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薛福成却并未因总理衙门与英国领事的“泼冷水”而放弃自己的计划。在薛福成看来，“若中国毫无备御，而求助外人，固多流弊。”可现在军情紧急，也只有出此下策，“非欲必得英助，不过藉以牵制法人”。
于是他撰写了《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一文，译成英文后寄往伦敦各报馆刊登。该文认为，保护舟山符合英国利益，如法国占据定海，香港的贸易必定衰落，英国的商贸利益就会大受损害。该文更指出，像英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只有按照国际公法遵守旧约，才能更好地维护既得利益，也才能树立大国风范。
至于新约、旧约之争，“按各国订立新约，必将旧约声明作为废纸，方不照行，此地球公法也。查中英天津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所以仍有效用。
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履行旧约。
结果，“英国不愿开罪法国，初不欲明言保护舟山，迨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扬言要往占普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始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但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从而使中方得以全力于镇海的守备，大大减轻了军事压力。
刘爵帅远赴台湾
浙东的难题算是得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处理，台湾就少不了一场硬仗了。
台湾难守，难就难在它与舟山一样孤悬海外。可比舟山更远离大陆，而价值更大。虽说台湾远大于舟山，可以提前屯兵储粮，但当时台湾是标准的落后地区，“百货皆取资于内地”，本身供给力太差，离现代化战争的后勤要求相去太远，所以兵多了缺粮缺弹，兵少了又不顶用。一开战，四面环海的台湾就将成为一个彻底孤立的战场。清军在必然失去制海权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法军的空隙，以小船偷运人员粮弹过海，偶加接济。
又由于连接两岸的海线电报迄今无着落，所以两岸的讯息沟通也是原始的，在军情似火的战争中，却只能阅读已成历史的滞后信息。这无疑将严重干扰两岸将领的指挥，所以基本上是个各自为战的局面，大陆地区尚能互相协商，台湾守军却只能靠主将的判断与决心。
在这样一个闭锁恶劣的战场上作战，只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于不可能中求可能。指挥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动精神，钢铁般的意志，上佳的军事素养，更要有超强的人格感召力，以将激励将士追随他一起所向无前。
大清国里有这样的将领吗？有。此人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刘铭传。
自上次告病回籍之后，刘铭传名义上是在籍养病，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大潜山，而是在人文古都南京。他在秦淮河畔，筑水榭一座，“精美为一时之冠”。
在这里，他与文人墨客们吟诗为文，畅论古今，似乎有意要忘掉曾经的沙场百战。但李鸿章知道，他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有了李鸿章的理解和上下活动，朝廷终于决定重新启用刘铭传，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接掌台湾防务。对此，刘铭传的反应却空前消极，一会说“眼疾”，一会说年迈，迟迟不领朝命。东南战氛日炽，刘省三却挟美姬、乘画舫，一路游西湖去了。
玄机何在？原来，明清两朝，重文轻武之风日盛，发展到光绪朝，文职与武职的差别已大到惊人的程度。在国人的心目中，只有科举出身才是正途，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一品武官不及三品文官，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规。以武职而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名虽光鲜，却只有兵权而无筹饷之权，日后更绝无出任封疆大吏的可能。
所以刘铭传的筑水榭于秦淮河畔，谈文论诗也好；还是刊行诗集，广交文人朋友，都是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介武夫，更非那些通常武举出身的粗鄙武夫。
他此刻的躲闪，未尝不可说是一种“要挟”，他要借这个机会由文转武。所以数闪之后，他终于向李鸿章交了底：“非封疆，勿相溷也。”
李鸿章能不懂吗？事实上早在同治九年，李鸿章就开始做这个准备了。
当时左宗棠督师平回乱，李鸿章特保奏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西军务，为老左打下手。其实既是磨练刘，更是为刘的由武转文埋伏笔。可惜刘太气盛，左的眼界又太高。后者连李鸿章都不放眼里，又如何瞧得起刘麻子？湘军上下又无不怨恨刘铭传尹隆河之战的以败为胜，及构陷鲍超，终以刘铭传同治十年的告病回籍结束。这次刘再提旧事，李鸿章也只有勉力为之，开始上下活动起来。
有些话是不方便由李鸿章说出来的。结果是张之洞当了这个保荐人。他在十二月初六（1月3日）的上奏中，建议破格予刘以文职。之不过在张的构想里，刘是用来“帮办津防”的，而李却要让他去台湾独当一面。
最后还是太后下了决断，批准刘铭传转为文职。
于是也才有了召刘铭传入京陛见的上谕。
三月二十六日（4月22日），清廷颁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刘铭传先到南京，拜会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接着又于五月二十日（6月13日）由海路抵达天津，拜会了他的老领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天津，他同时还见到了刚刚南放的张之洞、张佩纶，与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群贤相见，谈兴甚浓。而李、刘二人的密谈更具深度。他们不仅商讨了洋务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更细谈了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很快就将通过刘铭传的陛见，直达天听。
闰五月初二（6月24日），刘铭传乘陛见之机，呈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除了再次强调了引进西式武备，加紧组建现代海军的重要性外。刘更详细分析了目前的中国海防局面，他认为：“中国海口分歧，万无处处设防之理。
用兵之道，实宜合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查各国以商埠为要区，轮船以煤炭为性命，如将各商埠及产煤之处布置周密，守御得宜，各国商贾货财皆已入吾掌握。其兵轮久居海中，既无煤炭，又无淡水，即得我沿海一州一邑无关大居之区。坚力一持，当可不战自固。”同时刘更强调要塞本身不足为恃，关键在精兵利械，形成由海到岸，由岸到内陆的一体化防御系统。如此正面无虚，更防敌“由他口潜登”，袭我后路。
此折一上，清廷顿觉眼前一亮，立即将此折转发沿海各省督抚作内参。并于闰五月初四（6月26日）正式降旨，特别恩准一等男爵刘铭传由武转文，以前任直隶提督名义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全台镇、道各官悉听节制。
还是刘爵帅聪明，来了个名利双收。李中堂也不容易，什么样的门生、部属都要照顾。其实这也正是李鸿章一生用人的特点，用人就要用其长。短处人人都有，抓住不放，不就“因噎废食”了吗？你不用刘铭传，谁守台湾？
目的达到，形势紧急，刘铭传已无暇在京师多留。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他向太后、皇上陛辞请训，接着又接受了醇亲王象征性的“方略指导”后，就匆匆赶去了天津。
十四日（6日）刘铭传至天津，接受了李鸿章实质性的“方略指导”，同时也接受了李鸿章的一份大礼。原来，李鸿章深虑刘铭传“临难渡台，孤身无助，不克妥筹防务，且恐难控台军”，遂于淮军旧部中精选出陆军教官100人，炮兵教官30人，水雷教官4人，合计骨干134人，会同铭军旧将记名提督王贵扬等十余名干将，由刘铭传带往台湾，作为扩军、抗法的骨干。
李鸿章同时承诺，将筹足毛瑟式后装步枪3000杆，配齐子弹，送往台湾，另再由南洋资助前装炮10尊，后装小炮20尊，水雷数十具，用于基隆防务。刘铭传更提出，此行途经上海，有必要选购一批得力枪炮，到台后则大力整修炮台体系，一共约需银40万两。这个筹款的难事，也由李鸿章负责协调解决。
送走刘铭传，李鸿章就开始处理福州问题了。
福州问题逆向行棋
鉴于福州的重要性，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案就是死守。但此路不通。
从地势上讲，“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建海口倚险天生”，“自入口至马江，百六十里，两山夹水，极其纡曲……狭处只可过一轮船。”似乎正是打防御战的大好所在。可惜：从海军实力上讲，中法军舰差距太大，以木质风帆战船去攻法军的铁甲舰，只能是送死。但华舰不攻法舰，法舰未必不来攻华舰。法国海军一旦行动，大清水师仍然只有束手待毙。
从防御上讲，“闽自长门、金牌起，至田螺湾止，均是暗台，炮门外向甚窄，填彻坚固，不能回捩反攻……其炮本系英土杂糅，均非上品。惟长门有克虏伯二十一生的迈当大炮一尊，十七生的迈当次炮四尊，奈安置太密，炮路只顾一隅，失巨炮灵活速远之妙。”
从指挥系统上讲，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之间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朝廷又加派了一个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可谓十羊九牧。
最后，从国际关系的大视野看福州问题，大清水师虽然和法国相比落后，但与当时的日本海军基本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与其毫无意义的牺牲在对法战争中，不如保留下来对付日本。
综合上述各点，非常善于逆向思维的李鸿章开出了药方：与其让法军聚而歼之，不如化整为零，将福州的军舰分散到沿海各港口中，依托岸防工事取防守态势。如此法国人攻破一港，至多击沉一两艘军舰，诚如狮子扑兔，得不偿失，我方军舰在避开其打击舰队的锋芒后，偶尔抽有利时机出港，针对其后勤船队打个游击战，给他添点麻烦还是可以的。目下，北洋、南洋两支水师由于空间阻隔，暂时可保无虞。马尾水师则时刻有灭顶之灾，所有要立即疏散。
正是有了李鸿章如此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马尾水师才化整为领，分驶各港驻防。所以当光绪十年六月，孤拔率领法国军舰，打着亲善访问的幌子，突然闯入马尾军港时，这里早已是鸟去笼空了。而李中堂想干的还不止于此。
在李鸿章看来，光疏散水师是不够的。马尾水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岸上的福州船政局。一旦战火波及福州，朝廷20年的心血，数百万两白银的投入就将付之东流，更何况厂中机器与尚未完工的舰船，价值又不止此数。中国造船业等于又要从零开始，不仅与西洋的差距将拉大，更将让东洋捡一个天大的便宜——因为这座借助法国顾问和法国技术建立的造船厂和当时的法国造船业相比，虽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东亚却是首屈一指的，至少日本就没有如此规模的造船厂。
可是，水师可以疏散，人员物资可以转移，偌大个船厂，如何疏散？
李鸿章再次发挥逆向思维，提出了一个更难以为时人接受的方案：不守。
既不与之战于马尾，也不与之战于船厂。抓紧时间疏散人员物资，全力退守福州省城。法军登陆，就扔个空厂给他。然后集中力量于他处（比如越南）与之较劲，也占点地质与之交换。战争结束，船厂还是中国的船厂。就算法军破坏了厂房，终究损失有限。
可惜，李鸿章说的苦口婆心，但从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到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尤其是那位刚到任的钦差大臣张佩纶，没有一个把李鸿章的建议当回事。
马尾的悲剧就此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