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锋
摘 要 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探讨李劼人的巴黎书写及其文化心理。李劼人书写的巴黎形象，显现出美丽、浪漫的特质，心灵受伤的时代性和异于中国的国民性。巴黎与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旧的观念与新的意识并存于李劼人的心里。李劼人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回归传统”，他在审视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对本土文化进行着反思。
关键词 李劼人 同情 巴黎书写 文化心理
1919年底，李劼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2月初到达巴黎，12月16日突发急性盲肠炎，后并发腹膜炎、膀胱炎，被送入市立仁爱医院，住院62天，于1921年2月16日出院。1923年3月李劼人将这一段住院生活写入了《同情》。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1920年代某一年的12月16日到次年2月16日，共62天的事情，叙写“我”在巴黎突然发病、住院治病、转院疗养、康复出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专论只有伍加伦的《“天上的乐石”——论李劼人的中篇小说〈同情〉》。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来探讨李劼人对巴黎的书写，分析李劼人第一次接触异域时的文化心理。
一、美丽、浪漫的巴黎
巴黎是李劼人的所爱，风景之美总有观之不足的感情。他对巴黎的景、物和人的称赞是不吝言辞的。《正是前年今日》不仅详细描写了凡尔赛宫和峨伯纳戏院，而且多有赞美之辞，比如“喷水的美观，我简直无法形容”，“碧琉璃之飞甍，花岗石之游阑，气象之雄壮，雕镂之精美，直可谓并世无两”，足见李劼人的神往与深情。他说无论游玩中国的什么名胜、名园，都有感觉不足之处，成都北门外昭觉寺的林盘也不算小，但落叶满地，无路可走！而薄罗腻森林“处处都合人意，处处都熨帖入微，处处都有令人驻足欣赏的价值”。尽管《同情》以“病人视角”书写巴黎，不能展开对巴黎的描绘，但他却不时穿插“闲笔”，展现巴黎的美景、风情。冬天的巴黎，白纸花似的雪片疏疏密密的在空中飞舞。此时“我”冷极了，痛极了，连呼吸都紧促起来，可头脑里想的是：“走一百步路到卢森堡花园里，坐在音乐亭下去看那微带着死叶的枯林中的雪景，可多么有趣。那般写生画家必不肯失了这样一个机会，一定是瑟缩在油布伞下，凌着寒威调他们的顔色。有幽情的巴黎太太们一定也戴着毛冠，披着大毛外套，携着毛绒手筒，娉娉婷婷地在那不曾被雪盖尽的青草径上徘徊，我只替她们那双露在裙外尺许长，仍旧只穿一层隐约露出白肌的薄丝袜子的脚叫屈，何以通身都保护严密，只这一双脚——照例不穿长靿靴，再冷还是穿一双露出脚背的浅帮漆皮鞋的脚，独让它去受寒呢？” 这段描写不仅透露了巴黎冬景之美和巴黎人之浪漫，而且反映了李劼人与相异的文化接触时困惑、爱怜的内心状态。
李劼人描写的巴黎美景并不多，但描写的巴黎女性几乎人人都是美女。在旅馆中打扫房间的女仆白姑娘，当她来医院探视“我”时，是让“我”异常吃惊的打扮：“很时髦的广檐黑帽，只少一根驼鸟羽翎，在脚胫以上，几乎仅把膝头盖过的绿呢外衣，紫狐腋的披肩，一进门便脱了搭在手臂上，衣领很宽，几乎把胸部露出了一半，黑皮手套把那糙皮重茧的可怜的手紧紧藏着。啊！这真是一位时髦姑娘啊！”赞叹、感慨都发自内心。病友龙沙尔的女友——一个银行里的打字员依丽沙白穿着时尚，令人惊讶：“哈！一个时髦的巴黎女子，封顶缎帽戴至眉毛上，披着一件锦葵色呢外套，一条水獭披肩。”“我”不由得惊叹：“果然是个令人销魂的巴黎女子。”护士玫瑰姑娘年轻，伶俐，最解人意，百合花姑娘性情最和顺，最耐烦劳，而描写得最多的是沙郎姑娘。住进医院第一天，“我”就被沙郎姑娘吸引而浮想联翩。她二十几岁，外表不甚美丽，却活泼有风致，漆黑一双眼珠在修长的睫毛里滚走得和金钢石一样。“我此刻全身的神经固然都只注意在我的痛与胀上，但也禁不住有一部份的脑神经居然起了回想作用，无意识的寻思到《小东西》里的黑眼睛：‘哈！都德的情人的眼睛总不会再比沙郎姑娘的美了；不过我心里还有一双黑而且大的眼睛，可惜离得太远，或许比沙郎姑娘的还更清澈些罢？’”转院疗养外出散步时，“我”正在楼梯口徘徊，一位穿着讲究、步法娉婷的女子老远的便笑着向“我”走来。“她的帽子戴得很低，当额又簇了一团头发，青狐披肩又将两颊壅住，我简直认不出她是谁。及至她走到我身边，把一只戴黑皮手套的手伸给我，偏着头注视着我”，“因为她那绒花似的一对澄清黝黑的大眼睛，仍然如故，我认得她了”。沙郎姑娘的美丽让“我”“发誓”般赞美：“简直是阿德涌，娥北纳头等女伶”！进而称颂巴黎女子的风致、艳冶、装束直可称为世界第一。
美景和美女，给巴黎抹上一层玫瑰色，定下了美丽、浪漫的色调。而巴黎人的生活风情似乎也沾染上了这种色调。巴黎人爱在街头散步，也爱外出郊游。“我”的邻居纪诺先生一家人在礼拜日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各跨一部精制的脚踏车到城外薄落腻森林，或是圣日耳曼、圣克禄，或是万岁宫等处去遨游一天。“我”租住在孔德街，虽然不是一条大街，但它下通圣日耳曼大街，上接卢森堡场，右转是上议院大街，左转是阿德涌场，再过去便是拉丁区最繁华的圣密舍尔大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听见一些倦游回家的青年男女最细碎最轻倩的高跟鞋子敲在街旁檐下水泥上的槖槖脚步声，与夫密欢浅笑，低吟微唱，甚至言情不足，步履忽止以后的接吻声音”。这样的日常生活、街头风情无疑显示出巴黎的悠闲、自由、开放，给人浪漫之感，确实是“异”于当时的中国的。
与李劼人相比，后去巴黎的徐志摩、朱自清，极尽巴黎之美丽、自由与浪漫。“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薰酥了的”；“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巴黎的好处就在处处近人情；爱慕的自由是永远容许的。你见谁爱慕谁想接近谁，决不是犯罪”。徐志摩流连于赛纳河的柔波和罗浮宫的倩影，醉心于 “肉艳的巴黎”和“九小时的萍水缘”。朱自清更看重巴黎的艺术氛围：“整个儿巴黎是一座艺术城。从前人说‘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你瞧公园里，大街上，有的是喷水，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处处是，展览会常常开；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 巴黎，在五四时代，是令人艳羡的“花都”。
二、心灵受伤的巴黎
1920年代初期，整个欧洲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游历、留学欧洲的人往往记录战后惨淡凄凉的景况。1919年到法国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出了市街，便循一带冈峦而行，但见满地焦枯，连一根草毛也没有，这里一个坑，那边一个洞，好像癞头和尚的样子……”1921年到法国的苏雪林在《夜静土山上作时在法国里昂》写道：“鬼境忽从人境生，浩然风定夜三更。枯枝映月若无影，凉露著人如有声。”真是颓败萧杀，令人胆寒。战事之后，欧洲煤炭奇缺，生火取暖都是奢侈之事。李劼人在《同情》中就写到了买煤炭须到警察总厅去取得许可证的现状。但一个病人的视角让李劼人更关注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而不是外在景象的破败与荒凉。“我”的邻居纪诺先生整个一战期间都在战场上服役，经过了数十次的恶战，“听过德国人的重炮声音，看见过德国人榴霰弹的火光，闻过德国人试放的毒气”，所幸不曾在身体上受过德国人一点痛苦。他是幸运的，却不轻易讲述服役期间的成绩。纪诺夫人更是不愿述及战争旧事，一旦提及“好生动感情”。战争在纪诺夫妇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我”的法语老师西门夫妇平时每人差不多各要教九小时的功课，礼拜日是他们真正得休息的日子。西门夫人本来多病，往往礼拜日不会客不出门，但听说“我”病了，很是着急、焦心，竟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到医院来看“我”。“西门夫人坐在我床侧椅上，紧紧把我一双手握住，眼里满含慈爱的眼泪，问的话使我不及答，脸上一种仿佛又是忧郁又是感伤的神情，啊！这真是我的母亲了！”何以这样呢？作者推想说：“我想这两位老夫妇一定是因为他们那个在凡尔丹牺牲了的儿子和我同年的原故，一副久贮胸中的慈爱之情，忽然被我的疾病勾起，便不能再把它按捺下去。今天到我病榻前来，仿佛就似当年临视他们那伤重濒死的爱子一样。所以他们连连说道：‘我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失去儿子的悲伤、痛苦，积压在西门夫妇的心灵深处，一有契机就自然流露出来。西门夫人被塑造成“异域母亲”的形象，说明战争带来的伤害之巨大和巴黎受伤之深。
“我”的病友龙沙尔的三个哥哥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母亲也因伤心过度病逝了。龙沙尔受伤后，转了八个病院，已在病榻上毫不转侧地仰着睡了两年零八个月！“头发枯得和秋草一般，眼睛里随时都带一种无生趣的神情，肚腹肿得发了亮。”在人世间，除了一个女友再也没有亲人了，而女友因为很忙一个月中只能来看他一次。作者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哈！何等的孤零！何等的可悲！以他一个人的身世，就代表了此次欧洲大战中一部份的衰史，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战争的牺牲者。”作品中还叙写了病室里关于战争的讨论。喀伦先生、罗尔服先生同“我”摆谈征兵制，喀伦先生说起他两年多的兵营生活，深感惭愧。三个人的谈话牵动了全病室，“几十个人意见同时发表，也有赞成征兵制的，也有反对的，也有调和的，越争越激烈。”由这样的场面可以看出，战争给法国带来巨大的影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梁启超、苏雪林描写的巴黎相比，心灵受伤的巴黎形象更让人深思。
三、与中国人相异的法国人
李劼人在《同情》的“小序”中写道：“‘同情’，我在国内把他寻觅了好多年，完全白费了工夫，到处遇见的只是一些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我曾自问：‘世界果然就是这种寡情的劫夺场吗？’……我到巴黎才十个月，居然就把他在一种不意的牺牲后寻得了。”李劼人在国内体验不到的“同情”，到了法国巴黎却于病中得到了。本土与异域的差异从一开始就被李劼人着重强调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是以自身经历为原型，从一个病人的视角来书写巴黎的。其纪实性的成分大于想象性的成分，巴黎形象并非虚构而接近于真实。这就是李劼人异域书写的特殊性。
“我”的邻居纪诺先生年约50，性情热烈，体魄强悍。“我”的病友罗尔服是汽车工人，喀伦是木厂工头，“但气象都威重，堂皇，聪明，和蔼，起码可以充得我们总统府中的高等顾问”。作者把它当做是一个“很可研究的问题”提出来，将中国人与法国人进行了一番比较，叙写出与中国人相异的法国人形象。“我们在法国社会上所看见的从中年人一直到老年人，绝没有像我们中国上等人和下等人，在气象上，在举动上，相差那么远的，除了很少数一些萎靡不振的人外，大概有了年纪的都带一种高超，华贵，尊严，恺悌的气度；内阁总理和一个作苦工的工人站在一处，除了衣饰的差别外，你在外貌，神情上简直看不出总理高于工人的在哪里，工人不及总理的在哪里。而且男子越到老年越美，气度雍容，体魄坚实，鲜红的面孔，雪白的须发，眼睛澄明如春星，声音圆润如宏钟，不管有学问的，无学问的，见了总令人生一种敬爱的感情。”病人的视角让李劼人注目于法国人的“壮美”，因而进入他视野的多是体壮、健康、快乐的法国人形象。“我”发病之初，就惊异于打扫房间的女仆白姑娘的好体格：“身子站端了比我高半个头——我并不算矮，两手伸出来比我的大一倍——我的手也不十分小，似乎比国内一般同年级的读书先生们的还大一些。一天作工至十小时，没有看见她倦怠过，疲劳过，并且随时都是整饰的，快活的。”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直接发出赞叹：“啊！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快乐！”这自然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形成对比。李劼人自觉地意识到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差异，并在对比的视野下构建法国人的形象。法国男子也喜欢轻盈的女子，那是矫健的轻盈，不是病态的衰弱，绝大部分喜欢的都是充实强壮的美。法国女子对于男子的标准更是注重雄武、厚重、魁伟等各种优壮的美质。小说写道：“把中国那般翩翩欲倒的裙屐少年放在法国待配地方听女子的选择，我敢断言有一百个，一百个都是落第的，然而这般弱不胜衣的秀士，正是我们少年姑娘们所心许的佳婿。你们看，再加上一般喜欢病态美人，和一般喜欢身体尚未成熟的少女的男性，我们将来的后嗣，真不愁人人都可进化到‘气息大一点儿便可吹倒的林姑娘’了。”李劼人为中国的“接班人”忧虑着，其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明显的。这说明李劼人不只是关注巴黎的美景、美女，更关注与中国社会进步、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深层文化问题。健壮的法国人与病态的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强中弱的形象无疑受到时代的影响，带有“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李劼人能够进行自我反思，表现出健康的文化心理。小说写到，巴黎妇女最喜欢黑人，往往一个妖娆的美妇，雪白的手臂上总挟一个面貌严整，身材雄伟的黑人，于稠人广众中谈着醉心的情话。“当事者视为故常，旁观者也毫不觉怪，倒只有我们乍从远东来的，见了橐驼谓马肿背的少年们，反觉得太奇怪。”“见了橐驼谓马肿背”一语道破国人的闭塞状态，显示了李劼人视野的开放和观念的趋新，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李劼人叙写的法国人形象真实性超过想象，纪实性大于虚构，法国人与中国人的相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劼人以“自我”的身份主动接受“他者”，认同“他者”。虽然以客观性为基础，但“他者”的形象还是被李劼人理想化了。甚至小说的叙述者“我”还不时站出来“发言”：“法国人是最善寻乐，最爱说话的民族，只要精神身体能够济他的愿望，他绝不做假，绝不把外表的生活和内心的生活放在反对方向上去的。”这些“表白”实际上设置了潜在的“听众”，李劼人要说给远东的中国人听，以“他者”镜鉴“自我”，其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心理是不言自明的。
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两国人的观念更是水火不容。中国人结婚后仍然住在父母家里，二十几岁的少年可以过六十以上老年人的孤独生活，高洁的恋爱可以保存在肉情以外，可以用高尚的正当欲望来压制情欲……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眼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法国人而言，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西门夫人知道了“我”的婚姻情形，曾惊怪不可明状地说：“我没有研究过东方事情，尤其不懂得你们中国的风俗，若照我们欧洲习惯说来，断没有把妇人留在家中独自走到数万里外，还打算七八年之后才回去的，没有，断乎没有！除非与自家的妇人没有爱情，除非是应了兵役，不然，结婚之后，照例不许有一礼拜分离的。我和西门先生结婚三十八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处，若要分离上一年，只有离婚，你不知道法国的谚语：‘远于眼者远于心’吗？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无论如何，必须把妇人带出来的；又假使我处在你夫人的地位，也无论如何要同你一道走的；你这举动太奇怪，大约也不是中国普遍的风俗，但我不解何以你的夫人就让你走呢？”“我”与西门夫人的对话以及玫瑰姑娘问话时“我”的自问自答，明确显露出李劼人的文化意识中混杂着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和现代西方的爱情观念。他自然反感道学先生的言论，也不是完全赞同法国人的恋爱态度。《正是前年今日》叙写由蒙达尔尼到巴黎的火车上，一个少妇与陌生男子“亲密”的情形，李劼人进行了自我剖析。从这里能够反映出李劼人对西方性爱文化的矛盾心理。这不仅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与李劼人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婚姻感受密切相关。
就个人生活经历而言，李劼人年轻时随舅父杨砚愚到四川泸县知府做事，曾与杨氏叔侄一起去过泸县名妓周七家里。1962年李劼人与沙汀摆龙门阵，说他当年初到北京，一个年逾八十的亲戚劝他到窑子里长长见识。而他留住北京的三个月中，有两个半月是在窑子里混过的。李劼人说：“喝！这两个半月增长了很多见识！”谈到他在法国时，法国人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之风”，李劼人说：“本来嘛，既然需要，随便来一下有什么了不得！”沙汀忍不住凑趣地问他：“在法国传过种没有呀？”李劼人颇为幽默地笑道：“这就很难说了！”四川人爱“涮坛子”，玩笑归玩笑。不过，李劼人曾经的“风月”经历使其在描写巴黎时没有“意识形态”化，从而出现“扭曲”和“变形”。比如艾青，在1930年代社会政治意识的支配下，巴黎成为“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淫荡的/淫荡的/妖艳的姑娘”，“解散了绯红的衣裤/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任性的淫荡……”就个人婚姻感受而言，《同情》在《少年中国》发表时表明是“为吾妻作”，出单行本时扉页题词“献给吾妻”，表明李劼人对妻子的深爱。就像戴望舒将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给绛年”以示对恋人的深情，或者像艾芜将《春天》“献给父亲”以表达对父亲的深情。在留洋学生往往与“包办”的“发妻”一刀两断的背景下，李劼人的行为是很值得注意的。李劼人出国前奉母命与杨叔捃结婚，婚后八天即远赴重洋。杨叔捃是李劼人的堂表妹，同在杨家屋檐下，算是青梅竹马。在法国李劼人每周一封信给妻子，住院时记了二十六则日记，差不多都作为信寄给了妻子。《同情》中有一则日记叙写“我”给母亲、妻子写信的情形，小说结尾处还写道：“还有二十五六天的日子，那封动人心魄的信才能展示在吾母和吾妻的眼前，我在陈君口里吹出的烟影中，似乎看见它正夹着火焰的势力在印度洋里翻滚而前哩……”巴黎的自由开放与中国的伦理道德在这里交错，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旧的观念与新的意识在这里交融，并存于李劼人的心里。李劼人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回归传统”，他在审视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对本土文化进行着反思。
总之，李劼人书写的巴黎形象，显现出美丽、浪漫的特质，心灵受伤的时代性和异于中国的国民性。纪实性的巴黎形象比起“意识形态”化或“乌托邦”化的异国形象来，具有更为真实的一面，在传播异域文化时更为准确。同时，“病人的视角”让巴黎形象带上了个人色彩，巴黎形象具有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