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社首的选择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老百姓告诉我说，社首都是敢打敢拼，说话算数，宅心仁厚，一声喝到底的人物，一般人当不得。一旦出问题，就会出人命。有位老者给我讲了一故事，说明代修筑霍泉公孙渠的时候，筑起来就塌，塌了再筑，总是修不成，最后临汾的刺史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刺史心下明白，这分明是有人作怪。这个刺史也真了得，声称修渠得用人血和泥才能成功。于是摘下官帽，一头撞到墙上，血流如注，命民工把自己的血浆和进泥里，最后水渠终于筑成。有这么一位不要命的刺史，渠社社首们再不敢造次胡来、处事不公。从此，规定了下游村庄先用水，上游村庄后用水，水往低处流是水性，由下往上次序灌溉则是人性。从此，先下后上依次用水成为三县的共识，并且将此共识写进“水薄”，供于庙堂，六百多年不变。而这位刺史也被供起来，现在庙里有一尊红脸塑像，就是此公。
民间传说，当年洪赵二县村民争水，争吵不下，县大堂上支起一口滚油锅，油锅里扔进十枚铜钱，结果赵城人捞出七枚，洪洞人捞得三枚。于是所建分水亭，赵城可用其七分水，洪洞可用三分水。这传说多半不可靠，赵城处于流域之北，地势偏高，洪洞地处流域之南，地势偏低，三七分水，也是照顾到地形地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用水量基本均衡。显然，这是村社内部经过无数次协商、妥协，最后形成的最佳分水方案。
张：河水灌溉，农田争水，这样的情形过去多有。大到国家之间，战国时代都有如何分配利用黄河水利的问题。
咱们太原附近，著名的晋祠，那样一股好水涌出难老泉，古来也是周边村民争究械斗不止。打出人命，争吵不出什么结果，县令又不能行政命令来判决，于是也有烧开油锅捞铜钱的民间传说。我注意到晋祠圣母殿前的木刻楹联，首要一副尚有“出瓮山一片石三分南七分北”这样的文字。
传说中不惜损毁肢体油炸手掌胳膊，为自家一方下油锅的好汉，因而还获得了“铁皮老虎”的美称。从此村人敬奉英烈一般，这好汉以及他的家人由合村合社供养起来。
这样的故事，折射出的是乡村社会农耕水利曾有的利益博弈，恰恰是民间的会社功能解决了矛盾、平息了械斗纷争，建造起了秩序。
鲁：这里头有许多悲壮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生存史。乡村社会秩序的自我调适、自我修正、自我维护的功能，在结社集会形式下体现如此鲜明，这些都是外在的行政管理所无法达到的。
在乡村的结社集会，大部分还是围绕着生产与生活展开的，分配水权的结社，大概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形式。在晋北滹沱河流域、桑干河流域，晋东南漳河流域与沁河流域，太原晋祠一带的晋水流域，直到今天还残存着许多结社分配水权的痕迹。
我们河曲县在清代之后就是一个航运码头，围绕码头像我们这样的杂姓村不少。无论生存需要还是行业合作需要，都离不开人和人打交道，因而许多合作性质的会社应运而生。这种合作组织，在1949年之后被政府利用起来，组成了具有基层政权功能的合作社。有麻业社、木业社、炮业社、铁业社、缝纫社、炸业社诸种企业，它们的底子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行业结社形式。
1953年开始强行推向全国农村的农业社，直到1958出现的人民公社，莫不是借用民间结社集会的名义加以号召，至少借的是这样一个壳子。剥夺掉农民自古而然的土地所有权，在名堂上使其仿佛具有了民间认同的法理基础。因为传统社会里，就有公社和私社的名目，只是此“公社”非彼“公社”。农民们入社之后，才突然发现这号农业社不是原来自己理解和经常操作的那种社，大呼上当，但为时已晚。
前些年，回乡跟一些老人们聊天。当年农业社的老社长已经八十多岁，忽然拿出当年入社的底据，说能不能让我呼吁一下县里头，把当年入社的旧账清一下，按入社的农具、牲畜、地亩给老社员们有个交代？我不禁悲从中来，不知今夕何夕。
农耕文明的秘密
张：合作化之后，整个社会没了活力，单说曾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那样自然生成的结社集会，统统被强行取缔。关于会社云云，在我就只剩下合作化之前的一些目击记忆和老辈人的传言了。
说一个最普遍和最常见的。基本上是本族本村，但也不妨扩展到外族外村，有人发起，十个人八个人说得来、合得来，就结成一个共同集资的互助会。比方十个人，每人拿出一块银元的闲钱，十个人就凑足十块钱。一块银元，对普通农家影响不大，十块钱，就能办点事情。买一匹驴、一头小牛之类。十块钱，分作十年，每一个参加会子的户头，允许单独使用一年。那么谁家先来使用呢？这就要民主协商，实在有困难要急用的，可以先用。算是众人出力帮忙做好事。一般情况，多是抽签决定。
结成这样一个会子，众口一词都同意了，要上庙烧香祭拜，神明作证，以示庄重和信用。抽签，当然也在神前来进行。无论抽到先后，不得反悔，任由天定。这个会子有个什么名堂？定名的方式与立会所供奉的神仙有关。大家供的是关帝，这个会子就叫“关老爷会儿”。关帝庙的庙会一年多有，正宗庙会是阴历五月十三，所谓关老爷磨刀的日子。立会祭祀，每年聚会，转移那十块钱的使用权，都在这一天。使用了一年钱款的主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就是在这一天，十个朋友聚齐了，上庙烧香祭拜过后，在主家好好吃一顿。
拿出一块钱，十年间谁都可以使用十块钱一年，还能美美地吃喝十回，末了咱家那一块钱原封不动收回。在我们村，这样的会子就有好几个。“吃会儿”“坐会子”，这样的名堂说法寻常都能听到。一身光鲜，这是做甚去呀？哈哈，坐会子去！好狗日的，满嘴油，哪里吃喝来？嘿嘿，三官庙的会子嘛，吃会儿去啦！
这样的一个会子，有点救急互助的功能，也有打破宗族体系制约、促进族外人际友情联络的功用。每到过会子的时候，做东的这家，男人要展示慷慨好客风度，女人要展现厨艺待客礼数，觥筹交错，培植了风俗淳厚。
——一个笑话说，这家汉子出村去坐会儿，该着回来了不见人影，着孩子到村口去瞭望。孩子远远看见他爹，奔回来报告：妈，我爹赶回个小猪子来！原来，那汉子放开肚皮猛吃，吃多了。路上大风吹落了黑色帽壳儿，竟是不能弯腰去拣，否则酒食就会从口鼻喷出。又舍不得那帽壳儿，用脚一路盘带足球似的踢了回来。从此，村里谁家汉子去过会儿，母亲或老婆就要警告：吃饱就是了，不要那么下作，给咱吆回小猪子来！
鲁：张老师真是讲笑话的高手，随口一来就是段子。
就从你讲的这种银钱互助的会子，也能看出：乡村社会的结社集会，莫不围绕以户为单位的农耕经济展开。组织、参与结社集会的，都是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或者说，结社集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农耕周期得以顺利完成。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农耕生产活动本身，没有结社集会的先例，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实践，从来没有过。
1951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会议，陈伯达仿佛心血来潮，其实是得知了高层决策动向，请赵树理参加这个会议。陈伯达问赵树理，农民有没有合作互助的愿望？赵树理说，农民既不愿意合作化，也不愿意互助组。两个人操的都是方言，结果谁都听不懂谁的话。直到会后，陈伯达通过杜润生的转述才明白了赵树理的意思，批评赵树理思想落后。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政治生活还显得满有草根气息，赵树理反映的问题还是被写进报告里呈送了毛泽东。毛也真还把赵的意见当回事，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而推迟了三四年。
曾有人辩解说，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没提高，从1953年合作化，到1980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走到了它的尽头，结果怎么样，这个还用说吗？
张：赵树理到晚年，曾经有过一个长篇小说构思，据称题目就叫《户》。他真是熟知农村的作家，是深深思考过中国农业问题的专家。我的《仇犹遗风录》系列，其中最厚重的作品《神主牌楼》，写的是什么？中心说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户”。可以说，我的这部作品完成了赵树理前辈的一个遗愿。惜乎我们的评论家看不出来罢了。
整个中国历史，有没有过集体耕作实践？当然有过。有史料确证的，一次是秦始皇，把刑徒和俘虏集中管制，强令集体耕作。那是农奴制，除去口粮，产品全部剥夺。一次就是人民公社了，也是仅仅留下口粮。
后者，全盘照搬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模式。不打粮食的集体耕作制度，强制推行；有利乡土社会的结社集会传统，断然取缔。其中的优劣利弊，非常分明。对农民有利的，对剥夺者当然不利。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来判断，赵树理站在民间立场，无怪乎属于思想落后。
鲁：农业生产效率之提高，赖于品种改良，赖于机械化进入，赖于化肥使用，赖于可耕地面积增加，唯独不能搞合作化。无论是拥有“五亩之宅”的自耕农，还是拥有上千亩土地的大农场，怎么都无法改变以户为单位经营的模式。不独中国如此，跑到美国也一样。
这个现象，或曰定律，被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称为“农业的生物学特征”。这个人在上世纪组建了中国农民党，1949年之后远赴美国，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农业顾问。
不宜结社的农耕活动恰恰是乡村社会结社的一个底子，一个背景。一旦动了这个底子和背景，那就是动了农业的胎气，就是否定它的生物学特征，就是漠视农业的规律。结果怎么样？走了一圈大大的弯路，整个民族付出惨烈代价，最终行不通。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讲，没有结社集会，乡村社会就没办法延续，没办法保持活力，也没有办法来解释。
张：我们红崖底所处那道山沟，不深，拢共三个庄子。三个庄子上各自都有村中主要庙宇，合作化之前，三个庄子都有各村的庙会，也都唱过戏。
我们村搭台唱戏，当然是药王庙的庙会。正是我爹回村盖房的日子，各家四乡八里的亲戚六人，接到通知邀请，赶车骑驴的都来看戏。这是偏僻山村长脸争面子的盛大集会活动，会社的负责人东跑西颠，扛杉干、借棺板，戏台子一定要搭得宽大美观；挨门挨户叮嘱周知，看戏要谨让外来亲戚，招待务必热情、礼数务必周全。会社的成员图个什么？不图什么。公益事业，村社荣誉，高于一切。
三个村子，张家庄居中。张家庄正北，便是我县名山碧屏峰。山峰绝壁半腰，建有三村一同奉祀的玉帝庙。庙宇正殿背后有千佛池，池水终年不涸；半崖有六师洞，深不可测。庙宇依山而建，悬空寺一般，因而没有地界修建戏台。给玉帝王母唱戏的戏台，于是建在山下的张家庄。
玉帝庙会，三村联合会社操办，愈加隆重。奶奶带我进沟里看戏，四伯专门备起大车。二里来地，奶奶嫌张扬，但她那小脚，“四退六进一”，一上午都扭搭不到戏台跟前。结果，铁脚大车停到戏场，四伯卸了牲口牵到户家圈里去喂食，奶奶体体面面端坐在车厢子里，母孙二人看台上那红脸黑脸老旦小丑。
唉，自打合作化之后，一沟三村就再也没有唱过戏。
三村共管的玉帝庙，香火不绝几百年。中华民国政府盂县知事王懿昌，那是老百姓口碑不绝的一个好官，曾经前来游览，碧屏峰绝壁上摩崖石刻留有诗句。我认字之后读通了句子，至今可以背诵下来：
峭壁巉岩陡接天，
亚似屏风璧玉妍。
雨郁两峰双耸秀，
楼高半岭几飞仙。
清流千佛池中水，
翠映六师洞外天。
欲问当年修化事，
相传已久不知年。
合作化之后，三村玉帝庙会社解散。不再唱戏，也没有人维护那座建在绝壁上的庙宇。唯有一再的破坏，反复的捣砸。几十年间，我多次拜谒过那座先人建造的庙宇。一次比一次破败，一次比一次看着惨然。最后是蛇鼠出没，坍塌倾圮，一片荒芜。
——不知顺民你联想过没有？华夏大地神庙的倾圮，简直是个最显在的象征。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厦的倾圮，几乎与之同步，只剩下一片荒芜。
在合作化之前的我的童年记忆，仿佛是一个飘远了而又总是亲近的梦。有如晨星，高远而又清晰。看到自己梦牵魂萦的故乡、那融在自己许多次梦境里的景观遭到那样的损毁破坏，像是有什么恶魔钻进了你的梦境，你又百计祛除不去。
鲁：咱们本回开题说结社集会是“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概括十分准确。反过来讲，大政府小社会，就是在挤压社会、挤压每一个人，乃至挤压了人的梦想。
咱们在第一回里就说过，由行业神为号召为精神凝聚，民间有许许多多行业社与行业会。清代之后，其中最大的结社集会形式莫过于每一地方的商会。商会组织其实同乡村的结社集会一样，它的产生、管理、制度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就不必宕开细说。
后来，这些组织当然没有它存在的制度土壤了。国家权力下行，民间社会萎缩，如你所举的若干例子，乡村庙会，草台戏班，统统消亡。当然也包括供奉神灵的庙宇，毁坏殆尽。更不消说那些曾经不可或缺的会社了。它们只在属于回忆的乡村生活细节里，才可以整理出零零星星的线索，令今天的孩子们听来，仿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吉寿造反
