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村。
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山峦星罗棋布，气候温和宜人。
为何叫古田村已不可考，我们就姑且理解成为是“古老田园村庄”的意思吧。
整个村庄呈椭圆状分布，人口稠密，耕地紧凑。
现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古田村被称作“古田大队”，下辖十余个生产队。
在古田大队的西南部边缘，“溪水河”穿过众多山岭，自北向南逶迤而来，然后在经过“操场山”西侧后折而向东，在操场山南麓围拱出一个龟背形状的“土坝”——李袁坝。
李袁坝面积不大，但地势平坦，其中坝原的中部位置稍稍隆出，为土坝“龟背”所在。
李袁坝属于古田大队第一生产队，坝上共居住着六七十户人家，人口三百余人。
顾名思义，李袁坝李姓和袁姓人口占大多数，其他姓氏人口占少数。
根据族谱记载，坝上几乎所有人家的祖辈，都是在明、清两代的时候，为了躲避外界的战乱，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
从古至今，坝上人依山而居，临水而渔，平常在坝原和山坡上种植些农作物，日子倒也过得去，算是居有定所。
农作物比较普遍的有水稻、苞谷（玉米）、小麦、高粱、红薯、南瓜以及各种豆类，根据各家喜好还可以种植花生、芝麻、萝卜、土豆等各类果蔬，后来还种上了棉花。
只是这些年来，坝上人的生活竟然是每况愈下了，这是后话。
袁林海家就在操场山南麓的山脚下。
操场山是一座奇特的山，呈东西走向，向西止于溪水河，向东与另外一座山“尖山岭”相连。
从上往下俯视操场山，只见山顶是一个平整的水平断面。
断面处以岩石成分为主，不能种植。
按照坝上古老的说法，操场山不属于人间。
它原本是阎王身上一枚还没有篆刻的印章，后来被阎王施展法术，变成了如今的操场山，而操场山就是阎王用来操练阴兵的地方。
传说归传说，如今的操场山山顶，是孩子们嬉戏的天然乐园，南北两面山坡也被勤劳的坝上人种上了庄稼。
操场山北侧，还有两座山属于坝上人家。
一座是“红山顶”。
红山顶比操场山稍高。其得名缘于在山体的最顶端，有一块突兀裸露出来的红色岩石，远远的望去，那“一点红”格外醒目。
另一座是“包耳朵山”。
整座山体山中有山、连绵起伏，俯视其轮廓像人的一只耳朵。
包耳朵山土壤肥沃、可种植面积广，因此这座山也被坝上人形象的称作“坝上粮仓”——坝上人大部分的小麦、苞谷和红薯等都产自此山。
但包耳朵山距离坝原较远，坝上人劳作不易。
至于周围其他群山，则不在李袁坝的范围之内了。
虽然地处山区，道路也尽是羊肠小道，但李袁坝并不闭塞，来往进出通道众多。
其中水上通道三个。
一个是位于操场山西侧山脚下的跨河石拱桥——阳新桥。
该桥修建于明末清初，桥体三拱，桥面宽阔，气势非凡，坚固异常。
过桥后，往西北方向可以到达乡（人民公社）政府。
另一个是位于溪水河下游的“矮子桥”。
矮子桥以石墩承重，桥面平铺一米多宽的石板。
从这里，通往河对岸的小型集市比较方便。
在两桥之间大概居中位置为“宴神桥”。
实际上算不上“桥”，只是此处河床较高，河中又堆积有不少乱石，冬天枯水季节脚踩乱石即可过河，也就勉强称之为“桥”了。
同时在此处河岸上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这也是“宴神桥”的由来。
陆上通道就更多了。
翻过操场山往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坡下坎，一路勾连着山区里的各村各庄。
沿操场山南麓往东，翻过尖山岭后，狭小的道路更是四通八达，向东北方向则可延伸至县城和省城。
众多的进出通道，使世代居住于此的坝上人不至于避世独居，同时也孕育了坝上人亲切包容、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可贵秉性。
在代代传承的过程中，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每每使坝上人在危急时刻涉过难关。
一桩奇事发生在清朝末年。
说是一位游方道士偶然路经李袁坝，因为身染重疾、体力不支跌落溪水河，被在河中打鱼的坝上人救起。
善良的坝上人不但救下了游方道士，还请郎中对病情严重、已无力行走的道士对症把脉。
病情确定后，坝上人又轮流上山采集药草，对游方道士进行治疗。
长达半年的治疗和照顾，坝上人与这位游方道士结下了不解之缘。
恢复身体的游方道士感念坝上人的恩情，几乎每年都会不顾路途遥远回到李袁坝，看望李袁坝的“恩人”。
五年后，一场可怕的双重风暴——蝗灾和瘟疫，席卷了包括李袁坝在内的众多山区。
先是蝗灾。
密密麻麻的蝗虫，如过江之鲫，疯狂的吞噬着一切。
那一年，庄稼地里基本上是颗粒无收，甚至许多树木都被蝗虫啃噬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紧接着是瘟疫。
也许是秋后蝗虫大量死亡腐烂之故，空气中处处充斥着一股腐朽的气息，随之一场猛烈的瘟疫在山区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季。
坝上人身染恶疾、衣不抵寒、食不果腹，行走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而操蛋的地方官员面对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早已拖家带口逃离了山区。
开春后来到李袁坝的游方道士，目睹此景心急如焚。
硬是靠着双脚四处奔走呼号，三个月内五度进出山区，为坝上人带来了药方和药材——有效的药方更是惠及大片山区。
瘟疫过后，游方道士再也没有离开过李袁坝。
当他过世时，送行的人群排起了长龙。
坝上人和曾经得到过他帮助的许许多多的山民们同声恸哭，而他的遗体被安葬于操场山的山坡上，可以时时刻刻凝望着坝原……
但是，也许是先祖们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在保持上述可贵秉性的同时，坝上人依然有着彪悍的民风，骨子里始终存在着对外界潜在威胁的警惕和无厘头的争强好胜。
据说民国时期，坝上的木匠李贵才、李贵方两兄弟出门给某户人家做家具，做工的过程中，不知道因何缘故与雇主起了纠纷，最后雇主不愿意付工钱。
李贵才、李贵方两兄弟气愤之下，挥锤砸烂了亲手做下的家具，拎着包裹返回了李袁坝。
李氏家族当时在坝上可是大族，人丁兴旺，又极为护短。
李贵才两兄弟回家时，猜测雇主会展开报复行动，便将情况告诉了族长。
族长发怒：“什么人胆敢欺负到我李氏家族来？”
当即遣人去雇主家附近观察动静，同时组织族里的青壮人员以防不测。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夜半时分，雇主纠集三十余人摸索到了李袁坝，手里全都操着长长短短的“家伙”。
李氏家族这边也提前得到了情报，早早做了准备。
当雇主纠集的三十余人到达李贵才家门口时，大门居然虚掩着。
雇主一行人不疑有诈，跨过门坎就往院子里钻。
哪知等到人群全部进入院子时，大门“哐啷”一声被人从外面紧紧拉上。
“给我狠狠的打！”
一声令下，李氏家族提前隐藏在院墙、房间、过道以及猪栏、牛舍里的四五十号青壮人员，一个个臂缠白毛巾，手里拿着锄头、铁锹和棍棒等，借着微弱的月光冲了出来。
一时间打骂声、惊怒声、嚎叫声此起彼伏……
不大一会，院子里便躺倒了一大片，双方各有死伤，雇主一方损失尤其惨重。
当然，这种事情免不了会惊动官府。
最后的结局是官府捉拿双方主要肇事人员，送进班房坐牢。
两年过后，坐牢的人员又被统统放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李氏家族特地派人前往迎接，一路上还不停的放鞭炮以示庆贺。
因为他们不但打架打赢了，还买通了监牢的看守，使牢房里的李家人在坐牢期间，能够有机会溜出牢房，去附近富足人家的棉花地里摘棉花、挣工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