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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对两部《大波》进行寻踪觅迹的考察和必要的梳理，并对旧版与新版的得失和异同作了再认识。为了增进对李劼人研究成果的了解，援引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个别学者对《大波》的肯定性评价和指出的缺陷等，并在此基础上给作品以历史定位。
关键词 历史使命感 作家的责任心 一座精神丰碑 一曲生命之歌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李劼人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杰出的小说家之一。1986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卷中，王瑶任主编，严家炎、樊骏任副主编的“现代文学”部分，在现代小说的“小说家”栏目里，载有李存光撰写的李劼人词条。全文仅仅千余字，虽嫌简略，但扼要介绍了这位老作家一生的创作活动，确定了他应有的位置和作品固有的价值。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杨义的三卷本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第二卷第八章的“四川乡土作家群”里，不惜用了两万字左右的篇幅，首先对李劼人的小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难能可贵。与以前几种对李劼人和他的小说只字不提的“新文学史”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此后，陆续出现了几部由中青年学者或个人、或几人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李劼人都“有名在册”占了一席之地。尽管史家对他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对其取得的突出成就，却是一致肯定推崇备至的。历史无情也多情，先生不幸又有幸。在他辞世20多年后，终于名垂现代文学史册。李劼人泉下有知，定当感到欣慰！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时代。以左翼为主流的作家人才辈出，作品众多。而非主流的作家不甘落后，写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从1935年7月起，李劼人以“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强劲势头，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写出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通称“三部曲”，均由上海中华书局以“现代文学丛刊”名义从1936年起分期出版。它的出现仅以题材而言，就填补了鲁迅曾经慨叹的新文学反映近代历史大事件的空白，又回答了郁达夫对新文学创作历史小说的呼唤。与叶圣陶的《倪焕之》（1929），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有稍后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共同组成一幅可喜的景象，为新文学的成长壮大扬眉吐气，以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和对民族形式的探索而傲视文坛。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小说集里精选了包括《死水微澜》在内的五部长篇小说。都是珍贵的初版本。
以叙事为主的长篇小说，历来就是广大读者喜阅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从古至今，举凡优秀的长篇小说都会给人们以历史知识和审美享受。文学艺术作品既是精神产品又具有商品属性，必须流通才会产生社会效应，这种效应不靠吹捧浪得虚名，不以广而告知招摇过市，而是以自己固有的艺术生命力不胫而走，成为社会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然而作家的命运与他的作品一样，兴衰成败各不相同，都由时间来决定。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转移，上述几部长篇小说有的盛极而衰逐渐被读者淡忘，有的甚至遭到颠覆，有的尚存但已失去往昔的辉煌。李劼人的长篇小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岁月长河的冲洗，《死水微澜》精益求精，臻于完美，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暴风雨前》删削了某些不该删削的内容，殊为可惜，加以又补写一些，删与补之间的得失，未取得学术界的共识；唯独《大波》既有旧版在前，又有重写的新版在后，两相比较，学术界在认同与评价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本文试图就《大波》两种版本的种种因由作一次再认识，不过献芹而已。
《大波》面世的前因后果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线引发武昌起义，进而全国各省纷纷独立，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从而开创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1891年出生于成都的李劼人以20岁的青春年华、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积极投入那场震惊中外的群众运动，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见识了各个阶层的许多人士，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语）的理念，以文学的形式反映那段曲折复杂、可歌可泣、改天换地的历史，创作出了他朝思暮想的长篇小说《大波》。他的意向萌发于1925年，经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断地用心血哺养，有了充分准备，十年后开始动笔，先试探性地写了《梦痕》，副题为“辛亥忆旧中的几缕”，发表于《国论》杂志1936年第11、12期。接着投入紧张的写作，于1937年完成上、中、下三卷的长篇小说《大波》（以下称旧版）。它是在历史的期待与呼喊中发出的回声，开创了现代文学写历史小说的先例。原计划还有第四卷，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了。这个中断弹指间就是20年。在这20年里，李劼人对《大波》的眷恋日益加深，一面汲取旧版失误的教训，一面补充历史资料，期待有朝一日重振旗鼓，再次写它。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终于如愿以偿。
近几年来，陆续出现了李劼人与挚友的书信，其中，以1936年3月4日致舒新城的那封信，对研究李劼人和他的《大波》很有帮助。先从旧版谈起。
1936年初，李劼人正式投入《大波》的创作。那年3月4日，他致舒新城的一封信中，谈及酝酿写此书的情况。当时，他家因从斌隆街迁移到桂花巷，手上拮据，要求中华书局预支稿费。基于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献身精神，他婉拒了刘大杰邀请去四川大学任教的请求；同时，也慨叹自己“已到中年，始作卖文为活之计，言之笑人”。仗义的老友周太玄慷慨地以二百元资助，使他无后顾之忧，安下心来写《大波》。又在信中谈到，“《大波》系写辛亥事。自铁路风潮起，至年底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止，千头万绪，不啻吾川一重要史事，抑全国代谢时之一大关键也。”他在创作过程中曾进入过最佳状态，如：“以十九日之工，将上卷告成”；“中卷一气呵成”，“下卷奔腾胸中不能自已”，“足写了两个整月。因为头绪太纷繁，不易着笔，改了又改，太费气力”。这封信极为重要，从中不难看出李劼人创作《大波》的经过和甘苦。他又谈到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至年底成渝两政府合并止”。然而在旧版中，这个非常重要的结尾并没有出现，20年后重写的新版也未能出现。两种版本皆因作品未能最后完成之故，只保存在李劼人重写时“还有三十万字”的写作计划中。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于浩杳的历史暗夜！看来，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失败，将由历史学家去秉笔书写了。
在李劼人研究的同人中，有个别学者认为《大波》是受了郭沫若《反正前后》的影响。其理由是郭著出版于1929年，比李著早几年。不错，两者的内容都是写四川“保路运动”，郭著写的是个人见闻，近似“回忆录”或往事随笔，主观的成分居多，而李著却是亲身经历和切感的小说创作，以客观的叙事为主。与郭著相比和对照，李著并无“受影响”的任何痕迹，而是独辟蹊径“后来居上”的。还须提及的是，郭沫若读了李劼人的几部小说（《大波》只读到上卷），甚为赞赏，写了长文《中国左拉之待望》。据悉，李劼人对“中国左拉”这顶高帽子并不接受，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相反，对郭著颇有微词，在《梦痕》的开头即作了揭示，曾向挚友舒新城表示：“郭沫若的《反正前后》，真是打胡乱说，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大波》面世不久，在四川军政界有关人士和公教人员方面，曾激起强烈反响，作品以不可替代的历史真实唤起他们的亲切感并引起共鸣。四川人和在四川的外省人，以及在外省的四川人都爱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因成都“打启发”受害而逃亡，寓居上海仍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周善培，作为一名与保路运动密切相关、上蹿下跳、休戚与共的政界人士，他读了《大波》之后触动甚深，迫不及待地于次年抛出一本自费印制的小册子《辛亥四川事变之我》，除了提供几篇有关的史料为自己辩护之外，同时附了一篇《正大波之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如《上端方言》等，对当年发生的历史事变有可资研究参考之处，至于“正大波之误”纯属不同于文学创作的烦琐枝节，上不了台盘，但是，对自己严要求的李劼人来说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从某种意义看，兼听则明为他以后“重写”《大波》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历经再版、三版的《大波》，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中华书局位于成都春熙北段口的分店，明亮的玻柜内尚陈列有此书，橘红色衬以蓝花纹的封面引人注目。昂贵的书价让我这个爱好文学的穷学生无力承受，隔着玻柜看看而已。80年代初，我有幸从友人珍藏的旧书中发现它，如逢久别的故人，惊喜过望，阅读多次，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进而萌发研究意愿。遥想当年，与红极一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相比，《大波》被文学界“冷落”了。作品面世之后，有反响总比悄无声息好。可喜的是，郭沫若以长文盛赞它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名人评名著，在当年是文坛流传的佳话。相对于瞿秋白评《子夜》，茅盾读《倪焕之》，郭沫若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今仍然是研究李劼人具有启示性的首选之作，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之奉为圭臬，无不授引作为依据。此后，对李劼人作品情有独钟的曹聚仁，写了独具慧眼的文章（可参阅1997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坛五十年》《写实主义的小说》部分）。香港的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李劼人小说见解独到的评价，乃众所皆知，这里不必赘言。
历史小说不同于通俗的历史演义，前者除了叙述历史事件之外，还必须写世情、写人物，写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旧版《大波》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比较而言，更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在述历史部分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及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真人，比虚构的人物多得多，但立得住足的比较少。尽管虚构的人物不多，如黄澜生夫妇、楚用、吴凤梧等，然而他们却是血肉丰满、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活动的人物，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令人颇感惊异的是，有学者认为，《大波》写的是“作者二十岁上下发生的社会事件”，“不能算是历史小说”，只属“时事小说”。是否如此，姑当“一家之言”，录以备考。作为一部“述历史，写世情”的长篇小说，旧版《大波》在上述两方面，不仅比例失调，而且顾此失彼。在“述历史”方面很少正面叙述，采用的多是借他人之口转述，最大的缺陷是遗漏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未能直接写出或着力描绘几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如：清王朝的高官端方、赵尔丰、岑春煊，立宪派头面人物如蒲殿俊、罗纶，以及军方的实力人物尹昌衡等（在新版里都有开创性的出现和发展）。凡此种种，给作品造成明显的缺陷和“硬伤”，正如李劼人自己说的“偏偏《大波》写得顶糟，有机会重写以赎前愆”，这些话分量不轻，并非自谦，而是作家基于忠诚发自内心的告白。比较之下，旧版《大波》在“写世情”方面，确实是成功的，它不仅保留并发挥了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时描绘人物、抒写世情的艺术特色，而且人物塑造尤其是黄太太形象的塑造，可与蔡大嫂的形象并驾齐驱，双峰对峙，两美并存。黄太太的形象恰似川剧艺术舞台上的花旦名角，一出场就令观众注目，言谈举止周身都是戏，从心里为她叫“好”！李劼人给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旧版的艺术成就，在于它的原创与本色，与《子夜》初版本的可读性近似，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梦痕》里出现的吴凤梧，是《大波》突出刻画的艺术形象，是李劼人在保路运动中深入生活的独特发现。由于时代在变化，他比《死水微澜》里的袍哥罗歪嘴更具历史认识价值。这个集兵痞、跑滩匠、冒险家于一身的“易胆大”，是政治风云即将发生突变那个历史阶段的独特存在。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不难看出动荡的时势造就了这类“下三烂”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的种种活剧，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实质和局限的根本原因。因而，吴凤梧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乱世机遇使光棍变成暴发户的代表性。袍哥如罗歪嘴那样只顾吃喝嫖赌和“偷情”活动的时代早已过去（逃亡后再未出现），而今正是吴凤梧之流登上了以带兵为伍，以枪杆子为主在政治舞台充分表演的时候。总之，他们的出现为以后四川长期存在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不休埋下根深和长远的伏线，并作了厚实的铺垫。与写军阀时期成都社会几个短篇小说相对照，李劼人对那类兵痞出身的大大小小军阀是相当熟悉的。作为历史小说的旧版《大波》，自有它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和某些审美作用，即使存在少许“硬伤”——或某些缺陷，也有值得研究或借鉴的方面。因为作品提供了前辈或同辈作家没有触及到的史实和生活内容，而对后继者更是有益的启示。也许是受新版《大波》的影响，1982年，湖北作家任光椿（1928—2005），创作了以武昌起义为内容的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录》，读者反应平平，随后作者积累了更多史料，在重写时充实了原作，从30万字扩展为70万字的长篇小说，由广西漓江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部超长篇的小说能以完璧面世，来之不易。他比李劼人幸运。关于旧版《大波》，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写与新版的对比（载《四川现代作家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篇杂谈（载《李劼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随着几十年的岁月沧桑，旧版《大波》已属稀世珍本，难得一见了。基于它可供研究的历史价值，窃以为，在我国出版界享有老品牌声誉的中华书局，完全应当重版这部小说，与新版《大波》并存而互补而相映生辉。
重写《大波》的艰辛历程
李劼人为什么不是修改而是重写《大波》？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质言之，是他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自作家的责任心。“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不得不写的。’” 而《大波》正是李劼人“不得不写”的。所以情牵梦萦千回百转难以安宁。距旧版面世20年之后，老当益壮的李劼人不惜年逾花甲的高龄，果断地全盘推倒将近50万字的旧作，另磨新墨，重写《大波》。作家的这个大胆举措令人吃惊。因为此举犹如粉碎一座山峰又重建一座山峰，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创造大工程，又如一次用生命投入的“马拉松”式的长跑。推倒旧作容易，创造新作艰难。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再横向比较，李劼人的这个举措在同辈老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万事开头难。李劼人重写《大波》开始并不顺利，在接受了友人意见后，冷静地作进一步思考。他一面继承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一面借鉴外来作品的成功经验，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他独有的叙事艺术。从重写的《大波》看，无论总体构思与布局，叙事方式与艺术表现，语言运用等，都与旧版截然不同，而且在形式上有许多突破和新的创造。李劼人在总体上采取网状形结构，多层次、多侧面、立体交叉地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在布局上以部为单位再分若干章，每章冠以章名分外醒目，章与章之间既有连续性又相对独立。它有别于张恨水半新半旧式的通俗长篇章回小说，而是运用新文学民族形式写的长篇历史小说。传统章回小说的回目讲究对仗、工整如诗句，而它则因内容不同章名各异，字数有长有短。长的有十个字之多如：“难忘的一天——十月十八日”（打启发），短的只一个字如“变”（三渡水惨象）。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方面，李劼人以置身民间的立场，全知全能的多元视角，对“保路运动”的起因和发展夹叙夹议，条理清楚，褒贬分明，充分体现出广大民众对那些政治事件的认识与情绪反应。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因而左右逢源，取之不尽，加以许多史料来之不易，难以割舍；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以致带来叙事方面的副作用——使读者因线索太多又烦琐而感到沉闷。这是重写的《大波》在叙述历史方面存在的缺陷。相反，在写世情方面则充分发挥了他固有的优势，洞察幽微，细致传神，运笔自然，引人入胜。然而也必须承认，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首要的，因为风暴激动起来的海洋，是由众多浪头汹涌汇聚而成的。不如此，怎能表现出当年铁路主权“民营”与“国有”的尖锐纠纷，直到严重政治斗争的轩然大波，后来发展为组成“同志军”用武装“保路”的风暴！
长篇小说的要素不外乎包括三个方面：叙述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描绘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有了这三个主要的方面作基础和支柱，构成框架，再以富有乡土特色、具有个性的语言来表现，作品就基本上取得成功。作家在创作中还须一种战斗精神。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因它拥有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给读者以厚重的历史感，确切的时代感，魅力诱人的审美感。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从来就有百科全书式的美誉。当然，包罗万象并非长篇小说的优点，或许还是缺陷；而百科全书也不是应有尽有，必须有所节制有所选择。
1958年，李劼人继1953年在故居短暂停留之后，再次坚持从机关公寓迁回“菱窠”，从此，他在那里度过一生中的最后五年。那里，不仅是他晚年需要停泊的生命港湾，也是他应当回归的精神家园，又是他惨淡经营了近20的安身立命之地，更是他重写《大波》必须拥有的创作天地。当年菱窠周边原有的田园风光已今非昔比，但是没有城市的拥挤与喧嚣，每天他迎来晨曦送走夕阳，徘徊于菱角堰边，徜徉于田间小道，眼前的一草一木都会唤起许多记忆，通过时空的隧道激发了创作灵感和艺术想象。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既无案牍之劳形，又无“权”的纷争、“力”的较劲，因而心无旁骛正好完成他的“名山事业”。一段时期，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曾进入自由挥洒的创作状态，以如椽之笔和日趋炉火纯青的腕力，写出不少闪耀着思想、艺术光彩的篇章。这类篇章在第四部里尤为突出。李劼人倾全力精心建造的是一座丰碑，一座可与至今矗立于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并立的丰碑——《大波》！事实证明，李劼人迁回故居的选择是明智而正确的。自从遭遇了一场政治风浪的冲击之后，不仅备受冷落，而原有的职务已是“名存实亡”；与其“尸位素餐”，不如抓紧时间把小说写完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当年能够担任成都市副市长职务的人选多的是，而精神丰碑《大波》只有一座，这不仅在四川即使在全国的老作家中，也非李劼人莫属！
当年的菱窠并非世外桃源，李劼人在潜心写作中，仍然摆脱不了他的社会角色所要面对的现实生活。虽然“离职”或“脱产”搞创作了，但是他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变。如：上面安排的政治学习必须参加，通知的会议非到不可，有些应酬事务不能拒绝，等等。因此，他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类外来的种种干扰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极为不利，而且妨碍极大。比如：正在写的生活场景停顿了，人物的活动突然“定格”了，人物双方的对话哑口无言了，等等。无奈，只好等待有空时静下心再来继续。这是创作长篇小说最令人头痛的。最近，读《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感慨很多。在他给友人和家小的许多书信里，谈了他当时的生活处境与写作困境，加以年老体衰和其他原因，对《大波》的写作曾有过“已提不起兴致”的消极念头。尤以1962年10月26日致女儿李眉的信，详尽地写了上面为他安排的活动日程，为他被占据的时间痛惜不已。还有同年9月《致诸有莹》信：“今年七个月内，整整开了五个月的会，到目前，才写出定稿六万字之谱，距离预计，实在太远太远，真是无可奈何！”可惜又可叹，天不假年，距上述两封信不到三个月，李劼人就因病逝世了！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他写《大波》第四部那几万字的手稿时，不禁悄然动容，叹息不已。据李眉《李劼人年谱》1962年12月12日记载：午休后，仍伏案写作。夜半，《大波》第四部第四章五节写完，旋即在日记中记下“……哮喘发作，不能执笔……”。次日，即被送入四川省人民医院，昏迷。那卷写满蝇头小字的手迹，正是他哮喘病发作后仍坚持写作，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留下的手迹，多么珍贵又引人深思的手迹啊！如今，它已成为李劼人故居的“镇馆”之宝，举凡参观过的人无不为之肃然起敬。
李劼人在写作中除了时间被占据的干扰之外，还有来自中国作协的无形压力。有关领导曾与李劼人面谈，提及《大波》写群众运动存在的问题，言下之意，对群众运动应当那么写，不应当这么写。对此“长官意志”，他未置可否。从《大波》看，无论写到的层次多种多样的成都市民，还是外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同志军队伍，李劼人都是从历史生活实际出发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不贬低也不抬高。贬低有失厚道之心，抬高不免欺世媚俗。比如，第二部第二章的“同志军——学生军”与第七章的“变”就是如实书写，毫不隐瞒的。前者写得悲壮激越，后者揭露得惊心动魄。《大波》不但写出了历史的真实，从某种意义而言，还是在历史学家之前写出了真实的历史。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多次引用《大波》写的历史事件和群众运动的场景。这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交流的现象并不多见。
尽管李劼人重写《大波》历尽艰辛，而成果却纷纷面世。作家出版社继1958年推出第一部后，1960年又推出第二部。此后，他积极投入第三部的写作，于1961年底完成。那年春节，李劼人自撰了一副对联：“敢有文章惊天下，莫叫鹅鸭恼比邻”。上联表现出他重写《大波》的自信，下联看似自律实为反讽，弦外之音，耐人寻味。如今，这副对联经名家书写刻板，赫然挂在李劼人故居新建的“浓春阁”两侧，参观的人无不会心地微笑。
1961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副刊以整版的篇幅，选登了《大波》第三部第四章的《龙泉驿兵变了》，即：《在汇为洪流的道路上》。同时，《人民文学》第十期以显著地位，刊载了《大波》第三部第二章《端方的打算》；与之配合，《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用笔名“辛仁”，写了几百字的同名短评，发表于该刊第十期。文章称“李劼人是写人物，讲故事的妙手”，对他“广博的社会知识，丰富的感情印象的记忆力，用惟妙惟肖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个性的能力，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以及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感等等，不能不击节赞赏。”1962年该刊第十期又刊载了闫纲、沈思的评论《绘声绘色的〈大波〉》。此外《收获》《新港》等也选登了小说的某些章节。寓居香港的曹聚仁还写了《买〈收获〉，读〈大波〉》。可以说，那个时期是李劼人50年文学创作生涯中出现的绚丽晚霞。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难得出现的那一抹晚霞消失得太早、太快了。次年12月24日，老作家李劼人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逝世。从1958到1962年的5年间， 他重写的《大波》已达90多万字。还有尚未写出的30万字，相当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部小说字数的总和，如果天假以年最后完成，其内容将是何等的丰富和精彩！而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伟大的作家雨果写法国大革命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从准备到写定花了10年时间，郑永慧的中文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总共才31万字。比较之下，李劼人以十年储备资料，在短短5年间却写了几十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艰辛的创作历程和拼搏精神，消耗的体力和精力之多之大不难想象。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曾去故居访问李劼人，并向他约稿。当她得知老作家逝世的消息时，曾感叹：“他是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啊！”正如战士牺牲在沙场那样壮烈、可钦可敬！
关于李劼人重写的《大波》在学术界的反应，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值得提出。樊骏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里，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邀请多位资深专家的座谈会上，“黎澍则专门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早在30年代郭老就曾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原文如此——引者）与之相比，60年代初这部作品经作者修订重新出版，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视，还有劳历史学家如此郑重的推荐，同样引起我的反思。”黎澍（1912—1988）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以修改补充过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名世，被誉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他客居成都，一面担任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主笔，一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李劼人的为人和写作状况应当是熟悉的。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力而中肯，为李劼人不平之鸣溢于言表。公道自在人心！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一位谦逊的老作家，李劼人很少写什么“创作谈”之类的文章。1956年12月他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经黄丹记录后发表于次年《草地》第4期，题目为《谈创作经验》。这是他仅有的一篇经验之谈。当重写的《大波》纷纷面世之际，《人民文学》编辑部曾邀请他写类似梁斌谈《红旗谱》的创作之类的文章，他拒绝了，并表示“永远也写不出”的坚决态度。这并非傲慢，而是不愿步他人后尘写应景或自我吹嘘的东西。然而，李劼人重写《大波》的几年间，可以说是在顽强地拼老命，其中的甘苦自己最清楚，得与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写了如《〈大波〉第二部书后》《第三部书后》。这两篇文章内容充实，文笔老辣，又具坦诚态度和论辩意味，这是他独有的个性表现。实事求是，不卑不亢，颇具大家风范，值得新版《大波》的研究者认真阅读深刻体会。纵观李劼人重写《大波》的艰辛历程，犹如一首独唱的生命之歌，那么响亮又那么凄婉动人！
新版《大波》的成就与缺陷
新时期以来，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开始被学术界“重新认识”，在他的家乡四川成都，一段时间出现了李劼人研究的新局面。从1980年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共五卷七册的《李劼人选集》。《选集》第五卷附有曾任李劼人秘书谢扬青写的“编后”，对我们认识这位老作家的人品、研究他的作品颇有参考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由有关方面多次召开李劼人作品研讨会。《四川文学》《社会科学研究》《红岩》杂志先后刊出几篇文章，接着，《川大学报丛刊》《川师学报》《西南民院学报》等也纷纷刊出评论文章20多篇，可谓盛况空前。成都市文联编研室首先推出论文集《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然而在众多文章中，几乎都集中于对《死水微澜》的认识与评价上，对《暴风雨前》很少触及；对《大波》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作为后学又土生土长于成都的我，对前辈写家乡社会历史风貌的心血之作倍感亲切，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偏爱之情。如《死水微澜》写到的东大街、青羊宫，《暴风雨前》写到的下莲池、劝业场等，都曾留有我青少年时的足迹，而今再现于书中的形象描绘，真如旧地重游，使我怦然心动。多次捧读沉甸甸的《大波》，了然于心，欲罢不能。这里有两点因由：第一，原来先父（1963年逝世）与李劼人同庚，也是当年“保路同志会”的成员，只不过从事的行业各异，不在一个分会。据先父谈他曾亲眼目睹过督院街总督衙门前发生 “血案”的惨状，又围观了旧皇城明远楼前尹昌衡下令杀赵尔丰的盛大场面。先父大半生的娱乐爱好是听评书，记忆力又极强，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他复述那些历代演义如“说唐”、“说岳”、“杨家将”等，兴趣盎然，深受教益。尤其是摆起当年参与“保路运动”的见闻和感受，时而情绪激动，时而叹息不已。在谈到广大市民声援蒲殿俊、罗纶、张澜等，蜂拥到督院街请愿时，他动情地说，听到衙门里枪声响，人群如崩山一样逃跑，我幸好跑得快，要不早就没命了，哪还有我现而今这一家人，哪会有你啊！又“幸灾乐祸”地说：“赵尔丰是属猪的，辛亥是他的本命年，所以遭砍了脑壳！”又谈起少城公园里那座高大的纪念碑，落成揭幕那天，人群前往瞻仰，挤得水泄不通的热烈场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几十年也难以忘怀的记忆。每当捧读《大波》时，无论李劼人写的那些历史事件，还是先父摆的“龙门阵”，都或同或异地在书中出现，彼此互动，心领神会，加深了形象记忆引起了理性思考。第二，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本市铜井巷南口与王家坝街东口连接之处，新修了一座小巧的公馆。据说，那是曾任四川军政府总督尹昌衡养病的地方。观它的气派虽不及掌权的军政界人士的公馆豪华，却也使平头老百姓仰而视之，紧闭的黑漆大门内莫测高深，行人路过只匆匆投以一瞥。记得一天上午，我随先父路过王家坝街，凑巧，那座公馆的大门打开了，出来一辆漂亮的私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的脸形较长，容颜苍白又清瘦，头戴一顶金瓜形的青缎帽，帽顶上有一颗大红珠，帽檐正中嵌有一块玉牌；他似睡非睡地稳坐车上，车后有一个随从跟着，缓缓地向西走去。那时刻，我因感到奇怪而发呆了，先父指着远去的背影对我说：“看清楚了？他就是尹昌衡，那年辰的尹都督，好威风啊！现而今，老成这个样了——”几十年一晃而过，当时景象至今历历在目。读《大波》到有关这位风云人物的言谈与行为时，不禁想起那仅有的一次看见他，也算“久仰，幸遇”吧。那年，我刚满12岁，小学毕业了！
当我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两篇读后感拙文，自然就轮到《大波》。面对这部几十万字的巨著，犹豫再三，只好迎着困难上。出于“抛砖引玉”的初衷，我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几易其稿，于1985年交出一篇万余字的解读答卷《论〈大波〉》。承蒙《当代文坛》主编何开四不弃，破例刊于第十期，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此文收入论文集《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几年后又写了《〈大波〉语言艺术二题》，作为上文的补充，收入《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关于新版的成就，在下已呈管见不必重复。至于它存在的缺陷因尚未识透，加之限于学力，迟迟未能动笔。我虽然写了几篇刍荛之作，仍有意犹未尽之憾，因为文学巨著往往“横看成岭侧成峰”，总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当前有些长篇小说出手就是几十万字，洋洋大观，看似颇有“才气”，实际上作品的含金量极少，杂质较多。有的故作深沉，有的玩世不恭，更有的拿肉麻当有趣，令人难以卒读。一眼就望穿一言就切中的这类作品与《大波》相比，不啻云泥之隔。近几年来，随着步入老境，空有意愿拟再作探索，但已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依然念念不忘《大波》，希望学术界有高论以匡不逮。自1990年退休后，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支配，每日以读书写作消磨时光，随时注意有关李劼人研究的成果，偶尔也写点东西敲敲边鼓，略尽绵薄之力。十多年间，先后读了几部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谈李劼人和他的作品的篇幅，长短有异，评价也各自不同，引起极大的兴趣，开了眼界，受到启发。对诸位史家的观点，既有同意的又有可以切磋的。转述容易走样，不妨当一次“文抄公”。依次罗列如下：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开始涉及李劼人和他的作品，全文不过几百字，聊胜于无，但在国内学术界却起了领先作用。
曾庆瑞、赵遐秋编《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以《描绘历史画卷的大河小说》为题，对李劼人的四部长篇小说作了介绍，因系札记之故只把作品依次罗列，点到为止，没有具体分析，但肯定性的叙述是显而易见的（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第569—577页）。
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有关《大波》方面说：“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像这样规模巨大，描写真切的，它仍是首屈一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页）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李劼人“在结构、人物、语言各方面都得于传统与地域文化知识修养的丰足”，“《大波》生活积累之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作意图，读来便觉沉闷，显出艺术细节粗略的欠缺了。但是他小说的史诗性质与世态描写的高度结合，是异常突出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而就是这仅完成的三部曲，无论从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看，还是从小说所展示的丰富而广阔的历史空间看，都堪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杰作。”又说：“但《大波》过多的历史线索的勾勒，过少的日常生活描绘，造成小说艺术性的减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5页）
上述几例谈到《大波》的成就，似嫌过于简略，但肯定性的观点却是一致的，谈缺陷方面也有近似之处。比较之下，窃以为：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李劼人新版《大波》的成就与缺陷，不仅立论公允而且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此书在第四章长篇小说的第六节中写道：“作者重写《大波》，追求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希望能找出这场运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意义，从而再现出辛亥革命时代的中国历史画卷，勾勒出一部近代中国的宏伟史诗。”“这一追求构成了《大波》的最大艺术特点：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感。画面相当恢弘，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全面描画了保路运动的全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对《大波》的成就做如此高度的概括，深得我心。然后细谈了作品的三个艺术特点（原文较长，为了不占篇幅，从略）。又说：“作品的缺陷也很明显，首先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虽然作者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审察历史，但并没有具备真正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对于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作者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而深入的见解。由于缺乏统率全文的深刻历史思想，作品所展示的历史画面就因为缺乏关键的主线而显得芜杂。其次体现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对宏观的历史画面的描绘是全面的，但在人物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方面主要着力于政治活动层面，缺乏真切细腻的生活场景展示，人物形象也显得不够生动、丰满，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很少。”（同上，第140页）除了上述指出的缺陷之外，几乎都一致认为《大波》读来沉闷。所谓沉闷者因作品有冗余的成分之故也。这里既有内容繁杂提炼不够的问题，又有艺术表现力方面未能得心应手的问题。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似乎都有类似的通病，读来没有沉闷感的可说是少之又少。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使读者进入最佳阅读状态的也不过是《罗亭》《前夜》《贵族之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写了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唯有《九三年》经得起反复阅读。他的《巴黎圣母院》关于圣母院教堂古典建筑的格局与壮观的详细叙述，也许是太专业之故，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难以卒读，依我看法国的一般读者也未必对它感兴趣。从小说艺术来要求，那是应予删除的冗余部分；但从西方建筑史来衡量，却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大波》那些冗余的历史叙事，是作家未能“跳出历史”造成的，当然是小说艺术的大忌，但对研究清末历史的学者而言，却是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即可佐证。人们对长篇小说的要求因人而异，文化修养与社会层次不同的读者往往是各取所需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因而希望有大手笔把它们进行精练。这个愿望当然无可厚非，却并不实际甚至过于天真了！试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有许多冗余的成分以及不少啰唆的议论。那么，由谁来对它“进行”精练呢？即使有大手笔来动未必会取得成功。任何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正因它的原创性和成就与缺陷并存，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取信于当时而传信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往往比史籍更真实。
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本的大部头，都是作家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然后用生命拼搏出来的心血之作，从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积累的厚实，掌握素材的丰富，人生阅历的练达与视野的开阔等，如影随形般难以分开，当他提笔书写时文思如泉涌，停不下收不住，以致清浊混同没法过滤。举凡具有“史诗”品格，“百科全书”式内容的作品，似乎都存在这类问题。即以由鲁迅界定为“世情小说”的《红楼梦》而言，陈独秀就认为它有琐碎可厌的地方，遑论其他了。尽管新版《大波》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缺陷，然而并非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以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假以时日完全可以弥补。对李劼人重写的《大波》有学者认为：“第二部胜于第一部，第三部又强于第二部，第四部未竟稿更为脍炙人口。多卷本的长篇小说能够一部比一部写得好，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少有的。”对此，在下深有同感，并引为知音之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十多年前一度畅销的帝王系列和为“名相”歌功颂德的“历史”长篇小说，那类小说在“戏说”历史时，犯下的常识性错误可谓百出、千出，误导了平民读者又贻笑大方。跟踪制作的帝王系列电视连续剧，大摇大摆地进入千家万户，在娱乐观众的同时，随之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试问：封建王朝的专制君主真的那么“圣明”吗？时至今日，那类哗众取宠的“历史”长篇小说已成过眼云烟随风而逝了。与之相反，李劼人的《大波》从1983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年来不断再版，拥有的读者也越来越多。书比人长寿。我们的子孙后代要认识辛亥革命和它的前奏——四川“保路运动”，《大波》是必不可少的形象参照。西方谚语云：“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是金子必定闪光”。我国民间则有“真金不怕火炼”的名言流传！
总而言之，李劼人的《大波》作为长篇历史小说，它的成就已由各位文学史家充分肯定，也为广大读者接受，某些缺陷占的比重不大、也不多，从现有的字数已达写作计划的四分之三来看，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然而，有个别学者却把《大波》的缺陷当做“失败”看待，似有“否定”之嫌；这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论断有失公平与公正，难以苟同。令人纳闷的是，有众多以近代历史题材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却不见《大波》的踪影！可能是困难又多又大，不便轻举妄动。窃以为，像《大波》这样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学巨著，要把它改编拍成电影，或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必须要勇敢地迎难而上。耑此，非大手笔不可，非大艺术家不可！我们拭目以待。
附记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是李劼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为后学的我对这位前辈先贤，怀着悠悠不尽的思念之情，而今，以八十进一的有病之身，断断续续地写下这篇拉拉杂杂的拙文，献给先生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