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李让礼与福岛再次会晤，地点转移到东京。同时在场的还有德朗和史密斯。李让礼表示日方这次应该与清方交涉在台湾建设灯塔，但美国对台湾绝无领土追求，如日本欲占领台湾，可与中方交涉，直接在该地建设炮台。
对于李让礼的言外之意，福岛深有领会，于是，在10月27日，福岛与李让礼单独会晤。李让礼坦言台湾防务虚弱，日军只需2000人便足以占领全岛。但也指出后期的占领成本会很高，应予以注意。又说清廷屡以化外之地推卸责任，则正好说明该地主权归属不明，日本如欲占领，自己愿意全力相助。
对于李让礼的举动，德朗大开绿灯，他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称，此举将有效破坏可能出现的中朝日联盟，而且，将台湾“置于一个同情西方诸国的国旗下，藉以消除对各国的商务危害，并弭平日本内部的动乱或内战的危机，可以增进美国在日本的利益”。不仅美国，“西欧各国的（驻日）代表的真正政策”，也是“要使日本远离中国和朝鲜宫廷而与西欧各国结盟”。
显然，德朗还很不了解日本的真实面目。而日本则乐得顺水推舟，至少很乐于接受像李让礼这样的国际友人。福岛向李让礼承诺，将任命李为日本外务省的高级官员，聘为特别顾问，日后如对台湾展开远征，李亦将作为将军之一于役，如征台成功，则任命李为大日本国第一任台湾总督，代表日本行使行政权，并按照美国驻日公使的标准，给以洋银一万二千元的高额年薪。
这一连串许诺惊得李让礼喜不自禁，也不待华盛顿定调，便迫不及待地一纸辞呈，向国务院辞去了驻厦门领事职务，于12月28日接受天皇亲自颁发的敕令，当上了所谓的大日本国的外务省二等官。不仅身份改变，连名字也改成了李仙得（有时也被中文记作李善得与李仙德）。后来他索性娶了个日本老婆，正式入了日本国籍，摇身一变，就由法裔美国人变成了美裔日本人。
这位李“善得”确实善得，他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摇起羽毛扇来，一口气提出了六个备忘录。
第一个备忘录《着手台湾番地之论并附密论》，从历史说到国际法，连郑成功的日本血统也被拿来做证，反复论证日本出兵的合理性。在策略上，李高参则建议日本应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向清方多做外交示好，并标举亚洲联合抵御西洋列强入侵的旗号，让清廷相信，日本出兵台湾是中日亲善的表现，日本代中国管理生番，开垦土地，是在帮助中国经营台湾，使之不落入西洋列强之手。
第二备忘录《论经营管理台湾全岛》则指出，第一备忘录中提及的外交建议（日本代清管理台湾）必然会遭到清总理衙门的严词拒绝。这样，日本就可以向世界宣称是中国不要“和平”。为了加强这个地位，日本不应在总理衙门第一次拒绝后就出兵，而应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中国作外交接触，向中方反复阐明：
一、日本政府关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妥善经营之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随时会被西方国家夺取。二、日本士兵较之中国士兵有更丰富的山地战经验，更加适合承担讨伐高山族的任务。三、鉴于文化上的相似性，日本代中国管理台湾，显然有利于阻止其他国家或种族来掠夺台湾。
待到中方一再拒绝，日本便可以出兵了。出兵规模以8000人为度，先进占基隆东方200英里的宫古岛，同时以铁甲舰到台湾海峡游弋示威。然后以4400人的部队占领澎湖列岛，切断两岸联系，1500人占鸡笼，1000人加派炮舰占领淡水。如此就可以轻易占领台湾——因为岛上驻军非常不具备战斗力，只要大陆地区的援军不至或不能至，日本控制了各要点城镇，就可以宣布台湾是日本的了。
第三备忘录《论教化野蛮统治》，则介绍了台湾东南部的地理和高山族情况，并建议了适合登陆的地点。
第四备忘录《关于外国人处分土蛮的思想及谋划澎湖的远期战略》，以英国的殖民扩张为例，强调日本应加速控制台湾。因为台湾是伸向大陆的手掌，日本人有了这只手就可以进入大陆，失去了这只手就将成为一个残废国家。他还创造了一个“东亚文明月弯”的名词，认为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与台湾组成的半月形地区，在日本领导下将成为整个亚洲的繁荣保障。他甚至乐观地认为，当时西洋列强正和清廷围绕大使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一旦决裂，清廷必然无法守住台湾，则很有可能主动将该岛转交给日本。日本则应抓住机会和中国交涉，如能获得台湾，英国也不会反对。
第五备忘录《全权公使应对清国之策》，则又举美国夺取佛罗里达和收购路易斯安那的例子，鼓动征台。他认为应当对遣华使团和征台陆海军成员进行系统地组织和训练。他还根据其所掌握的只鳞片爪的史料，妄言官方资料和地方志中都没有记载过台湾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官员名字，可以作为中国从未且无意管辖相关地区的证据。
第六备忘录则讨论了日本赴华全权公使与清廷的周旋策略。
最阴毒的一招在于第五备忘录的结尾，李高参认为，日本在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的同时，征台陆海军就应该做好准备，甚至在赴华谈判使节出访之前，日本海陆军便应该做好准备，视谈判进程随时采取行动。如果清廷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军便立即出动，迅速接收，以免夜长梦多。而如果清廷拒绝割台，“则此兵可充维护国权之用”——所谓“维护国权”，显然指的就是对华用兵了。如此枪声共外交落幕齐鸣，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闹了半天，后来日本人搞珍珠港偷袭，老祖师爷还是美国人自己。
多重使命的使节团
对于西洋高参的建议，福岛种臣深以为然。不仅多按其规划行事，还现学现卖地教育起了日本军人。据外务少丞郑永宁在《福岛大使适清概略》中记载，当时：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福岛忧之。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讨，则等同寇尔。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伺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位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显然，这些说辞和先外交后动武的构思，都是李高参的高论。有意思的是，同为西洋高参的史密斯却坐了冷板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国际法专家的史密斯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驳斥了李让礼的谬论，认为台湾的主权归属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日本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台湾，也不能作为出兵的理由，因为近二百年来日本早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在解决琉球问题时，台湾问题才可以被顺带利用一下。
对于史密斯的建议，福岛自然不以为然。而外交场上的另一个新变化，则为福岛的图谋提供了极好的突破口。
如前所述，中日双方围绕着友好条约第二条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时，清廷又因为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而和欧美列强产生纠纷。后者一再于渤海湾进行联合海军武力炫耀，清廷也在大沽一带频繁进行军事调动，似乎是千钧一发的形势。日本认为可以转向这个问题与列强共进退，同时伺机以台湾事件探寻中方口风。所以福岛种臣的这次来华，首先是和中方正式换约，其次则是参与觐见问题的争论，同时顺带寻找“解决”台湾事件与琉球问题的突破口。
福岛在赴华前曾面见日皇，坦言此行目的在于“欲制列国觊觎台湾之野心，欲收生番之地于版图，欲得土地于清朝，欲收中国之民心”，并大言不惭地说：“此数者，非臣不能任”。
就这样，1873年2月28日，福岛受命为全权大臣来华，同行的还有那位西洋高参李仙得。桦山资纪也终于等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当桦山在明治五年九月十五日赴陆军省陈述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宜的建议后，终于在十月八日接到了通知，称“有要事，明九日十时参朝”。第二天，他便领受了派赴“清国台湾视察”的指令。但是，由于同行的外交官——福建领事井田让辞职，新任迟迟不能任命，使桦山难以迅速成行。在等待的期间，日本政府决定自明治五年十一月废止太阴历，该行太阳历，于是，明知五年（1872年）的十一月三日就成了明治六年的元旦，也就是西历1873年的1月1日。
直到明治六年（1873年）的2月20日，桦山才得搭乘福岛来华的公车出发。
他离开东京后的第一站是横滨。21日下午三点桦山登上“纽约”号，五时出港离开横滨。经神户到长崎与驻清公使柳原前光等外交官会合。同时，被任命为换约特使的福岛种臣则乘坐军舰赴清。
3月8日上午八点，先行一步的桦山率先抵达上海。他在上海约见了当地日本留学生黑冈勇之丞、福岛九成、成富清风等人，听取有关情报，并传达了福岛所下达的搜集台湾情报的命令。3月10日，桦山与黑冈、福岛、成富及诚岛谦藏共五人，一起视察了当地清军的布防虚实，此后又对当地官场的腐败混乱做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其中，诚岛在华五年，熟习汉语，精通中国情势，是资深谍报人员。随后桦山于3月下旬和黑冈一起赴武汉，观察长江口清军水师的训练情况，发现清军水师军纪涣散、炮术疏松。
3月31日，福岛种臣、李仙得一行抵达上海。
4月4日，桦山一行返回上海，由桦山亲自向福岛递交了《汉口视察报告书》。然后，福岛于4月8日和桦山同船离开上海前往天津。
4月20日，福岛一行抵达天津。4月30日，他在山西公馆会见李鸿章，交换了条约。整个过程极其亲善友好，而风暴的潜流却已在涌动之中。
桦山抵达天津后首先详察了大沽的设防情形。抵达北京后，又至周边及长城地区考察。桦山一方面对清军的缺乏训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表示关注，一方面则垂涎于中国土地之广袤。他在5月5日抵达北京当天的日记中就写到：“耕地广阔，令人惊叹。”而就在他忙于四处刺探的时候，福岛也已经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日本争得了新的分数。
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谈
福岛一行在5月7日抵达北京，6月27日便派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交涉所谓的“台湾事件”。
接待柳原的是任职于总理衙门的毛昶熙与董恂两位大臣。
这一年的清王朝可真是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同治九年末，陕甘回乱与西南苗乱尚未平息，新疆阿古柏叛军又起，连陷达坂、吐鲁番、乌鲁木齐。次年，俄罗斯借口新疆已成无政府状态，遂出兵占据中俄边境伊犁九城，虎视眈眈。到同治十年，直隶又遭遇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直隶总督李鸿章负命筹款赈济，指挥抢险，并从事于灾后的水利工程兴建及灾区重建工作，忙的真是焦头烂额。而鉴于中俄关系的吃紧，李鸿章又要负命筹备直隶海防，拱卫京师，同时还要分兵守备外蒙古。而渤海湾内，则是为了觐见礼节问题而不断示威的列强军舰。现在，又冒出个日本，要给大清国属国的琉球人讨说法，在毛、董两位大臣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讨厌！
在中国官员看来，中国一个省的居民与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发生了矛盾，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日本人来插手。但日本却死缠烂打，就是不松口。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替琉球出头，并诡称被害者中有日本人。柳原前光甚至对清总理衙门说：“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
毛昶熙等人实在禁不住日本人的缠绕，于是说出如是一番话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这就是日后史书中常常提及的，着名的“总理衙门大臣失言事件”。
但是，所谓“失言”，更多的只是日本的片面解释。
首先，在当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谈话，双方并未作现场谈话记录。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单凭日本单方面日后的说辞，显然有疑问。
其次，日本外交官将“化外”等同于“主权之外”，认为既然台湾生番在中国主权之外，则日本将代琉球申冤。显然，这又是一个故意的混淆概念。而且在对话中出现了“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日本会承认北海道或北海道的部分地区在主权之外吗？他敢质疑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