不用说速射炮容易奏效。现在速度为八节的军舰，一分钟能移动二百七十米，十节的为三百七十一米，十四节的为四百七十三米。”而速射炮由于射速快，多门齐射，属覆盖射击，所以命中率高，反应也快。“但两分钟只能打一发的重炮，当认为在以敌舰最重要部位为目标发炮的时候，八节航速的敌舰已经离开原来位置，开到五百四十米的位置去了。如果假设此二舰彼此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其相差将达到一千零八十米。”（见川崎《日清战史》）同时，激战中，快速射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有效干扰对手的射击。诚如马汉所言：“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
日本为提升海军战力，采取了两大果断措施：一为大量购进最新型的速射炮，并加以仿制；一为从英国购入吉野（22.5节）、高千穗（18节）、浪速（19节）、千代田（19节）等四艘航速快且大量装配速射炮的防护巡洋舰。如此日方军舰的航速又远胜我舰，这就使其火炮射速快的优势更明显。
这四艘军舰，火力猛，速度快，如一把尖刀，在攻击中既可用于冲乱中方战列，又可用于战胜后的追击。反之，若中方也能购得一两艘“吉野”式军舰，则整体作战力顿形上升。各舰再加装些速射炮，如此就算不能将彼方火力完全压制，至少也可让他们手忙脚乱。清军的重炮就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从容射击，发挥作用。
但是很遗憾，到战争爆发前，中方不仅未能购入新舰，加装速射炮的计划也付之东流。如此一方原地踏步，一方却将航速与火力的双“快”相结合。战事未开，中方已落后手。
如果说“战争的胜负是战前决定的”这句话确实完全应验过，那么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