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周恩来展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他很早就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领导政府工作中他不断提高和完善领导才能，形成了自己的领导特色，其中包括准确把握严宽相济的干部管理尺度，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等。
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和国务院总理，把中央政府建设、各级政权建设、国民经济发展、中国国防与外交、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在领导各项工作中，顾全大局，善于抓住中心环节；他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善于协调各方关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审时度势，善抓时机；在处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时，他善于引导，团结多数；在处理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时，他善于定位，相忍为党，自觉把个人融于集体之中。
周恩来杰出的领导才能从他的人才观中亦能充分反映出来。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发现人才，果断地从海外引进了一批人才，并且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各方面人才。他不但政治上信任人才，而且在生活上关心人才，乐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可贵的是在危难时刻，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助和保护人才。他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杰出人才共同为建设祖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周恩来管理干部的特点
一、准确把握严宽相济的管理尺度
在管理干部的过程中，宽严相济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和领导特色。这种干部管理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一名领导者，要拥有领导者的情怀和风范，从大局出发，从具体情况出发，坚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做到宽严相济，该宽则宽、该严必严，实现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准确把握宽严结合的尺度。同时，要学会宽容，对犯错误的人耐心帮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周恩来与各级干部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融洽和谐的工作关系。
坚持原则的同时宽容待人，也是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卓越领导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表现。周恩来自192７年起便进入到了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在近50年的领导工作中，他一直坚持严宽相济，准确把握干部管理尺度，既严格要求，又宽容待人。周恩来在对敌人斗争中旗帜鲜明，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他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敌斗争绝不手软。
新中国为成立前，国民党固守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共产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环境极为恶劣，党员的个人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特别是党内的叛徒对于党组织的安全威胁更大。周恩来亲自部署过惩治叛徒的行动，他还当面怒斥过国民党特务的卑劣行为，他处理叛党分子从不手软。抗战初期张国焘叛党前，周恩来为了挽救他，为把他拉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大的努力。当对张国焘好言相劝却无果时，周恩来最后向他提了三条建议：“（1）改正错误，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和我个人所期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休息一段时间；（3）自动声明脱党，党开除你的党籍。”但张国焘执迷不悟，最后仍然叛党逃走。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铁面无私，立即报告党中央开除了这个有多年党龄的党内败类。
周恩来一贯对干部的管理严肃认真，严明纪律；对干部们的生活和思想则无微不至地关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朋友和亲人，用真实的感情去对待他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尊重他们的价值，肯定他们的能力，关注他们的需求。周恩来对同志和下级的关怀体现在他工作的各个方面。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忙于紧张的指挥行军打仗，白天常常是一边看电报、文件，一边听部队的汇报，夜里也会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常常利用行军休息或者吃饭的时间同战士们亲切地交流。据老红军战士回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或者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
和平年代，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注意对干部队伍管理，做到“宽严结合”，该严的时候一定要严，该批评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地批评，领导干部不应该因为人际交往，对讲情面，怕伤面子等问题一味纵容姑息，不但对部下，即使是亲戚朋友也不能例外。
在担任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期间，周恩来给外交部所有工作人员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对他们在工作上的失误，从来不纵容，责令其改正的时候从不拖泥带水。
同时，在严格批评后，周恩来还会主动地帮助他们找到问题所在，进而纠正错误，避免下次再犯，最后使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处理结果。如1952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同苏联政府就支持新中国“一五计划”问题进行谈判。
对于“一五计划”的起草和谈判准备工作，周恩来特别重视，因为这次谈判的成功与否对于推动新中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周恩来对准备提交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中国“一五计划”草案和一系列基本数字材料，逐字逐句地详细审阅了一遍，对于草案中出现的错误都认真地做了改正。在审阅中，他发现林业采伐、造林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怎样计算都核对不上，他当即致电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工作人员，询问他们这一问题出现的始末，并在电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他指出：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
被批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了周恩来的批评后，赶紧认真核对相关数据，及时地纠正了报告中出现的错误，避免了苏联专家对于这一草案正确程度的怀疑。第一天的谈判结束后，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团成员。午餐时他走到前一天他刚刚严厉批评过的那位干部身边，微笑地递给他一杯酒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的温暖一席话，使受批评的干部很感动，很受教育。这件事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宽严结合的领导艺术和特色。
作为一位有才能的领导者，在领导各项具体工作中，虽然决策和执行都难免会发生失误，但领导的艺术就在于采用正确的方法尽可能地避免失误的产生，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周恩来对于干部们采取的“宽严结合”的领导方法，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紧密地团结在了党的周围，对于他们在工作中难免会发生失误的情况进行了及时的批评教育，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吸取教训，少犯错误，同时使他们感受到领导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和爱护，更激起了他们把工作做好的决心和信心。这种宽严结合的领导方式，很好地将批评与关心和帮助结合在了一起。
二、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非常注意这一点，他一贯坚持民主作风，重视咨询工作，广开言路，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尤其是在国家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他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密切地联系群众，虚心听取党的各级领导和群众的不同意见，在决策时坚持民主与集中的完美结合，使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切实地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使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而民主建设的根本在于要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充分相信群众，他在制定重大的方针政策时，总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首先听取来自最基层的建议，然后再根据群众所反映上来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方针政策。
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古训，坚持集思广益的原则，发挥集体的智慧。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就开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现代民主意识就已经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他参加的进步青年组织觉悟社内，充满着民主的气息。凡社中重要的事情，皆由大家共同商议，集体讨论通过，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觉悟社开展的各项爱国活动总是吸收了各方面的合理意见之后才做最后的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中，对于政务院和国务院的各项重大决策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周恩来曾专门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提出要在扩大民主的前提之下实现集中，要使广大人民可以更好地讲真话，国家也可以健康地发展。他强调，我们党在建设中要吸取苏联共产党侵犯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教训，不走他人的老路，要注意扩大民主，健全民主生活。周恩来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要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和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要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健全政协组织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建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定期视察工作的制度，使他们能参加政府工作包括公安、司法工作的检查，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政府要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允许他们与政府‘唱对台戏’。”对于实行统一领导问题，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认为民主领导固然重要，但在发展民主领导的同时还应坚持集中的原则，民主不能够离开集中而单独地存在，片面地追求民主只会导致党内组织纪律的涣散，大家各说各的，各做各的，毫无纪律可言。因此，在注重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还要坚持集中的领导方式。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把握好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既重视民主又坚持集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
周恩来明确指出“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会等）的领导。”但是，他认为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他特别强调“在党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每个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只有在认真地贯彻了平等公开的原则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民主。只有让所有干部群众重大事件和决策具有知情权，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而提出更加有建设性的意见；也只有在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集中领导。
在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统一领导时，周恩来反复强调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的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个人离开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任何的个人都不能代表集体做出“独断”的意见，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优越性，努力实现民主领导和集体领导的有机统一。而周恩来提出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的最高领导境界，是既坚持领导，又使群众不感觉被领导。使群众的意见被充分的采纳，集中统一的决策被人民积极响应，广大群众和领导者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感觉，大家都在轻松和谐的环境下各司其职，愉快地工作，这才真正地实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干部管理和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和领导人在其行政过程中都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错误。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工作中，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不允许自己犯粗心大意的错误，更不允许犯方向性的错误。他对任何工作中缺点或失误，一经发现，立即纠正，既严肃批评犯错误的同志，又勇于承担责任，多做自我批评，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在数十年的政府管理工作中他一直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其思想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在1919年创立觉悟社时期。当年觉悟社的组织章程中就提到了觉悟社成员要以“革新”和“革心”为口号改造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从自身做起，敢于同封建保守的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在觉悟社的活动中，大家开展了“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的活动，并且认为这些活动是使成员们可以不断提高觉悟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