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学运的领袖
徐介藩，原名徐齐邦，1901年7月21日（阴历六月初六）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南蒋庄（现固镇县马场乡蒋庄村）一个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徐家三代都是教书先生，靠在乡间办私塾蒙馆为生。父亲徐甲荣是清朝的贡生，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妇。全家近二十口人，虽然有些自家耕种的涝洼塘土地，但在十年九涝的淮河流域，不善农桑的徐家家境不济，入不敷出，在天灾兵祸的乱世里，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到徐介藩懂事的时候，徐家已近破落。
徐介藩自幼就在私塾里跟父兄苦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动荡，兵匪蜂起，少年徐介藩多年失学，在家务农。
1917年，他遵从父母之命，与一个比他大三岁的目不识丁的张氏女成亲，毫无感情可言的婚姻使他痛苦不堪，决心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恰好此时固镇高等小学成立，徐介藩好说歹说，说服父母，进入正式学校读书。徐介藩聪颖好学，加之深厚的私塾基础，他的功课奇好；又生得高大魁梧，性格豪爽，耿直敢言，遇事好打抱不平，自然就成为威信很高的学生头头，深得同学的推崇。徐介藩素怀大志，他经常对同学说：“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后尘！”
失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消息沿津浦铁路传到固镇，徐介藩奋起响应，他组织高小学生走出校门，列队游行，他登台演讲，痛斥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向赶庙会的群众宣传“五四”精神。学生们在县城街道和火车车皮上张贴“外御列强”、“内惩国贼”、“收回山东”等大字标语，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声援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7月，徐介藩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这所着名的学校位于当时的省城安庆市。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徐介藩先南下南京，再乘船溯江西去，一路上饱览壮丽山河，又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只在长江上耀武扬威，青年徐介藩眉头紧蹙，忧愤不已。
当时的安庆市是安徽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地进步教师云集安庆，北京、南京的大学教授也常来这里开讲座。徐介藩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文章使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感到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安庆市也是安徽省学生运动的暴风眼，抵制日货，查抄日货，爱国学潮不断。激情满怀、身强力壮的徐介藩是个活跃的学生领袖，他在省立一中参与组织安徽学生会，并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为宣传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努力奔走。
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联合会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前安徽督军倪嗣冲之侄倪道烺伙同军阀马联甲侵占教育经费，组织安庆全城各中学学生向省议会请愿，史称“六二学潮”。徐介藩等十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方洛舟、彭干臣、吴展等的率领下，到安徽省议会门前抗议。但是，学生们的正义举动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被刺七刀，当场遇难，周肇基（第二年因伤势过重逝世）等五十余名学生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安庆“六二惨案”！惨案发生以后，徐介藩等立即发表通电，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并且表示学联要坚决斗争到底。在徐介藩等人的带动下，安庆各界先后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支持学生们的义举。在这次斗争中，徐介藩自始至终站在最前列，被一致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后又改任主管学生运动的学运委员。在学联和省内各界的压力下，安徽省长公署做出妥协，减免受伤学生费用，由省库拨款用于姜高琦治丧和抚恤费用，省议会被迫同意增加教育经费。
8月下旬，倪道烺为了让亲信李兆珍当选安徽省省长，与马联甲合谋贿赂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议员，图谋失败以后，又以40万银元买通北洋当局，任命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得知消息之后，徐介藩等安徽省学联领导人通电全省，宣告“倪、马运动李兆珍主皖，学生等誓死力拒”！驱逐省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终于迫使北洋政府妥协，委派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
在安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重建安徽的青年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1923年9月的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徐介藩与许继慎（着名红军将领，后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等23人在安庆市菱湖湖心亭，由在安庆办报的柯庆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当时省立一中只有3人加入，徐介藩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入团仪式结束后，柯庆施主持召开了青年团安庆支部的成立大会，徐介藩担任团内会计兼学运委员。
同年，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做民国“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的价格买一张选票，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并于10月6日“宣誓就职”！
贿选丑闻一经公布，曹锟被世人讥讽为“贿选总统”，被收买的无耻议员们则被冠以“猪仔议员”的恶号。当时，在安徽省会安庆也有几个臭名远扬的“猪仔议员”。徐介藩与柯庆施、许继慎等策划，决定利用“双十节”学生结队游行的有利条件，兵分两路，教训这些“猪仔议员”：一路由许继慎、聂鹤亭等率领，直奔位于状元街的议员张伯衍家，一路由徐介藩等率领前往安徽省议会。徐介藩一路上向过往行人痛陈“猪仔议员”舞弊的丑行，安庆街头的许多工人、市民激于义愤，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间。
徐介藩带头痛打“猪仔议员”彭昌福和吕祖翼，赶跑了前来劝说的安徽省前省长李兆珍，面斥安徽省参议长，怒掀省长吕调元的办公桌，在全安徽引起强烈反响，徐介藩也声名远扬。
安徽军阀当局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恨之入骨，想尽办法克扣学校的各项经费及教员的工资，以此作为报复。1923年冬，安庆各学校教职工普遍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作为学生领袖的徐介藩则积极组织学生给予老师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1924年初，安徽军阀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强行解散，徐介藩、王步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童长荣（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创始人之一）等三十余人被开除学籍，并且遭到通缉。在一中老师的掩护下，徐介藩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插班就读高三，此时改名徐介藩。
1924年夏天，徐介藩报考东南大学，学校得知他是被安徽当局通缉的学生，拒绝录取。此时，盘踞安徽多年的军阀马联甲被驱逐出安徽，于是，徐介藩安全地回到家乡固镇，为了生计，他极不情愿地当了固镇高等小学教师，壮志难申，心中抑郁。在固镇教书期间，徐介藩得知老朋友许继慎、彭干臣等人都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于是，南下黄埔，参加革命便成了徐介藩强烈的愿望。
二、从黄埔军校到广州航空学校
1925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徐介藩以出去拜年为由瞒过家人，悄然逃离故乡，转道上海赴广州，几经周折，报考了黄埔军校。刚到黄埔，就碰到老朋友许继慎，许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此时任入伍生连的副连长。他乡遇故知，徐介藩欣喜莫名。
不久，学历甚高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第四连，和他同期的既有后来的国民党将领王耀武、戴安澜、刘安祺、熊绶春等，也有共产党的将领朱云卿、吴光浩、常乾坤、刘铁超等。
在编队的第一天，长官宣布，全连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是进黄埔军校的必经手续。此时，黄埔军校实行严格的入伍生制度，经过三个月紧张的入伍生教育，徐介藩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转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员。
一天晚上，许继慎秘密带徐介藩去见黄埔军校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一期毕业生陈赓。
根据当时团员可以直接转为党员的规定，由许继慎做介绍人，陈赓为徐介藩履行了入党手续，徐介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也把大学长陈赓英俊睿智的形象深深印在脑海里。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广东的形势瞬息万变。为了配合东征，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被编为入伍生总队留守广州，分别驻守在黄埔、广州市区、虎门等地，负责治安和警戒任务；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时期，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又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击。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徐介藩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23日，在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下，广州的省港罢工工人、黄埔军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英租界时，英国军警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在这次惨案中，23名军校师生不幸遇难，其中不少人是徐介藩朝夕相处的黄埔三期同学。这次惨案使徐介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凶残的本性，进一步激发了他打倒列强、救国救民的革命信念。
是年底，即将毕业的徐介藩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去参加广州航空学校的考试，入学之后学习驾驶飞机。徐介藩是继唐铎等之后的第二批飞行学员，但那时唐铎等人已经去苏联了。与徐介藩同期的学员有常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中将）、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黄埔二期毕业）、龙文光（红军历史上第一位飞行员）、毛邦初（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张廷孟（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参谋长，黄埔三期毕业）等人。
让徐介藩大伤脑筋的是，他秘密入党的登记档案不知去向。当时战事频仍，人员调动频繁，徐介藩多次努力也找不到陈赓和许继慎，他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无法转接。无奈，他于1926年4月在广东航空学校重新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他的航校同学李清源和戴勋。不久徐介藩受命出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他的上级领导是广东军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大革命失败后牺牲。）
三、在苏联的曲折经历
为了更好地学习航空知识，徐介藩和常乾坤等人多次向组织申请赴苏联航空学校深造。不久，北伐战争开始，航空学校的许多学员和仅剩的两架教练机被征调前方参战，学校正常的训练无法继续进行了。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航校部分学员到苏联留学。1926年6月，徐介藩与常乾坤等12位同学一起乘船到上海，经海参崴远赴苏联学习。
7月到达苏联后，徐介藩带着广东军委（代号“粤俊为”）的组织介绍信找到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的刘云，刘云带着徐介藩到欧罗巴旅社，面交给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代表谭平山。体检合格后，徐介藩和常乾坤等同学被安排到列宁格勒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他们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一年后徐介藩转入南俄的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冲上蓝天的年轻人壮志凌云，他要为建设中国未来的空军练好过硬本领。
然而形势多变，1928年10月，徐介藩和同学们刚学会第一种教练机的驾驶，正在学习驾驶第二种教练机，突然得到上级命令：中国班学员一律停止飞行。大家如坠五里云雾中，他们不了解国内大革命失败后的详情，更不理解苏方为什么不放心这些中国学员了。命运的突变，航空梦的破灭，令徐介藩黯然神伤。不久，他们奉命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年级插班学习政治。徐介藩同班同学里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毛泽东秘书陈伯达，还有徐以新、冯定等人。
1929年4月，徐介藩正式转为苏联共产党（联共）候补党员。暑假前，他被派往苏联远东黑龙江下游庙街一带，到人烟罕至的淘金场做社会调查。淘金工人都是中国人，生活极苦，徐介藩与他们打成一片，实际上是奉命收集中国情报。他返回中山大学时，正逢中大各派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得到苏方的有力支持而占据上风，拼命整肃所谓江浙同乡会那一派的同志。徐介藩是后来的插班生，对中大复杂的派系关系一无所知，他明智地保持沉默，只埋头读书，置身于这场激烈斗争之外。
是年秋，中大还没有开学，中苏边界因为“中东路事件”而爆发武装冲突，震惊世界。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战端一开，苏联看中徐介藩等中国留学生，分配他们到远东地区去做军事工作，徐介藩记得，同行的11个人中有伍修权。
乘了十多个昼夜的火车到达中苏边境，才得知张学良的前线总指挥梁中甲已经当了苏军的俘虏，中东路战事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而告结束。
徐介藩一行人被“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部接收，并一一分配到远东各地的基层公安情报机关工作。徐介藩先在捷雅州工作，1931年被调往布拉戈维中斯克（即海兰泡）州，担任责任科员；再后来又调往海参崴、双城子等处的“格别乌”反特务科担任干事。1932年4月，他从组织上得知了一个好消息：苏联共产党（联共）批准他成为联共正式党员，并且他可以领到苏联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