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光之围
越南战场东线激战的同时，西线也不轻松。
虽然明知道攻坚为难，但为了将东西战场打通。岑毓英和唐景崧还是选择了围攻宣光。
宣光城内的法军虽不足七百，最高指挥官仅为营长，（相形之下，直接攻城的清军达一万余人，算上外围打援部队，多达两万人）但是，作为山城的宣光，城高山险，东门外还有明江作为天然壕沟，本就易守难攻。诚如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宣光）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且法军自占据宣光后，构筑了大量火力点、观察哨，并以战壕连贯。而清军却不具备攻克这些工事的炮兵火力。法军的内河舰队却正好利用明江作为交通线助战，并沟通内外联络，这更加大了清军破城的难度。
问题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缺乏攻城重炮，还在于受后勤制约，清军的兵力系添油式逐步注入战场，如清军先锋部队抵达宣光是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日），唐景崧部四营景军二千余人（后扩编为六个营）抵达宣光城外是阳历12月月初，记名总兵丁槐部十三小营三千余人抵达宣光前线是12月月底，至于记名提督何秀林部三千六百余人抵达，已是1885年的1月下旬，根本没有赶上第一期作战。
且清军抵达后要分散部署以降低补给压力。相反，法军有水上交通线，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所以周期性的出城反击，往往轻易取得局部战术性胜利。如法军在十一月初五的反击，杀伤清军93名（内阵亡23人，负伤70人，法军则误称杀伤清军300余人），己军仅重伤7人，轻伤1人。
强攻既然无效，清军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绕过宣光。这也是岑毓英的第一反应，但是事实证明，要想配合东线作战，必须攻克宣光。于是，清军选择了第二个计划：改作长久围困，企图以兵粮战法解决法军。可是，法军可以借助明江补给，东线清军却已先顶不住法军强大的陆上攻势。
“郎甲-船头”之战结束不久，北越就迎来了久违的雨季，双方都暂停大规模战斗，转而进入一个历时两个多月的休整期，但西线法军却并没闲着。
雨季对双方的步炮兵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法军还有一支强大的内河火轮舰队，现在水涨船高，正可利用西线的水网纵横驰骋。
在尼格里的指示下，法军端雄、山西地区的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其中步兵600人）于11月18日（十月初一），搭乘五艘炮舰、十余只民船，携带急需的辎重补给，驰援宣光。由于波里也下一轮的作战重心仍在东线，尼格里并不想为西线牵涉过多兵力。所以多米尼的任务很有限，第一，给守军运去急需的军火给养；第二，用一批新兵换出一批城中的伤病疲兵，如此城内守军人数没大变，战力却得到了改善。换出的士兵，休整后还可用于东线的战斗。
虽然清军以45000余人（内黄守忠、吴凤典部黑旗军6营2000余人，滇军5营2500百余人）的兵力，在左育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多米尼依赖舰炮火力，仍于十月初三（11月20日）进了宣光城，代价为战死8人，受伤25人。任务完成后，船队再次突围而出，多米尼却留在了城中。在此后的三个月里，他将率领700孤军死守宣光，直至东线获胜。
东南战场：封锁与反封锁
与此同时，台湾的局面仍呈僵持局面。如前所述，孤拔自攻占基隆后，由于陆地力量的不足，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但却并不影响法军海上力量遮断台湾海峡。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偏偏台湾地处热带，自古多瘴疠。章高元的两营武毅军近千人因病疫影响，到防仅五百余人，基隆失守后，扣除伤病，能战者仅200余人。曹志忠部6营3000人，此时仅约千人能战，内尚多抱病参战者。最后，连孙开华与章高元也病倒了。刘铭传事后曾如此回忆：“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法军同样为疫病所苦，虽然他们的卫生工作与医疗保障都远胜清军，但病亡的人数（135人）仍超过了阵亡的人数。不过很明显，这样消耗下去，中方将先于法军瓦解。
刘铭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一次次向海峡另一面不断大声疾呼：增援，增援！
很显然，如果台海交通不能改善，台湾守军早晚将失血而死。
九月初六，曾国荃与李鸿章同时收到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中枢急电，内云：“法攻沪尾等处，复有封海之说，凶狡已极，台防关系东南大局，必须从速拯救。南北洋兵轮尚多，即着李鸿章、曾国荃选拔得力快碰协等船各六七艘，多带兵勇器械，会齐连樯并进，或由新竹，或另由他口登岸，务期兵械足数台防之用。船多势盛，如中途闻警，尚可相机策应；倘兵力相敌，仍当一意前进，勿稍退缩。此次专主运送兵械，与闽口助战不同，该大臣不得狃于成见，坐视不救。”
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就算明知道前面是火海刀山，曾老九与李少荃也只能硬着头皮闯上一闯了。
可是，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皇上只是泛泛而谈的说了一个意向，至于如何增援，又如何切实解决台海危机，最终仍要由南洋与北洋自身来协商。
从根本上讲，当然是要夺取台海的制海权。但在当年，这只是一个幻想。退而求其次，海军至少要为援台船队护航。可是，如此一来，等于是又回到了公海决战这个起点上。因为法国海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捕捉并消灭护航船队。没有运输的拖累，中国海军尚且不敌法军，何况再背上一个大包袱？一旦在护航途中遇上法军，岂不还是要爆发公海决战？到时候，打，全军覆灭；不打，那就只有扔下船队疯狂逃命。从长远来讲，当然是军舰比船队还重要。所以跑比死更符合实际。但果真如此，护航军舰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了，反而更加败坏运输船队的士气。
但曾老九与李少荃还是派出了援军，原因就在于，二老另有所思。
公海决战，中国当然不行。但海上游击还是可以的。对此，李鸿章说得很清楚：“如果管驾得人，同心协力，虽不能与法国大帮兵船鏖战，而在闽粤之交，相机乘间，避实击虚，或可攻其单行小号兵船及运兵运粮之船。”果能如此，台北的压力必可大为降低，法国海军忙于抓海上游击队，我们的运输船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偷运更多的物资与人员去台湾。
曾国荃派出了五艘军舰：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以“开济”为旗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帅。李鸿章派出了两艘快速撞击巡洋舰：超勇与扬威。从数量上讲，南洋胜于北洋。从质量上讲，北洋远胜于南洋。
为了这次行动，李鸿章还特意从德国聘请了一个洋顾问，一群洋帮办、洋军医，随同南下。
真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说东风，东风还真就来了。只是这股东风刮得蹊跷，北洋军舰没有南下，却一路转向了朝鲜仁川港。
原来，日本在朝鲜又采取行动了。
离奇的东风
壬午兵变虽因中方的反应迅速而未酿成大祸。但朝鲜的形势并未因之而风平浪静。
花房义质紧紧抓住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问题不放，终于在七月十七日（8月30日）迫使朝方签订了《日韩济物浦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一、韩方承诺捕捉杀伤日人之凶犯；
二、韩方厚葬遇难日人；
三、韩方支付死伤日人遗族抚恤金5万元；
四、韩方支付日本国家损失赔偿金50万元，每年10万，5年付清；
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
其中第五条没有对驻军人员上限及所带武器规格均未加详文说明限制，这就为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大院君的被擒送北洋，使保守势力大受打击，开化党日趋活跃。其中，由于中国的传统影响和现实中的驻军，亲华派仍占据主流。但在日本的策动下，亲日派的活动却最为活跃。
为了加强在朝鲜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决定从《济物浦条约》的赔款中拿出40万元，退还朝方，作为韩廷改革内政的经费。这一举措改变了开化党中很多人对日本的态度。相反，由于中法战争，中方对朝鲜暂时放松了关注，壬午年平叛的吴长庆部六营淮军中的三营也被调回国内。亲日派遂决意乘机起事，驱逐当政的亲华派，建立新政府，在日本的帮助下进行改革。在这场政变密谋中，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日本根据《济物浦条约》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名驻扎汉城的小股日军，则成了政变者手中的王牌。更重要的是，九月中下旬，正值驻韩日军轮班之时，如果能设法推迟上批驻军回国，如此新兵已来，老兵不走，兵力就可翻一倍，到时就是举兵的大好时机。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瓜代之兵未至，一个人已先感到了不对头。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他发现，朝鲜的一些大臣受“日人拨弄，”“执迷不悟”，并渐渐影响到韩王的政治态度，使之“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指日本——笔者注）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执反对政见者则渐渐为韩王疏远。结果，“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而朝鲜的地位又偏偏很重要，所谓“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所以袁世凯担心，数年后，反华派“行迹必彰”。他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大乱就将起于韩京王城的萧墙之内！
汉城夜宴：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十月初十，西太后在战报飞传中度过了她的五十大寿。
七天后，在渤海湾的另一端，朝鲜邮署落成，朝邮政大臣洪英植特邀中国驻韩商务官陈树棠，及各国公使，朝鲜诸贵官，夜宴邮暑之内，以示庆贺。
对外交官们而言，这种夜宴，无疑是相互交流与进行信息获取乃至情报刺探的大好场所，他们自然不会拒绝。只是高朋满座之中，却似乎很少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
宴会刚刚开始，外面就起了火。反日派大臣，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离席外出巡视火情，使节们则继续于觥筹交错中谈笑风生。但很快笑声就停止了。因为刚刚出去的闵泳翊又回来了，满身血污地跑回来了。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闵泳翊就一头栽倒在地。随之冲进来的是一群乱党杀手，当场击杀反日派大臣数名。作为第一个遇刺的闵泳翊，倒地后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但却因此躲过乱党的砍杀，并为人乘乱救走，可谓侥幸。
外交官们立即反应过来，这并非娱乐节日。于是，一片惊呼中，众公使鸟奔兽散，各回使馆。而更大的叛乱行为，也已于同时展开。
日军乘乱出动，强行闯入景佑宫，封锁交通，阻绝行人。同时，韩臣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韩王寝殿，告诉了韩王一个“惊人”的消息：“清兵纵火为乱，百姓惨遭荼毒，将及宫门矣。”
韩王性格向来软弱，当此大乱之际，立时六神无主。三人遂建议：迁驾别宫，并召日本公使率兵入卫。
韩王依然下不了决心，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炮声，三臣遂大叫：“事急矣！
不可缓！”韩王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在三人的胁迫下，发出了召竹添率兵入卫的王命。日军遂得以名正言顺地一举控制王宫。
原来，洪、金、朴、徐四人，正是此次政变的朝方主谋，所谓夜宴、火起、炮声、清军作乱……无不是他们与竹添密谋的骗局。所以，当韩王发出召日兵入卫的王命的一刻，也就是他失去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力的开始。
十八日上午，在诱杀了多名反日派重臣后，亲日派开始组建新的亲日内阁。
洪英植为右参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兼办通商交涉事件，徐载弼为前营正领官。
大局既定，那个窝囊废韩王李熙就不再有利用价值，而反像绊脚石了。按洪英植的构想，最好就是将之软禁于江华岛，另立新王。竹添则主张直接押送东京软禁。两人争持不下，棋局的流程却已开始悄然变化。
天朝介入
十九日，南廷哲等亲华韩臣齐聚清军大营，作秦庭之哭，并奉上正式的紧急乞援书，称：“敝邦邦运不幸，祸变迭兴，母后惊逝，国良尽殛。宗社存亡未可知，寡君全否未可知，人情汹汹，不自聊生，国脉之不绝者，仅一线耳。小大上下，无不攒手视天，唯大邦拯救之恩是望而已。欲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而畏缩不敢尽见，言之痛哭而已。此颂勋安。”
清军提督吴兆有接书后，立即与总兵张光前、帮办袁世凯会商，决定出兵勤王。为先礼后兵计，三人先联名致书竹添进一郎，声明清军入宫一为保护韩王，一为保护日军。为什么说保护日军呢？因为当时有传言，汉城内外军民不服者，欲入宫攻击日军。大清身为朝鲜的宗主国，有保护日本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务请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